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论文化建构主义与再启蒙――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七

[摘要]  以康德为思想先驱的现代建构主义经历了主体论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两个阶段；而文化主义则是近两百年来国际人文社会研究所经历的历史主义、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三大思潮之后出现的当代新思潮，有着多种多样的复杂的问题域。在以后发现代性与后期现代性相统一的中国问题的视域中，文化批判主义（包括文化解构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两种突出的思维向度。

本文所提出的文化建构主义，是在建构主义的思想流脉中整合与超越主体论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在中国问题视域中的文化主义的思想流脉中整合与超越文化批判主义（包括文化解构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并在此两种思想流脉的交汇处生发出来的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

本文认为，1840年以来转型中国的启蒙经历了四个阶段：前启蒙、启蒙、新启蒙、再启蒙。再启蒙是解决当下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中国问题与中国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思想任务。而再启蒙的根本特征只能是文化建构主义。

[关键词]  建构主义  文化主义  文化建构主义  再启蒙

一、文化建构主义：思想源流与话语空间

文化建构主义，是建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某种交汇。因此，需先从建构主义与文化主义两个方面予以疏理。

（一）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我以为，当包括主体论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两种思路，也可以说是两个阶段。

1.主体论建构主义

还没有人提出过“主体论建构主义”的说法，然我以为是确实存在的。

一般而言，康德被认为是近现代西方思想的“建构”之父，这无疑是有道理的。当康德提出，自在（物自体）是不可认知的，人类只能依据自身主体的认知可能性认知自在的现象，建构的思想就萌芽了。洛克“白板说”式的唯物主义，认为人脑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过程，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式的唯心主义，都不需要建构，唯有康德，要依据人类主体认知的可能性来认识自在的现象，并由此形成自在之现象的知识，建构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其实，比康德还要早些的意大利的维科，已经提出了真理即创造的思想。维科说：“我们应当创造真理而不是发现真理。”[1]但这明显地过于激进，不容易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所以实际上不如更为理性和巧妙的康德在这方面的影响深远。

此后，康德的这种“建构”性的思想，就被几乎所有人本主义思潮中的思想家们以不同形式地继承下来，发展发挥。当胡塞尔提出“构成性”概念时，认为世界是一种无序的堆积，只是当先验自我以它的“构成性”功能，才给予了世界以秩序时，建构的思想自然是显而易见的了。海德格尔实际上不是一位人本主义的思想家，但作为胡塞尔的弟子，他的《存在与时间》，不仅采用了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论，还将与胡塞尔在思想上有承传关系的康德的思想，搬用到了解释学方法中，一反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传统解释学方法的理路，用前理解或理解的前结构的先在框架，限定了人类的解释行为，从而使人类的理解和解释成为了一种建构。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将海氏的还较简单且未进行到底的解释学方法论予以了完全的系统化，从语言、历史、审美等方面，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解释学。我以为，当代解释学，其实就是主体论的建构主义。

被特别明确地认定为当代建构主义较早的代表人物的是瑞士的皮亚杰，他通过儿童心理学的实验和发生认识论的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充分建构性的人类认识发生的模式：人类主体在接受外界信息时，首先是主体先在格局的同化性接受，而如果外界信息超出了主体先在格局的范围，同化不可能完成认知，主体就需要顺应外界新的信息，并在此过程中调节先在格局，使此先在格局成为下一轮同化外部信息时的更新了的主体格局，即一种新的平衡，由此循环往复，主体的认知水平于是不断提高，主体的认知结构不断建构，以至无穷[2]。很显然，皮亚杰通过发生认识论的研究，丰富和扩展了康德的主体论建构思想。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思想对心理学，尤其是教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教育领域的建构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形成学派，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生学习的观念。学生向来被认为是被动接受老师教导的一种知识“接收器”，建构主义的学生观、学习观却告诉学生：你们自己才是你们所可能拥有知识的真正主体，是你自己建构了你自己的知识与知识结构。教育从此从教师中心转向了学生中心。

当然，主体论建构主义，并不仅仅是在知识论领域、教育学领域里引起了革命性变化，它的意义要大得多，事实上它是现代性的思想主潮，以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情况为例，李泽厚对康德主体论思想的传播，对国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的愚民状态中一定程度地走出，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2.社会建构主义

通常，上世纪前苏联的维果茨基被认为是社会建构主义的奠基人。维果茨基强调心理和教育领域内，知识的建构不是单纯主体的事，而是社会历史过程的结果。不过，我以为，维果茨基的思想更多具有19世纪历史主义的特点。真正对当代社会建构主义发生更大作用的还是语言学转向，或者说是由索绪尔引发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结构主义思潮。建构主义虽然并不就是结构主义，但二者的密切关联是显而易见的。

