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两种民主模式与第三波民主化的稳固*

【内容提要】为什么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有些新兴民主国家实现了民主稳固，而另一些却走向了民主倒退甚至崩溃？在常见的“经济水平论”、“制度选择论”、“社会结构论”、“政治文化论”和“国际环境论”之外，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精英行为论”。本文认为，对民主观念存在两种理解（“程序性的理解”与“实体性的理解”），而这两种理解导致了两种政治精英行为方式，进而构成了两种民主模式（“多元制衡式民主”与“赢者通吃式民主”），后者往往带来民主的倒退甚至崩溃。换言之，在民主转型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定观念下的精英行为与选择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兴民主国家民主稳固的前景。在理论阐释之外，本文还选择了南非与委内瑞拉两个案例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关键词】第三波民主化民主模式民主稳固政治转型

一、研究问题与背景

第三波民主化在民主稳固方面所遭遇的困境有目共睹。埃及和泰国民主的崩溃、乌克兰民主在应对政治危机方面的无力、委内瑞拉和匈牙利民主的倒退、肯尼亚和科特迪瓦选举后的骚乱……都是民主稳固难以实现的最近事例。《经济学人》2014年3月的一篇社论《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民主悲观主义”：“赶跑一个独裁者比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民主政府要容易得多。新政权开始动摇，经济开始挣扎，整个国家发现自己至少和之前一样糟糕。这是阿拉伯之春中很多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也是十年前乌克兰橙色革命所发生的事情……民主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世。在那些独裁者被赶跑的地方，反对派大多没能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即使在那些民主得以建立的地方，系统的缺陷令人担忧地显现，对政治的幻灭也随处可见。但就在几年前，民主看上去似乎将统领世界。”①

什么是民主稳固？林茨（Linz）和斯蒂潘（Stepan）曾经就什么是“民主稳固”做出经典论述。他们指出，民主稳固的含义是：行为上，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力量企图通过颠覆民主或者退出国家来达成其目标；态度上，绝大多数社会舆论，即使是在重大的经济或政治危机时，也仍然相信民主制度是公共生活的必要方式；宪法上，政府或非政府力量习惯于用既定的、民主地产生的法律程序来解决冲突。一句话，当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规则、激励机制，已经成了“政治中唯一的游戏规则”，民主稳固才算实现。②这个看似复杂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重要的政治力量都诉诸民主的游戏规则来表达偏好、制定政策、解决冲突。换言之，当重要的政治力量诉诸非民主的游戏规则――政变、革命、暴力、战争――来参政时，民主的稳固就没有实现。

根据“重要政治力量避免非民主手段”这一原则，民主稳固的最低标准，就是一个国家／地区民主得以存续以及没有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固然，民主稳固还可以有更高的标准――比如，重要的政治力量诉诸非民主手段，导致非暴力化的宪政危机，这种情形下也可以说民主尚未稳固。甚至，更高的标准还可以包括公共服务的提升、腐败的遏制、经济水平的提高等等。但是，从可操作的技术层面上来说，本文将以最低标准――非民主手段的缺席――来作为“民主稳固”的最低标准，即，第一，民主没有崩溃；第二，没有出现大规模暴力冲突。用这一标准来衡量第三波民主化的稳固，当然不是说一个民主相对稳固的国家／地区没有重大社会问题，而是指这个国家／地区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1974年以来的民主化），所经历的问题没有导致民主崩溃或大规模暴力。

根据这一标准，第三波民主化的“民主稳固”成果有限。从1974年到2014年，在92个进入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地区（以下简称“第三波案例”）中，有32个（超过三分之一）曾经经历过民主崩溃。尽管其中有18个已经又重返民主，但是如此之高的“崩溃率”还是展示了民主化道路之曲折。③同时，在这92个国家中，有27个在民主化后爆发了显著的暴力冲突（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民主化之前没有显著暴力冲突）。④考虑到民主崩溃国和暴力冲突爆发国之间有相当高的重合率，实际上经历过“民主稳固困境”的国家数量为46个，也就是占第三波案例的一半左右（见表1）。

一半左右的第三波案例经历了民主稳固的重大挫折，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⑤但是同时也需要指出，另一半的国家／地区能够在此期间实现民主的相对稳固，即民主化后没有经历民主崩溃或者大规模暴力，放在历史长河中看，这也是一个重大成就。历史上的政治转型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参见法国革命、英国内战和美国革命，更不用说苏联革命、中国革命），几十个国家能够相对平稳地完成政体转型，可以说是一个政治进步。

那么，如何解释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民主稳固”或“民主稳固困境”？为什么在民主转型后，有些第三波案例中主要的政治力量诉诸政变、革命或战争来表达诉求，而在另一些国家，民主则能够比较顺利地走向稳固？这是本文试图研究探讨的问题。

本文剩下的部分将分为四节。第2节将就民主稳固的解释对现有文献进行回顾和简要分析。第3节将以“政治精英的行为选择”为出发点，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本节试图论证，两种民主观念（“实体性的民主观”与“程序性的民主观”）导致两种民主模式（“多元制衡式民主”与“赢者通吃式民主”），政治精英在两者之间的选择，对于民主能否稳固影响重大。第4节将试图通过委内瑞拉和南非两个案例的对比，对第3节中的核心观点进行进一步说明。第5节将对本文内容进行简要总结。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

民主何以稳固？对此，比较政治学界已经提出众多解释。大致来说，现有解释可以分为“经济水平论”、“社会结构论”、“政治制度论”、“国际环境论”和“政治文化论”。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只能对这些观点进行简要说明。

