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袖：“文化遗民”徐晋如先生的自供状

以“文化遗民”自居的徐晋如先生，近来在其博客上动作频频，先是在南怀瑾先生逝世后欢呼“南怀瑾终于死了”，以一种愤懑的心情对一个年近百岁的辞世老人从学术上的分歧上升到了人格的辱骂；二是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评价以貌取人，在不曾读过其作品的情况下即出于对其“长相猥琐”的嫌恶而“科学地”论断出莫言内心必然猥琐的结论。这一系列举动颇为引人眼球。对于他人质疑其言行偏激的话，则昂然道：“我所有的言论都是要‘修辞立其诚’的，觉得我立论站不住脚的，要么是阅历浅读书少，要么是不懂中国文学‘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传统。”------好一个“修辞立其诚”，好一个“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不妨让我们来见识一番这位俨然一副真理在手胜利在握的谦谦君子形象的“知识分子”的“器识”和“文艺”，看其一贯是如何“修辞立其诚”的。

“国是由人所组成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有向上之努力，能成就宇宙人生之大我，没有人崇尚雅正、高雅，国运也就会衰弱下去。故雅道之于国家，其功至巨。”（见徐晋如《“他不再是我的朋友，而是敌人”――薛仁明先生{南怀瑾的学问与修行}读后》）-------话说得如此光明磊落，掷地有声，好像没有“雅道”，就“国将不国”似的。具体的观念必须放到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去解答才不至于笼统模糊，徐先生的这番论调放到以正统士大夫阶层自居的旧社会倒是耳熟能详的，类似于“修生养性治国平天下”之类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守则。然而写得一手好诗词的徐先生在念念不忘“君子雅道”时可能忘记了：旧文学的“雅正”原则在专供旧社会士大夫阶层吟赏玩味的同时，也渐渐使其在一个日趋封闭因循的精神空间里被故纸堆吞噬了灵魂的事实。“雅正”的审美原则和思维方式的确曾创造了中国文学的“高境”，但发展到后来，却使知识分子的人格主体与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封建专制社会结构模式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生活方式的陈旧、文化环境的封闭、情感体验的单调、艺术模式的因袭，不但造成了士大夫阶层文学的精神追求和审美心态日趋颓废麻木的状态，犹如鲁迅笔下做稳了奴隶时代的状态，文人阶层普遍对生产力缓慢、政治统治严重腐败、矛盾危机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无能为力，而只知道蜗居书斋皓首穷经，一面刻意地在冷僻的典故和艰涩的字句中无病呻吟，昂起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高傲的贵族派头（难怪徐先生也曾写有写有《高贵的宿命》一书）。新文学运动使过去只沦为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谓士大夫阶层）自我赏玩的知识专利而成为启蒙民众的白话文学，这本身便是一种伟大的意义。然而徐晋如先生却对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百般贬损，“彻底否定新诗”，不难看出，其以“文化遗民”自居的作秀姿态背后，是一种狭隘的没落士大夫情结的作崇，但可悲的是，他不以此为反省，反而在这种情结与心理的禁锢中愈陷愈深，乃至屡次洋洋得意地宣称自己“旷代的歌哭” ，而俨然不知道他是在令人哭笑不得地唱着旧体文学的挽歌。

在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一个人的文化取向是个人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徐先生的偏执在于：以旧体文学的“雅正”为一切“文艺”评判的价值标准，凡是不合“雅正”原则的，一概鄙视之，且看其口吐莲花之论：“中国文学的高境，必须符合雅正的原则。没有对儒家义理的精深体悟，没有对用典使事的熟稔，没有自身的创作体会，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见徐晋如《中国人没必要拿诺贝尔文学奖当回事》）-------此番论调看似精辟，实则是一种“癖恋”旧体文学的无意识的病态文化心理，他在“中国文学”中间无意识地省略了一个“旧”字，以此瞒天过海，然后推到一切继往开来的新文学，对取代旧体文学而在一个世纪以来蔚为大观的新文学则斥为“浅薄低俗对深刻高雅”的“僭越”，是“巨大数量对质量的支配”：“新文学运动本质上是殖民化的运动。它在篡夺了话语权之后，单方面宣布胜利，刻意地打压士大夫的文学，并蔑称后者为‘旧文学’、‘死文学’，而洋洋然尊新文学运动以后仿照西方小说所写成的那些小说，仿照西方最下里巴人的‘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而写成的白话诗为‘新文学’、‘活的文学’，不知此类文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是被鄙视的对象。”（见徐晋如《中国人没必要拿诺贝尔文学奖当回事》）------此段话说得口若悬河，俨然滔滔雄辩，然而稍有文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新文化运动在历史上的发生并非偶然，从晚明到晚清再到五四，文艺复兴的思潮几经历史漩涡的顿挫后，依然盘旋直下，势所必至！