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香港人是被建构出来的

本文为陈冠中接受凤凰网文化《年代访》的文字实录。陈冠中说，自己是第一代认同香港的香港人，回归之后，环顾四周，依然没有国民文化，只有市民文化。从过去到未来，香港都是被建构出的。

我们是第一代认同香港的香港人

凤凰网文化：能概括您这一代香港人，比如说5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经历过的颠沛的一些时间段吗？

陈冠中：一般来说，我这代是很清楚的一代。主要是1949年之后，在香港出生或长大的一代。其实我们父母辈已经来了香港，但是他们往往是从中国内地来的，他们以前不一定在香港长大的，我们是第一代在香港出生或长大的一代。香港在1945年，所谓日治时期过后，其实人口就有50万人。但是到1949年，那一年本身就差不多有90万人从内地来的，到1950年、1951年差不多，200多万人的总共人口。人口这么多，他们生出来的小孩就叫香港的婴儿潮。这也是第一批完全在香港长大，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只有留在香港、认同香港的第一批人。

其实所谓香港人这个字，以前很少这样用的，我们父母辈，你问他什么人，他们不说自己是香港人的。到我们这代呢，就没选择的，人家问你什么人，我只能我说香港。所以其实挺清楚的一代，就是第一代认同香港的香港人。同时有个很特大的特征就是，这一代人刚刚在香港，从非常贫穷，然后经过很多，比如说轻工业，加工业，廉价劳工的过程，然后变得慢慢繁荣起来，他们的成长过程就是从贫穷到小康、到相对富裕的一代。到我们出来社会做事，70年代中，香港已经有钱，叫四小龙了已经差不多。

两个事件是我们成长的坐标，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中学的时候、文革前，英国的甲壳虫乐队第一次全球演出，去完美国就来香港演出。然后大家突然都要缠牛仔裤，留长头发，要学唱英文的民歌，我们是这样开始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然后到1973年，我们念大学的时候，香港又发生另外一个事情，就是香港的股市第一次狂飙，从100点飙到1700多点。

1971年泡沫爆破，（股市）就塌下来，所以我们差不多学好――原来股市可以赚这么多钱，然后可以马上让你破产――然后我们就出来社会做事了。这个教育肯定跟我们的同辈在大陆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去写我们成长的各种价值观怎么形成的。然后又回来到中国（大陆），1992年之后就不在香港了。来了北京，然后又去了台北6年，然后2000年再回北京，又有了在台北跟北京的经验。

《号外》早期在香港是一本“异端”刊物

凤凰网文化：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您1976年代的那个《号外》，使劲回忆一下，当时在香港那个环境下办一本文化的杂志不是太容易，还是说，怎么一个机会？

陈冠中：我想办杂志从来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原来香港在50、60年代有很多很多小型杂志：当时所谓南来的文人，他们办了很多政论杂志，也办了很多文化、各种文学的杂志，这个传统其实在60年代是非常旺盛的。小时候影响我最大的一个就是叫《中国学生周报》，是香港出版的。在60年代，他们的学生周报水平非常高，介绍的都是艺术电影，西洋文学这些东西。那时候很多小众的刊物，到1970年代中都收掉了，所以1976年就有点继承了这个传统――小报的传统――办了《号外》。

凤凰网文化：对，名字也很像小报，小报们70年代一下子被收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陈冠中：其实说不定也是香港越来越繁荣，很多大众媒体也出现，比如说电视也越来越受欢迎，所以很多之前做的很久的报刊，在那个时候就消失了。然后我是因为不懂这个市场，刚刚去了美国一年多，就看到原来美国也有一些同类的这种小众杂志，我就把这些概念加上我们以前香港的一些所谓学生周报等等，合起来，重新做了一份。我们也是很困难的，几乎决定要关掉都决定了好多次，每次都很幸运地又过了一关，又过了一关这样，所以撑下去了。