“经济水平论”强调，民主稳固的根本条件是经济发展。根据这个观点，民主是一种资源分配方式。在资源极度稀缺的地方，民主制度过于奢侈，因为政治宽容的成本过高。只有经济相对发展的地区，资源才能满足多数人的需要，民主这种依靠“多数原则”的制度才能存活。普泽沃斯基（Prezworski）等曾经在《民主与发展》一书中对此有过经典描述。根据对1950年―1990年民主政体的研究，他们发现，“人均收入对于民主的存活具有重大影响……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民主的预期寿命是8年。在1001―2000美元之间……是18年。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时，民主崩溃的可能性接近于0。事实上，人均GDP超过阿根廷1975年的水平（6055美元）后，民主还没有被推翻过”。⑥

“社会结构论”则强调，当一个社会在结构上存在严重对立时（尤其是二元对立）――无论是阶级对立，还是族群对立、宗教对立，或者地区对立、城乡对立――民主就很难实现稳固。这是因为，诉诸已有的社会裂痕进行政治动员，往往是投机主义政治家赢得选票最便捷高效的方式。如果说威权体制还有可能通过暴力压制来掩盖社会矛盾，那么民主内在的动员机制则意味着要激活社会群体的派系认同，从而扩大社会裂痕。这一点在新生民主制度中格外显著，因为转型阶段意味着旧的国家机器已经瘫痪，而新的制度建设尚未成型，捉襟见肘的国家能力很难应对高涨的政治冲突。斯奈德（Snyder）和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在《从选举到暴力》以及《选上去打》这两本书里集中论述了新生的民主制度如何激化社会矛盾。⑦戈尔德斯通（Goldstone）等也发现，过于活跃的派系政治――而不是民主政体本身――会增加暴力冲突的可能性。⑧在《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中，包刚升也将选民的政治分裂作为民主崩溃的核心解释之一。⑨

“政治制度论”则强调正式制度选择的重要性。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林茨以及利普哈特（Lijphart）。在其经典论文《总统制的危险》中，林茨强调了议会制相对于总统制的优越性。总统制内在的二元合法性（总统和议会各自有自己的合法性基础）、非赢即输的结果（议会制可以有局部输赢）埋下了政治冲突的伏笔，而总统制缺乏弹性的制度设计又很难为冲突的化解提供台阶。⑩利普哈特则把民主的制度设计分为两种：协作式的（consociational）和多数式的（majoritarian）。协作式的民主制度大体上包括议会制、比例代表制、联邦制、行政权力共享等要素，而多数式的民主则倾向于总统制、单一选区制、单一制和行政权力一党独享等元素。在他看来，协作式民主比多数式民主更有助于民主的稳固。11

“国际环境论”则认为民主的传播与稳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环境。根据这种观点，当国际秩序由民主国家主导时，民主更容易扩散和稳固，而当威权国家主导国际秩序时，民主则更可能衰落。卡根（Kagan）曾经这样概括：“民主制度自1950年以来扩展到100多个国家，或许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渴望民主，而是因为自1950年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12“第三波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独裁之间的这种轮替被打断了。很多国家进入了一个民主阶段并且保持了下去，这是为什么？答案与世界实力和观念的格局有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环境对民主更有利，而对独裁政府的挑战却比从前更大”。13博伊克斯（Boix）则用统计模型论证了同一个观点，即在“民主霸权”的国际环境下，民主转型更容易发生和存活。14

“政治文化论”则强调民主稳固需要文化基础。当制度明显超前于或者落后于文化发展时，制度都是不稳定的。在这方面，做出最有力论证的是英格利哈特（Inglehart）和威尔泽尔（Welzel）。在《经济发展、文化变化和民主》以及《自由上升》这两本书中，他们通过几十年的“世界观念调查”数据得出上述结论。具体而言，威尔泽尔将有关平等、宽容、参与、自主性四个方面的观念表现总结为“解放的价值”。当“解放的价值”水平高时，民主就能够稳固，否则，政体制度的水平将跌回一个国家政治文化所能接纳的范围。15

本文无意于否定这些视角的解释力，甚至不否认在许多情境下，它们构成了对民主稳固与否的主要解释。但是，它们分别都有其不足。就经济水平来说，很多第三波案例中的民主崩溃或动荡都难以用经济水平来解释，尤其是其中的大国。比如，转型之初，俄罗斯的人均购买力GDP高于波兰、立陶宛、保加利亚等国，16但是这几个国家都实现了民主的相对稳固，俄罗斯却没有。直到最近，委内瑞拉在拉美地区一直是经济上名列前茅，但是当拉美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走向稳固时，委内瑞拉却走向了民主崩溃。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其民主也始终摇摇晃晃，但是从人均购买力GDP来看，尼日利亚明显高于赞比亚和加纳（以2010年为例，尼日利亚是5230美元，加纳和赞比亚分别是3430美元和3381美元）――两个民主相对稳固的非洲国家。哪怕是“阿拉伯之春”，从人均GDP来看，2011年突尼斯和利比亚非常接近，如果从经济水平预测，两个国家民主稳固的成功率应该是相似的，但结果却截然相反。如果经济水平对这么多的国家（尤其是全球战略性大国）民主稳固的预测力不可靠，或许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它来做出判断。

同样，社会结构论也遭受了很多批评。比如，菲尔伦（Fearon）和雷汀（Laitin）在其经典论文《种族性、起义与内战》中指出，如果控制经济水平，族群或者宗教的多样化乃至两极化，对于冲突爆发没有显著影响力。17固然，清晰的社会裂痕为民主动荡准备了条件，但是，正如斯奈德和曼斯菲尔德的分析所微妙揭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