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作为社会精神系统的文学，其内部系统的调节机制在正常时总会不断调整系统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以达到系统与环境的适应，但当外部环境不断刺激其内部系统而使其调节机制无法正常运作时，调节机制就会转化为再生机制，瓦解掉旧的系统生成新的系统，也即作为思想情感载体的文学本身为适应外部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变革，正是因为如此，明朝中叶和晚清都出现了文学向现代性转换的重大契机。应该说，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碰撞交流时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孵化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确实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力介入下开展的，但它的“单方面宣布胜利”却有着深厚的本土资源被激活和大规模的白话文实践作为支撑，简单片面地将西方话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界定为“殖民化”的颠覆，实则是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文学“现代性”的积淀和孕育。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化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反思总是与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纠缠在一起，以致“中西古今之争”成为学术界一个说不清理还乱的“百年大课题”。但在种种争论中往往出现一个本末倒置的现象：以中西文化的差异优劣之争，掩盖中国文化本身必须随着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徐晋如先生的“新文学运动本质上是殖民化的运动。它在篡夺了话语权之后，单方面宣布胜利”的论调也是如此，它表面上貌似合理，却是企图用中西文化的差异来转移和模糊中国古今文化的差异，无视这一差异导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曾长期困扰中国落后的社会现状。事实上，西学作为一种外来的挑战和冲击，再怎么强大，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严重不适应外部社会环境这一无比严峻的历史事实存在，也不会在短暂时间就全面击溃传统文化的堤坝而形成白话文横行天下的汪洋大海。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成王败寇式的改朝换代中，其文学载体形式曾几经变化，但它的内部结构和系统却未曾发生过根本的变化。文言文作为古典文学的一种独特话语形式，其特点是必须将现实生活的感受与时代思想转换为书面的“文”才有被认可的文学价值，由此形成了中国人长期的语言接受与表达习惯以及内在的语言心理定势，并利用其自身简约凝练以及富有内涵等优势曾一度创造了唐诗、宋词、元曲等辉映古今的文学奇观，但所谓物极必反，随着日益复杂的外部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这种“言文分离”的固定程式化的文体模式日益成为一种束缚，特别是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互融渗透的格局，对知识日趋多元化的现代文化发展方向更是极不适应。终至于在晚清出现了陈寅恪所痛陈的“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消黯社会局面.而近代中国社会总的变革和发展方向，是顺应世界总体发展潮流，逐步打破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制约，吸收西方文化中有利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资源，从物质条件到行为方式、社会规则以及文化心理实现中国人生活的现代化。正是在这一总体变局中，拥有数千年灿烂历史的古典文学形式因为不能胜任新时代新文化的表述而“无可奈何花落去”，犹如患了慢性虚弱症一样奄奄一息。这种局面不能不促使文学改变旧有的表述方式和话语系统而寻求适应现实潮流的变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白话文从根本上突破了文言文僵化的语言外壳，从整体上实现了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标准的现代转型。如果正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就应该看到，以强劲的反传统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正是其改造旧文化系统的创造性手段，舍此别无他路可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文化运动虽然表面上致力于“打倒孔家店”，却以开创了整整一代辉煌灿烂的中国新文化而完成了中国旧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换一句话说：被徐先生视为“刻意打压士大夫文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带来的广泛解放和深刻震撼乃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新起点，它的“篡夺话语权”乃是近代中国社会总的变革和发展方向顺应世界总体发展潮流的必然，北洋政府当时废除文言文而倡导白话文也是顺应民心与时代潮流之举措，并且这种充满日常活力的白话文一旦撩开面纱而登上历史的舞台即赢得满堂喝彩，如何说它只是“单方面宣布胜利”？！