凤凰网文化：您当时给杂志的定位是城市生活评论？

陈冠中：对，其实就是整个城市概念进来的。可能是在香港的报刊所谓比较新的，之前的分类方法可能是，做娱乐也好，做文学也好，做所谓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分的。但是到1976年《号外》做的时候，我们整个概念就是，我们城市的新一代要看的东西。所以里面从饮食到时装到电影到政治，到非常悬的文学理论都可以是当中，只要是觉得这一代人能看的，我就放进去，所以这个概念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城市这个理念在香港70年代中，就慢慢有些人有点感觉，比如说香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作品就是作家西西写的叫《我城》，1975年，虽然我当时没看，但是1976年我就想尝试这个东西。

凤凰网文化：有这个概念。

陈冠中：对，我们当时就把香港看成一个所谓国际城市。

凤凰网文化：事实上当时香港那个城市形态已经很完善了。

陈冠中：已经开动了，起码。

凤凰网文化：听着似乎读者群应该很明确了。第一期出来的时候，读者们是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还是你们也在寻找，他们也在寻找？

陈冠中：我们心目中的读者是很明确，然后马上也有很多人反应，就是喜欢，但是加起来这个还是个小众，问题是广告商不认。

凤凰网文化：当时能要到广告吗？

陈冠中：开始这几年都没有，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读者群有什么消费力，什么人，说不清楚，广告商问你年龄、性别、收入，我们都说不出来，这个要等好几年之后，突然有很多突破。

凤凰网文化：这些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中产阶级，因为《号外》他介绍了，比如说常春藤一些小说，他是瞄准了中产阶级。

陈冠中：那个时候都不是用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而是用所谓新一代的，习惯各种文化趣味的人，但是其实因为香港整体环境好了，这些年轻人，比如说他们出国留学了，或者在香港本身做媒体的，他们其实的收入已经慢慢在提升，就是刚刚有这群人出现，才能把《号外》养下去。

凤凰网文化：前前后后大概几年《号外》，最后是被现代激活了？

陈冠中：《号外》大概做了6、7年才开始打平，然后有比较长时间收入比较好，到1999年卖了给一个香港的上市公司，那家公司三年后又卖给深圳和广东的现代传媒，就是邵忠的集团。

凤凰网文化：可以分一下《号外》的前期、中期、后期吗？

陈冠中：你都可能想不到，最早的武器是报纸形式的，是小报、周报、然后就改成杂志――就小开本的，一直到1981年改成大开本的，从此就变成大开本的杂志。突变变得很重要的，这也是因为刚碰巧很多学了美术设计，摄影的人，回到香港，他们拍出来东西已经跟以前所谓摄影都不一样了。比如我们好几个封面都是张叔平当时替我们做的，张叔平后来是替王家卫做美术指导。80年初他就替我们做封面。

凤凰网文化：所以真是，包括看您的文章、刚才听您描述《号外》，觉得很注重趣味，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趣味是一个双刃的问题，没问题他好，但是趣味太过可能会损害一些内容。

陈冠中：对，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挺正常的香港年轻人，以为我们的趣味很多人都会分享，做了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本来就是个非常小众的趣味、原来我们是很偏的趣味――我们趣味都是奇奇怪怪的东西，虽然这种奇怪的人在香港开始越来越多，（但）绝对不是主流。所以在《号外》头几年是很辛苦，因为它不是一个主流刊物，一直都是一个很异端、另类的刊物。

凤凰网文化：这样这种内心的沉重感不觉得很大吗？是我不跟你主流了、还是在香港那个环境，希望更被主流接受？

陈冠中：其实中间有无数的妥协跟调整，然后还是保持一点希望，保持一点风格，有时候也要牺牲点原则，都有了、都做过――为了生存，生存下去。

北京的文化场域比香港台湾都大得多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您这个算北漂吗？虽然您是从一个，文化上可能。

陈冠中：我1992年到1994年不算，但是我2000之后大概算了，1992到1994，这是一个香港的商人，哪怕是一个做文化的商人的身份进来的。然后一直在找各种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能做的。我进来的时候，邓小平的南巡还没有开始，但是后来一到南方讲话之后，所有的门都打开了，大家所有的步伐，什么都敢做。那时候我说我是想投资文化，大家都首先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但是都很欢迎。一下子我有太多机会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那个时候感觉好像不是漂在北京，而是跟北京各种行业的朋友在谈能点做点什么，好像能做点什么。比如说后来我们做了一些唱片，比如说出了艾敬的《我的1997》，老狼什么的，做了这些。那个时候，其实我之前没做过音乐，但是只是因为好好地去做，一下子就能推出来，而且马上就、好像全国都红起来，好像很容易那个时候。

