乔耀章：论政府知识基础

知识政治学是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正在兴起的一门学科。作为一种介于政治学与知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其主要体现在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的转换。从知识变迁来解说政治变迁, 是知识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方法 。从一定意义上说, 人类的历史确实是以知识为导向的发展过程。政府过程也是一种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特殊的人类行为过程。这一点即使在神学政治学那里也承认。在神学政治学那里, 人受双重的治理--既有内在心灵与永生的治理; 又有民事判断和统制行为的政治。  而这些治理和统制恰恰依赖着知识的变迁, 而知识的变迁又赋予了这种治理与统制以合法性基础。而世俗的政府更是依赖于知识的发展,这种发展既体现在政府治理对象的变化, 也体现在知识对政府自身的改造。

一、基于知识的政府结构

什么是政府, 这是一个众说纷纭而难以解决的问题。截止目前, 关于政府的定义主要有三种说法, 即一般意义的政府、国家机构的政府、非国家机构的政府; 阶级社会的政府和无阶级社会的政府; 原生型政府和次生型政府等。

从一般意义上看, 这样的划分法背后存在一种方法论的差异, 但是从知识政治学的分析框架, 这背后只是由于知识基础的不同而导致的政府过程的变迁。

1. 城邦时代的政府及其知识基础。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是一种超越国家阶级的政府, 那么这种政府是和古希腊的政治学尚未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有关。在理想国之前, 甚至一直到了政治学, 对政治的分析是基于伦理学道德批判之上的, 因此在古希腊, 会得出最好的国王应当由哲学家来担当的基本结论: " 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 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 ,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 或者, 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 受到神的感化, 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 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

当我们对柏拉图" 哲学王" 思想进一步分析后发现, 这种以道德的自我实现而实现国家治理的" 善" 本身也是基于柏拉图对知识的认识的。在柏拉图的视野里, 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见世界包括实物的本身和影像; 可知世界主要是指理念世界和实物的本质, 而可知世界的理念世界和实物的本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理念--- " 逻各斯本身凭着辩证的力量而达到的那种知识。"   因此, 正是这种知识的抽象性与深刻性,一般人不能领略, 而只能借助于哲学家的力量。

在上帝之城不能与世俗之城分离的时代, 依靠高尚的灵魂自净实现政府治理的善只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柏拉图在世界的最深处隐藏了知识, 这种隐藏既给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乃至后来的政治学家提供继续分析的动力, 也给后来的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即得到民众支持的政府一定是掌握了这种知识的政府, 而失去了支持的政府则可能是失去了对这一知识的正确解读。同样, <<理想国>> 还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的道理, 即在政府形成的初期,对知识的依赖也是初步的, 在知识体系分化尚不成熟的古希腊, 作为那一时期知识顶峰的哲学和伦理学也必然成为政府的基础。同样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知识也同时成为了那一时代一个政府合理性批判的标准。

2. 工业时代的政府及其知识基础。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解放了人类, 把大写的人从上帝的束缚中彻底剥离出来, 工业革命以摧枯拉朽的姿态昭示着一个属于人的现代政府的现实可能。科学和理性从而成为政府的内在要求和运行基础。

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催生着政治学、文学、心理学、经济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巨大发展, 而这些知识先后以平等、合同、人性、理性等内容成为了现代政府的知识基础。当世俗之城获得了统治合法性不久, 霍布斯、洛克、卢梭先后在这些合法性中塞进了经济学中的契约因素。霍布斯告诉人们, 物体是独立的客观存在, 物质永恒存在并处于运动之中。他指出, " 在人类的天性中,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竞争, 第二是猜疑, 第三是荣誉,,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摄服的时候, 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   为了保持安全, 人们通过契约成立国家和政府, 于是伟大的" 利维坦" 诞生了。人的力量经过洛克进一步放大, 在洛克那里, 国家已经与市民社会能够截然分离。而卢梭的呐喊则是破天荒的, " 人生而自由, 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 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文艺复兴以来的政府同样经历了主要学科发展的碰撞和交织, 这一点在卢梭那里最为明显。卢梭是一个在神学政治学中痛苦挣扎的使者, 在卢梭的逻辑中, 个人空间走向了公共人格, 也走向了道德共和体 。而众所周知, 他的理想导致了罗伯斯庇尔的出场, 导致了一个留下争议的大革命的政府框架。而洛克的分权学说经过孟德斯鸠的改造, 也最终成为了美国政府的知识基础。

工业革命最终催生了世界市场的一体化趋势,应当说, 在现代政府的建立过程中, 经济学作为政府的知识基础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伦理学、哲学的光环逐渐逝去, 经济学以工业革命和市场全球化为载体成为一种世界话语。经济学中的理性与效率原则成为19- 20世纪上半叶的政府过程的重要原则。以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政府成为" 最小" 意义上的政府, 政府在市场资源的配置中显得似乎无足轻重。但是在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后, 在美国, 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政府知识基础遭遇了巨大的挑战, 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罗斯福" 新政" 启动了政府知识基础的变革--- 以政治学逐步取代经济学, 以政治学强硬的干预与保障取代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的软弱与退缩, 而强政府也成为美国" 新政" 时期的主题词。

