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越 牛仲君：“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跨越党派的共识

内容提要：在“二战”后的历史和外交实践中，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形成了跨越党派的中等强国认同。澳大利亚工党在几十年中建立了“中等强国外交”传统，工党领袖们直到今天仍然在努力使之发扬光大。保守党虽然没有使用“中等强国外交”来概括自己的外交路线，但正是保守党政治家首先给澳大利亚贴上了“中等强国”的标签，并对中等强国认同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都认同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身份，工党形成了以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为特征的多边行为偏好，而保守党则主要将与强国结盟作为中等强国的生存之道。

关 键 词：澳大利亚  国家认同  中等强国  工党  保守党

中等强国是对英文“middle power”的翻译。历史语境不同，这一概念的所指也不同。从中世纪到“一战”，中等强国的概念在欧洲学者的著作中时隐时现，内涵并不统一。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middle power”一词被引入外交领域，但是一些可以被称为中等强国的国家还没有产生自觉，自我认知仍然停留在与大国的关系上。“二战”后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为讨论中等强国提供了一个确定的历史语境，中等强国作为一种国家类别形成了自我意识。因此，讨论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需要梳理该国“二战”之后的历史。

关于如何界定中等强国，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出七个方面的界定标准。第一是人口与领土。人口与领土是一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可以直接作为数据指标在量化研究中使用。中国学者王逸舟在研究国际社会的等级时，首先以人口为指标对国家进行了划分，其中中等强国是指人口在5000万至1亿之间的国家。①在此基础上，王逸舟对这些国家的面积进行了比较和说明。第二是经济力。在加拿大资深外交官瑞德尔(R.G.Riddell)对中等强国的界定里，把经济力描述为中等强国对外行为的物质基础。②第三是军事力。军事力与一国对外行为的关联特别突出，且在国际政治中对国家规模的判定时，往往是军事力的权重大于经济力。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次要国家(包括中等强国和小国)“只具备保卫有限利益的手段”，勉强能够维护自己的独立，或者连维持独立也有问题。③第四是外交力。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中等强国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大国主导之下的中等强国，之所以能够在某些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力，得益于其外交力的创造性发挥。④第五是国内领导力。一国政府要将实力转化为对外行为从而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必须有能力调动其国内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资源，因而国内领导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方面。第六是国际影响力。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认为，大国是那些塑造国际秩序的国家，而中等强国是在特定情况下能够塑造国际体系运作方式的国家；中等强国能够通过塑造国际体系的运作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在面对某一大国挑战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做到。⑤第七是心理认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将国家划分为四个等级，中等强国是其领导人认为自己单独行动无法有效对体系造成影响，但有可能通过结成小集团或通过国际机制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⑥

本文认为，在界定中等强国时，相对于国家实力，心理认同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维度。一个中等强国的确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性实力(人口、领土、经济力和军事力)与非物质性实力(外交力、国内领导力和国际影响力)，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去实现本国设定的对外政策目标。然而心理认同，也就是处于本文讨论核心的“中等强国认同”却能够带来行动的意愿，因而对于中等强国外交来说更为关键。在中等强国外交中存在一个中等强国的行为逻辑，实力是外交行动的基础，而认同却造就外交行动的意愿，因此中等强国认同是中等强国外交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所谓“中等强国认同”，就是通过考察一国领导人的心理认同来判定该国是否具有中等强国的国家心态。这一“国家心态”至关重要，它能够激发中等强国领导人为本国外交设定更高的目标，寻求在某些领域和国际议题上发挥特定的和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在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寻求发挥领导力的机会。具有中等强国的国家心态，在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目标时才会以一个中等强国的身份去思考和谋划；而缺乏这种心态，即使该国拥有仅次于大国甚至与大国相当的国家实力，其外交也会流于平庸。中等强国是那些不仅拥有相当的实力，而且愿意将这种实力投入外交领域、将其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强国，中等强国认同是推动其中等强国外交的重要动力。澳大利亚工党外长埃文斯(Gareth Evans)极力推崇“中等强国外交”的理念，使之成为概括工党外交传统的标志性语汇。埃文斯时期的工党外交成功提升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影响，促进了澳大利亚国内对于工党所界定的“中等强国外交”的接受度，“中等强国外交”几乎成为工党外交的代名词。⑦本文的研究显示，澳大利亚保守党同样具有“中等强国认同”，它认同澳大利亚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中间等级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定位。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两党政治中，工党和保守党都具有中等强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两个党派都实行中等强国外交，只是各自的政策含义不同。下文将仔细梳理两个党派“中等强国认同”的发展脉络，总结出这一认同如何影响了不同党派在外交上的行为取向，并具体分析这种影响在各个时期外交中如何体现。

一、工党“中等强国外交”的确立与发展

传统上，只有大国和超级大国才是国际体系的主角；大国之下，都是芸芸众生。“二战”末期中等强国概念的兴起，为澳大利亚这类国家带来了机遇。中等强国认同引领它们在国际体系中锁定更为有利的位置、获得声望与影响力。澳大利亚工党之所以选择中等强国身份并着力追求“中等强国外交”，是因为这样能够为澳大利亚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