凤凰网文化：所以包括您说，1992年可能来内地的香港人还会多，2000年之后，很多了，内地香港人、四周人对北京的这种陆地的文化是什么眼光看？还是一种只要您来就有活干，还是怎么一个很均等的位置、大家要商量很多东西？

陈冠中：首先，北京的场域是比香港或台北大很多。

凤凰网文化：您指的场域具体指什么？

陈冠中：就是这个文化圈，这个圈子大，我来了十几年，大部分人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如果你在台湾，你能花上五年，大概你都差不多走遍了文化圈，都能认识了，在香港可能三年，如果你真的认真的话，都见到了。北京真的还有很多见不到的角落。所以这不是一个档次的比较，而且是全国的文化首都，这是毫无疑问的，说不定第二名是香港，第三名可能是台北，我觉得，或者台北第二名。

但是北京的第一名是跟第二名差很远的，这个距离不是一个小距离，然后现在主要的上游在构想，在投资，在主导这个市场现在都在北京。比如说电影、电视，那些大的投资都是在北京，创意的人也在北京，哪怕公司是真正的公司，其实他们的创意人都在北京。

凤凰网文化：会不会有一种围城的心态，就是所有人都想攻入紫禁城，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北京人想出去，可能作为一个香港人有多种心态。

陈冠中：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北京人是不是想出去，真的北京人可能真的不想出去的，有些从外地来北京，有时候想想，其实自己的家乡也不错，我现在每年多会去很多地级市，可能会去30个地级市，比如说看看，现在都有很多年轻人回去了。但是香港曾经在过去20年，很多人进来，现在能留下的一定是香港最好的人。就是他们在竞争，就认为他们是最好的，比如说陈可辛导演，不见得每个香港导演都能留下，但是陈可辛导演可以。

凤凰网文化：我们有一个词叫接地气，在这儿也十多年了，您觉得您的生活习惯，无论从生态形态来讲，还是文字形态来讲您觉得是和北京接了，还是您愿意有一个距离感？

陈冠中：我以前是做大众流行文化，那个地气跟我现在要做的是知识分子里面的问题意识，是不一样的地气，两个都有地气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问题、历史，跟我们在香港是不一样的。现在我要写的东西希望是面向中国大陆的，所以我要跟中国大陆的问题是接上，要理解他们整个思想的来龙去脉，他们关注点在什么地方，用什么语言大家才能沟通的好。虽然我有时候会借用一些，在之前带进来的想法来做磨合，但是基本上又接这个地气。我运气很好，不用再去接流行的地气。你要真的创作一个流行东西，其实比写一篇论文难的。

我写很多内地题材都底气不足

凤凰网文化：问一个直一点的问题，大陆的知识分子和香港的，您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性在哪儿？您喜欢现代这帮人吗？玩的这帮人吗？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是一个是非圈子，就说实话。

陈冠中：其实每个圈子都很多是非的，其实我们有时候也爱听点是否，比如说人无癖也太无趣了，还是要说说大家认识的，家长里短的。香港的资本主义他们所受的这套教育跟大陆上一辈其实不太一样，现在是越来越催同了我觉得，大家看的东西会比较接近。但是比如说我那代的，刚才说了，披头士的音乐是从小听的，这边就算以后再听，那个感觉已经不一样了。

凤凰网文化：20岁听和40岁听是两个层次。

陈冠中：完全不一样，20岁之前激动过的东西，大概理解会深很多，和你以后是通过理性去听的，去接触的东西不一样。

凤凰网文化：觉得周围这帮知识分子，已经从心里想带这些香港人玩了吗？

陈冠中：现在没有责任去带任何人玩的，如果你能玩的来，你自己是能适应的好。你叫我要不要带台湾人玩，我也没有说我为什么要带台湾人玩，但是我也有台湾朋友，一样的情况。北京相对来说还是挺开放的，他们往往也不是北京人，所以这边的圈子挺包容的。

凤凰网文化：有时候写东西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困惑，或者犹豫：您对香港的资料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