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四十二

（一）斯大林在１９５２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了重大影响．他针对当时苏联党政机关和经济学界某些人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苏维埃政权机关作用的弊病，强调指出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并有重要意义的．那时，中国的党政机关和经济学界，乃至包括哲学界在内的整个理论界，也主要是从这一视角来学习和领会斯大林的这部著作的，尽管当时的“学习和领会”是十分皮毛的。对于经过“大跃进”和“文革”这样惨痛教训的中国党、中国人民来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中，把握客观规律，克服主观蛮干，肃清左倾流毒，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但是，在深入研究斯大林的这部著作时，就不难发现它的不足之处，而至今，人们对它的不足，仍未引起重视。指出这种不足，对于执政党及其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与治理，是必要的。首先，斯大林常常把客观规律本身，与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混为一谈，造成了逻辑上的混乱。这当然与俄语中的ЗАКОН既含有“客观规律”的意思，又含有“规则、法律”的意思有关，但也与使用者对两种含义不加区分有关。斯大林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是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0页――以下引文凡未注书名者，均出自此书）但他接着就把“自然科学规律”与“自然规律”混淆起来：“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制造新的科学规律。”其实，虽然改变客观规律是不可能的，但改变科学规律却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这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人们熟知的波义耳马略特定律是科学定律，但是雷尼奥却改变了它，使它变得更科学了。牛顿的力学三定律是科学定律，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和海森堡、玻尔等人的量子力学却改变了它，使它变得更科学了。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容易导致否定真理具有相对性，导致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表述绝对化的不良后果，这种绝对化，至今还随处可见。当然，斯大林的这种失误是与前人有时也犯“混淆”的毛病有关，例如黑格尔就曾不加分析地认定过“规律分两类，即自然规律和法律。”（《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页）其次，斯大林常常把“规律”和“结果”混为一谈，认为“新的规律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第541页）“社会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而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第542页）。这里如果暂时抛开“人们的意志”不谈，斯大林显然是把规律看成是一定条件下的某种结果了。其实，按列宁的说法，规律是一种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页）“条件加结果”才是关系，“结果”本身并不是关系，因而也就不是规律。应该说，人们在规律面前的确是无能为力的，但在结果面前却是有能为力的。就是说，在人们正确地认识了规律之后，通过对“条件”施加影响，便可以改变“结果”。恩格斯曾经举例说：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就可产生某种效果，但如果出现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那就不会产生某种效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3页）这里改变的不是规律，也不是什么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而是结果。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容易导致否定规律客观性的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这种唯意志论，至今在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中还随处可见。最后，斯大林常常把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弄成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类的抽象实体或抽象关系，似乎在人类社会中，一边站着的是规律，在导演着某种预定的结果，另一边站着的是人，在那里“影响”着规律。所谓革命势力“符合”了社会规律，反动势力“对抗”了社会规律等说法，都是把人的活动从社会规律中排除去了的不当说法。因为正是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规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在社会规律之外去影响规律的，没有人参与其间的“社会规律”是不存在的。把社会规律非人化、神秘化，会导致把社会规律的表述凝固化、神圣化，这正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流行的教条主义，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