然而徐先生接下来又有高谈阔论：此类“新文学”、“活的文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是被鄙视的对象。”如此理直气壮，似乎验证了某段历史：明代中叶，商品经济和城市工业的发展使中国部分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民阶层的各种意识从传统文化结构内部潜滋暗长起来，并对以“三纲五常”为体系的封建传统价值观念发起了冲击。这股思潮反映到文学领域中来，最典型的便是陆王心学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严酷僵硬价值观念的突破。正是在陆王心学的启发下，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与竟陵派的“性灵说”、冯梦龙与李开先等人的世俗文学观念竞相吐艳。童心说从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出发，强调文学创作中生命本真的感性状态，从而对传统文化对人性过分压抑的道德规范专制集权性质进行了反拨和冲击。也正是在这股思潮的涌动下，人的日常生活、个性情感、平凡心态、自然欲望等被赋予了审美的意义，底层社会杂色人等的生活状态和喜怒哀乐与帝王将相一起跻身于历史叙事的行列，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反叛和对自由独立平等意识的向往与追求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支撑。在小说创作上，《金瓶梅》、《牡丹亭》、《长生殿》、《三言二拍》等辉映古今的文学巨著相继问世；晚明小品则用一种自由活泼的文体摆脱了自先秦以来严格的“文统”束缚，把书写的重点放在了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咀嚼与品位上；诗歌中词、曲则大量吸收民间文学的艺术元素，追求不事雕琢的自然美和本真美，逐渐从“诗余”的地位走向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古典诗歌“雅正”“无邪”的审美观。如此种种，在传统文学的母体中汇成一股清流，孕育着一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学胚胎。然而，随着明末政局的动荡和清兵入关后对文化实施的高压控制，这股文艺复兴的思潮被镇压下去，许多具有文化革新性质的小说和戏剧被认为是“淫词滥调”，遭到毁书灭迹。一时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程朱理学借尸还魂，人文精神急剧萎缩，复古主义又复兴盛。这正是徐晋如先生所指称的“此类文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是被鄙视的对象”的历史真实情况之一。联想到徐先生曾视旷世巨著《红楼梦》“只是一个俗艳女子”的宏论（鲁迅先生所谓的“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淫”，此之谓也），不得不让人感叹：以“文化遗民”自居的徐晋如先生，如果生在清朝，当是封建卫道士的急先锋！

“随着新文学也就是殖民文学的广泛流布，读经的废止，中国人泰半读不懂自己的典籍，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变成中国其貌、外国其心的蛮夷，对西方的一切盲目崇拜，对自己的传统则一笔抹杀”（见徐晋如博文《中国人没必要拿诺贝尔文学奖当回事》）------将开创了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罕见繁荣期的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对西方的一切盲目崇拜，对自己的传统则一笔抹杀”，此种论调依然不过是十九世纪“华夷之辨”的余绪，除了煽动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外，毫无新意。如果说晚清士大夫阶层利用朝野上下根深柢固的民族自大心理和文化封闭状态充当卫道士，是出于某种历史局限的话，那么直到现在徐先生依然把普世性的现代性视若寇雠（徐先生所谓的“中国其貌、外国其心的蛮夷”）就令人惊异了。归根结底，是徐先生的文化保守主义导致了二者的相通。“钱钟书出国之前，去看望老诗人陈衍，陈衍无法理解中国已经有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为什么钱钟书还要到英国去学文学。”（出处同上）-----不能不感谢徐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活生生的例证。作为晚清“同光体”诗人的陈衍，曾公开标榜“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是也。何谓俗？人人所喜语是也”，当然是徐先生的同道。徐先生曾说：“雅文化一定是为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