3. 治理时代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如果单单从字面上讲, 非国家机构的政府只是一种特殊的政府表现形式, 或者说是一种与国家暂时分离的政府, 如18世纪美国大陆会议与美国国家, 20世纪法国戴高乐将军的" 自由法国" 流亡政府与法国国家的关系。 但是我们所说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重要是指一种价值指向。

在后工业化时代, 市民社会的理论开始凸现其在政府理论中的特殊地位。国家机构的政府理论开始出现了其知识性危机。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 政府总是一定具体的可见的机构。西方政治学对于政府的产生给出了许多假定, 但不管是契约论还是神创论, 他们都认为政府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历史产生的。因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必须伴以良好的社会秩序, " 社会一旦组成, 政府就必然产生, 它对于保持和维护社会秩序是必需的。"   谢庆奎教授也持相同的观点。他指出, 公共权力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 就会有公共权力的行使  , 而公共权力的行使是出于控制私人权力、维护公共秩序的目的。" 上帝确用政府来约束人们的偏私和暴力。"

由此可以看出, 政府只是和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关, 而不同一定具体的表现形式有关。因此我们讨论政府是国家机构还是非国家机构主要是讨论社会秩序的行使者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否存在的问题, 而不是其表现形式的问题。正因为如此, 我们认为政府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 既存在着国家机构的政府, 也存在着非国家机构的政府 。在史前社会, 人民需要政府, 即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当人类社会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人民还依然需要政府---即前文所指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 不同的是在这一时期, 由于社会进入高度自治的理想状态, 社会中" 所有人参加了一切业务(职能)"  。因此, 政府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始终的。

事实上, 从知识政治学的视角, 非国家机构的政府只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方法论视角, 现有的市民社会、治理理论和网络技术、信息革命已经使政府不可能仍然停留在古典时期、工业革命时期, 原先的知识体系不能简单地构建现代政府甚至后现代政府的基础, 非国家机构的政府理论试图把现有的政府的知识基础引向更加久远的思考。

二、基于知识的政府过程

如果说政府是一种维护公共秩序、分配公共利益的公共机构, 那么研究政府这一机构的功能就不能不关注到它的运作过程--- 政府过程。所谓政府过程,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就广义而言, 政府过程意味着在特定的政治共问体中获取和运用政府权力的全部活动, 它几乎是" 政治" 的同义词。而就狭义而言, 政府过程特指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政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政府过程) 般被理解为政府决策的运作过程, 主要包括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等功能活动及其权力结构关系。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政府过程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学强调研究法定的政治制度和正式的政府结构的一种反动而出现的。 本文取的是狭义的政府过程概念, 即政府决策的运作过程。我们认为, 正是政府过程才是基于一定知识的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或者说, 不同的政府知识基础也必然体现为不同的政府过程。

1.政府知识基础的单一化与政府过程的简单化。政府系统的形成总是基于一定的知识体系的, 在古代希腊, 政府过程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判断, 人生来就必须依附于城邦, 并在城邦才能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那么城邦及其政府也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组建的, "对全体希腊人来说, 城邦就是一种共同生活,,因此, 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 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这个基本思想涉及到的各个不同领域在当时希腊人的心目中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按照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 希腊人的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 而且同时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

正是基本知识的统一性, 希腊城邦的政府过程也是简单而直接的。希腊的公民是自豪的, 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参加政府过程, 如果他愿意, 他甚至可以直接进入政府, 伯里克利将军的演讲体现了这种人人可以直接进入政府的自豪感, " 任何一位公民只要有所作为, 他就会被推荐担任公职; 这不是一种特权, 而是对功绩的报偿。贫穷绝不是一个障碍, 一个人不论他的身世多么寒微都能为他的国家造福。"

知识的统一甚至单一化造就了简单的政府过程, 在公元前五世纪, 雅典人似乎都成为了政治学家们和政治家, 他们热衷于辩论政治问题, 政府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本来是一个积极地公开讨论的过程, 而这些讨论之所以能够取得一致, 仍然在于他们共同的知识体系。在" 史学之父" 希罗多德的笔下, 曾经有关于这种讨论的记载, 他记载了七个波斯人的一个关于政体的讨论: 诸如君主往往蜕化为僭主, 而民主政体推行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民主政体容易变成暴民统治, 因此由一些最贤明的人来治理国家肯定是可取的, 然而最好还是由一个最贤明的人来实行统治。萨拜因指出, 这恰恰不可能是波斯人的论调, 而必然是雅典人的地道的论调。因为在雅典, 当政治哲学产生以前, 这种对政体形式的标准分类在当时多少具有一般推理的性质。当这种分类法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出现时, 它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而无需过于认真加以对待了。

2. 政府知识基础的复杂化与政府过程的理性化。虽然萨拜因肯定了古希腊单一政治思想中存在复杂性的内容, 但是在这些知识作为学科独立出来后, 政府单一的知识基础就逐渐被打破了。雅典城邦被野蛮国家征服, 打断不仅仅是一种文明, 更是宣告一种政府单一知识基础的终结。早在波里比阿的调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