（二）如果对“规律”进行逻辑学分析的话，那么可以把“条件”（原因）视为“前件”，把“结果”（后果）视为“后件”。有因必有果，因果律就是规律。而因与果的本身和因果关系，都是复杂的，对此，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深刻地揭示。人们知道，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研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确立了“现实世界的简单性”的观念。正是在空间上，把研究对象分解为各种简单的要素如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等，在时间上，追溯到对象的原初状态，才使自然界愈益表现出统一性来，才有可能真正认识现实世界，这已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不过，这种简单性的观念的流行，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病，所谓“拉普拉斯妖”，就是这种弊病的表现。十九世纪初的法国物理学家兼数学家拉普拉斯断定，如果能给出宇宙中一切物体、粒子的初始位置和运动方向、速度，就能列出并解出所有关于这些客体的微分方程，预知未来的一切和推断过去的一切。这种基于牛顿经典力学的机械决定论的科学观，甚至影响到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关于量子力学正统解释的完备性问题上，同玻尔所进行的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论，表明了科学家们有时过分追求“简单性”的弱点。当然，爱因斯坦并非完全忽视“拉普拉斯妖”的弊病，他曾说过：“从直接经验的观点来看，并没有精确的决定论。这一点大家完全同意。”他还指出：“从基本概念到经验上可以检验的结论的各种思想链条，是具有不同的长度和复杂性的。”（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09、439页）在爱因斯坦去世后的几十年间，物理学和其它学科的新进展，使得“复杂性”问题突出起来，不但自然科学领域，而且社会科学领域和思维科学领域，人们都发现了相似的复杂现象，并表现出某些共性。我国科学家郝柏林院士正是在探索和研究复杂性的过程中，提出了“非线性科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这种非线性科学在解释因果关系时，超越了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即超越了“有确定因必有确定果”的线性因果观，突破了叠加原理和把对称性、还原论做为固定预设的思维习惯。这种非线性科学所揭示的思维方式，使人们能以看到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并在当下实践中从多种因果关系中确定那一种是主要的和急需的，也使人们易于把握现代系统科学中“一加一大于二”这种非叠加现象，以及“对称破缺”（微观领域中的宇称不守恒）和“绝对还原”之不可能性（生物学定律不能全部还原为化学定律和物理学定律）等诸多现象的深层次的机理。这种非线性的思维方式，为现代科学哲学中的“突现论”、“随机论”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余地。看来，“过去”并不完全蕴涵“现在”，正如“现在”并不完全蕴涵“未来”一样。人们如果指望占有“过去”的全部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再运用已知的线性方程进行逻辑运算，便会得知“现在”的一切，正象指望通过占有“现在”的一切来演绎出“未来”的一切一样，是注定要失算的。这种非线性科学，是与二十世纪兴起的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直接相关的。本来，任何科学规律都只是对客观规律的近视的反映，都不可能是绝对精确的，都会有所遗漏，带有某种空虚、夸大的成分，都需要进一步修正、完善和发展。

（三）在谈论客观规律与人的关系时，特别是社会规律与人的关系时，既要看到对立的方面，又要看到统一的方面。以社会规律而言，这里就包含着人们的作用，因此，那种流行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说法，是有必要重新界定和进一步澄清的。如果象通常理解的那样，把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说成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够确切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光是旧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和与其相应的阶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国际环境与国际关系，是不能“自动”导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这里必须“加上”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正确的纲领路线，及其率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样的主观条件。对此，毛泽东曾做过深刻的论述。同样，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社会转折关头，以邓小平、胡耀邦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用其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成为中国社会走上繁荣富强道路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的确，马克思当年讲过：“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但在这里，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发展是“自动实现”的，他所讲的“物质条件”，就包含着人的能动作用，没有人的能动作用，新的社会“是决不会出现的”。当然，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本身也是复杂的，因为人性的本身就是复杂的。在社会生活中，人性除了表现为自然属性外，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属性，表现在知（认知）、情（情感）、意（意志）之中。正是这种知、情、意的有机综合，才能在面对客观现实时，表现出个人、群体、集团、政党的主观能动性来。这种能动性，就是科学地认识世界，准确地把握客观规律，进而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并采取有效的行动。这就要求个人、群体、集团、政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磨炼自己的真情实感，锻造自己的坚强意志。值得指出的是，人的社会属性，即使在阶级社会中，也并非就是阶级属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如何，主要在于人的社会属性所体现出来的整体素质如何，而主要不在于人的阶级属性如何。应当克服长期以来流行的那种以为只要站在无产阶阶的立场上，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树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能认识社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种机械阶级论的观点。人们记得，毛泽东曾宣称“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57页）。这种说法，在人们认识例如社会主义制度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科学原理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产者乃至共产主义者并非注定“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一个共产党人乃至党的领导人，要真正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应当谦虚谨慎，经常想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老老实实地学习、锻炼、修养自己，遇事要善于调查研究，真正把握该事物的规律，而不能自以为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了，甚至成了一个彻底的无产者或共产党人了，就足以高人一等，“比资产阶级高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