旧金山会议以及联合国的政治实践造就了一批中等强国，澳大利亚是其中的代表。其倾向于运用多边手段解决国际问题，因为中等强国通过联合具有类似想法的国家，能够有效对抗或者制衡大国权力，从而保障本国利益的实现。中等强国往往避开大国主导的传统安全领域，选择联合国维和、防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领域，积极和大力参与，甚至担任领导角色。另外，中等强国还表现出一种成为“国际好公民”的倾向性，遵从国际法，与大国相比较少显露出自我中心的利益驱动。埃文斯后来把这些行为抽象为三个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澳大利亚工党的中等强国认同，带来的是对这三大主义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行为方式的认同，工党不同时期的外交实践都体现出这三大主义的影响。

1.1 奠基者伊瓦特(1941年10月-1949年12月)

赫•维•伊瓦特(H.V.Evatt)是澳大利亚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在出任澳外交部长的九年里，他不仅带领澳大利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独立，更在联合国筹建过程中让整个世界记住了澳大利亚。伊瓦特以鲜明的个人风格为三大主义注入了自己的内涵，奠定了日后工党中等强国外交的基础。

伊瓦特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借助“二战”独特的国际局势和历史机遇，伊瓦特从英国手中夺回澳大利亚的外交权和军事权，从而开启了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新时代。也是在伊瓦特领导下，外交部成为一个具有专业性的政府部门，基本制度得以建立，人员得以扩充。⑧

为了在战后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在伊瓦特的建议下，1942年成立了太平洋战争委员会；随后他两次率团访问英美，同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有关西南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举行会谈；他还联合新西兰，通过《澳新协定》将澳新打包，巩固了澳大利亚在西南太平洋的主导地位。⑨在旧金山会议及联合国早期的各次会议中，伊瓦特也始终以澳大利亚自身的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竭力维护澳大利亚在地区及新的全球秩序中的利益。

伊瓦特的“国际主义”可以从他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中找到线索。他出身于贫寒之家，从一位优秀的学者、出色的律师、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成长为澳大利亚工党的骨干力量和外交部长。一位同僚诺尔曼•马金(Norman Makin)这样描述伊瓦特，“在国际法方面澳大利亚无人能出其右”，“本性中蕴藏着伟大的人性”，并且“勇敢无畏”。⑩20世纪40年代的澳大利亚“白澳”(11)当道，伊瓦特却能够力排众议，用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政治理想来引领国家。“二战”的结束催生了新的世界秩序，伊瓦特的国际主义正好与那个时代历史性地重叠在一起。

在任期间，伊瓦特还始终保持着积极行动主义的个人风格。他坚信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舞台上，澳大利亚应当主动寻找自己的位置与机会，承担与中等强国相应的责任并发挥影响力。他“想要看到澳大利亚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让别人也看到这一点”，这种抱负不断启迪和激励着后来者。埃文斯这样评价伊瓦特的积极行动主义，“坚定果决、创意非凡，总是显现在他那标志性的充满激情和闯劲的知性风格中。”(12)

1.2 革新者惠特拉姆(1972年12月-1975年11月)

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是澳大利亚第21任总理，他领导工党扭转了在野23年及9次败选的颓势，以革新的理念对内政外交进行方向性的调整。上台伊始，惠特拉姆就从越南撤回澳大利亚军队。与此同时，他兑现在野时的承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启动两国建交的谈判。这两个大动作，归结起来都是独立外交的理念在起作用。惠特拉姆将澳大利亚外交的独立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支撑独立外交的是民族主义理念。

这届工党政府执政时间只有三年，却在外交上实现了时代性的变革，在澳美同盟的关系上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不再唯美国的马首是瞻。由总理部秘书、财务部、外交部和后勤主管组成的国防委员会(Defence Committee)对澳大利亚的战略环境进行了重新评估，评估报告认为“澳大利亚属于世界上较为安全的国家之一……未来15年澳大利亚不会受到直接攻击”。(13)政府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不存在直接威胁，无需只为了配合盟友的行动而将澳大利亚军队派驻到多个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在越南的参战部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撤军，新加坡卫戍部队也被召回。

民族主义理念还突出反映在该届政府的防务政策上。惠特拉姆反对在防务上过于依靠英国和美国，认为澳大利亚的战略思维需要找到平衡，新政府需要在防务政策中注入“逻辑”和“独立性”。(14)“逻辑”是指防务政策必须基于对自身安全环境的准确判断，在这个基础上按照逻辑来制定政策；“独立性”是指决策者应以澳大利亚的需要作为出发点，以自己的角度来思考，而不过分受到盟友因素的制约。

无论是防务独立，还是与亚洲大国改善关系，都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地处亚太的中等强国在其传统的联盟外交之外寻求出路的努力。惠特拉姆认为，澳大利亚有条件、有可能在外交自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更加符合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利益。在惠特拉姆时期，民族主义真正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一面旗帜，其对外政策更为自信、敢于彰显自我，这为日后澳大利亚工党的“中等强国外交”开辟了一条新路。

1.3 新局面的开创者霍克与海登(1983年3月-1991年12月)

1983年，鲍勃•霍克(Bob Hawke)带领工党再次取得执政权，比尔•海登(Bill Hayden)是他的外长。他们的组合为澳大利亚工党外交开创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