当索绪尔区分了言语和语言、所指与能指、历时与共时等等概念，人类头脑中有一套被称为“语言”的语法规则体系，正是人类头脑中的这种“语言”，才使得人类能够在日常活动中进行“言语”这样的思路便产生了。循着这种思路，“言语”才是后于人类历史，记录人类历史的东西，而“语言”是与人类世界共同涌现的；一切词语和知识的意义，根本上不是由所指的对象决定的，而是由能指的网络或能指的词语群所决定的。因此，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其实是“话在说话”，更准确地说是“语言”在说“言语”）这样的后来的惊人之语就并不奇怪地出现了。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二战和二战后风行一时的萨特等的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退潮了，宣判“主体死了”的更具社会性的结构主义登场了，语言学转向走向了高潮。而作为结构主义思想家的福科，在他的“话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异性恋、同性恋）不是由生理遗传的基因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历史建构而成的主张。当然，福科之前，女性主义批评家如英国的伍尔夫、法国的波伏娃都提出过女性――第二性――不是生理性的概念，而是社会历史性的概念的思想，不过，这些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还没有在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建立她们的思想，所以看上去理论的根基就不那么结实。至于以后的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甚至将母爱也看作是完全的人类建构，“伟大的母亲”的光环不过是男性套在女人头上的枷锁，为的是更好地奴役女性的观点，则显然是过于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潮。

由于语言学转向和福科及女性主义批评家们的努力，社会建构主义于上世纪后半期活跃起来。教育领域仍然是特别活跃的一方，学习又一次被定义为不是学生主体个人的建构，而是学生与环境共建（语境教学）、师生共建、同学共建（协作学习等）的结果。科学哲学的研究早就有了建构的色彩，库恩的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正是具有解释学性质的建构思想；而另一些科学哲学理论甚至走向了极端，科学和技术被认为绝非什么客观规律，而是被人类“制造”出来的东西，是“科学家集团”在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共同建构的共识――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排他性和垄断性的专业话语[3]。特别有趣的是，社会建构主义也出现在了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民族国家主体的身份和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乃至世界或区域秩序等，被认为根本上不是基于实力的差异或利益的宿求等，而是由共有知识或共有观念等社会性因素建构的[4]。

（二）文化主义

1.文化主义发生的宏观背景

文化主义的发生是上世纪二战结束后的事，到上世纪冷战结束的90年代之后，则达到了高潮。两次世界大战的酷烈，以及冷战对人类的极度消耗，使世界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出现了所谓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阶段。于是，政治与军事退到了后台，而经济与文化走向了前台。在思想、理论或学术上，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其中的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声音逐渐减弱，而经济思想，文化思想中的民族国家利益，民族文化及宗教意识形态的矛盾一类的话语被突显出来。文化主义的思潮自然应运而生。

另一宏观背景则为：向现代文明转型较早的发达国家，由于曾经的工人运动的高涨，也由于外部的来自“左”翼的压力，资本主义因素有了一定程度的萎缩，社会主义因素有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有了某种方式的调整，而科技的发展也使发达国家的工人生活有了某种改善，纯粹底层的工人阶级的绝对人数也在减少，马克思早年设想的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动力。因此，对现代文明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们，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便把思考的重心移到了文化上来。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就认为工人阶级早已和资产阶级抱为一团了，失去了革命性，能够做的工作只能是对“资本主义总体性”――文化――进行批判，而批判的方法是少数知识分子精英以极端“先锋”的态度与整个社会切断联系，“拒绝交流”，试图通过否弃批判对象的话语，否弃作为资本主义总体性的文化，也正因为此，他们竭力推崇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能够“拒绝交流”的“有意味的形式”，而猛烈批判具有“资本主义总体性”意味的“文化工业”。

综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际性人文社会研究的各种重要思潮，如现代性研究，尤其是审美现代性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包括解构性的和建设性的）、后殖民主义思潮、女性主义思潮或性别研究、新历史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所命名的当代文化研究思潮，无一不可以概括在文化主义这一总的思潮旗下。

2.文化主义发生发展的思想理路

文化主义的发生发展，不仅仅由于其宏观背景，也由于人文社会研究思想理路的内在逻辑所致。

约两百余年来，世界性的人文社会研究，其最主要的思想潮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历史主义、人本主义、科学主义、文化主义。

两百余年来世界性人文社会研究存在着历史主义、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三大思潮已是共识，而文化主义，却是一种并未成为共识的归纳，只是我以为，这种归纳是可以成立的，或者说，这种趋势已然明显，而我们的努力应当朝着这个方向。

19世纪可以说基本上是历史主义的天下。历史主义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执着地寻找世界的始基或本原，寻找放之万世而皆准的永恒真理的努力，主张“真理的历史性”，认为人文社会研究领域的真理，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真理是有着或精神的或物质的时代性的。这无疑是具有着极大的积极意义的，事实上这正是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研究反传统形而上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中心主义之努力的先驱。但吊诡的是，历史主义在主张“真理的历史性”的同时，却也主张“历史的真理性”，尤其在此一思想理路渐趋教条化的发展过程中，愈益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完全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与现实的人无涉的所谓铁的客观规律，人类只要找到了这样的历史的客观规律，依其规律，不惜牺牲当代人的任何利益，未来肯定是无限美好的。这一“历史的真理性”的主张在20世纪社会政治实践上成为了人类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社会实验（如前苏联及其解体）。

人本主义在反传统形而上学这一方面与历史主义可以说基本是同盟，然而人本主义不同意历史主义的“历史的真理性”（或者说历史决定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