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从“消费人”到“审美人”的精神涅――管窥后极权消费社会中人文审美的话语空间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消费社会与后极权主义二者相关域的内在性透析，进而指出其中潜藏的虚假幸福与虚伪民主的双重本质性表征。审美主义作为对现实世界的一根最敏锐的神经，自然也难以逃离消费主义与后极权主义的浸染。尤其是作为与消费社会同时出现的新型文类影视文学与网络文学更是打上了其鲜明的烙印。然而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拯救。本文笔者正是基于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马尔库塞新感性美学的接受上，并结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审美观的现代性生长点，旨在寻求从“消费人”到“审美人”的精神涅。

关键词 消费主义 后极权主义 审美主义 新感性美学 天人合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注《庄子・知北游》

“在原欲转化为爱欲的过程中，生命本能发展了它们的使人产生美的享受的秩序，同时，理性也变成能使人产生美的享受的了，以致它能在保持和丰富生命本能的名义下包括和组织需要。审美经验的根源重新出现――不只出现在艺术文化中，而且出现在为存在本身进行的斗争中。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理性形式。”

――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1〕

一 消费社会与后极权主义――虚假幸福与虚伪民主的双重表征

消费这个事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的物质欲望需求，而人的个体性生存需要在后现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可以不断地被制造或复制出来。尚未完结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已经明显透露出当代人缺乏精神交流，闭锁自我灵魂和充满误解甚至误读的既定现状。正是沿着此思想脉络，法国著名思想家让・博德里亚将思考的重心放在后现代信息媒介传播和消费社会中人的价值存在的研究上。

“生存意义” 的考量本身在消费社会中反而恰恰促成了畸型经济价值的不断增长。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中心论者（亦即商品拜物教论者）看来，“生存意义”已经让位于“消费意义”，极大丰盛的物质消费欲求才有其真正的实际意义，五彩缤纷的精神生活则似乎成为一种反“日常生活”之道而行之的精神鸦片。在消费语境中，任何个人奋斗者，创始人，探险家，拓荒者等等在新生代眼中都已失去了先前的新鲜与敬畏，他们不再是新生代崇拜的偶像与进取的榜样。精神意义的失效意味着日常生活的高度简单化与机械化；生活的意义仅仅是千篇一律永无休止的疯狂购物，进而去过身为物役堕落虚无的异化生活。任何生活的社会功能与个体内部意义仅仅在于奢侈花费，在于无度消费，在于惊人浪费。博德里亚对此一景观曾给予这样的评价：

“在这个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一种类似于间接赋税的通常无形的强制性指令，一种对经济秩序束缚的不自觉的参与。”〔2〕

这一景观是造成当今社会仅仅追求开放与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忽略社会良性发展，以致每个人拼命竟争与争夺的根本原因之一。商品的过渡生产和刺激性消费带来的只会是建筑于其上的社会机制与社会心理的慢性解体与堕落。正是在这种不露痕迹的慢性社会性自我式微中，日常生活背后的原初意义与本真意义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升华与提高，相反却处于极其遮蔽的被压抑状态。然而，日趋堕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自我显现却又将消费当作自己的一个宣泄口与排毒口，从而使得体制性思想一以贯之地顺利征服大众，进而发挥其单一精神霸权的功效。

“这种浪费与赠送礼物和宗教节日里的象征性的方向毫不搭界，它是一种堕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绝望的，生死攸关的解决方法。”〔3〕

归根结底，每个消费主体已然成为了丧失自身主体性的“消费人”，从而使得意识形态获得征服“消费人”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在此语境中，“消费人”的自由是异化的，正如以赛亚・伯林对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经典论述，消费社会使积极自由始终处于隐性状态，消极自由则呈显性的。也许一部分“消费人”是“铁屋子”中的装睡者，也许另一部分人自由被遮蔽而不自知，但他们都与哈耶克关于自由的言说相距甚远。而这种现象在作为极权主义高级形态的后极权主义社会中非但没有灰飞烟灭，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拓展空间与新的价值内涵。

后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它即是指称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暴力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了的时期。权力者［在后极权社会中权利（Right）的合法性缺乏获得的相应机制，有的更多的是权力（Power）间的相互角逐，而覆盖其上又有一张无形的权力之网］在表面上失去了极权主义领导者所拥有的创造力与严酷性，但是根本制度仍旧是照原样运行着，靠的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惯性和经年累月的缺乏自我修复的惰性运转。整个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非人性，腐败在这时也日愈严重，权力的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当人们在不觉中投入这张如影随行的权力之网时，就形成了弥漫于后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意识到丧失自我独立性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

消费主义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拥有了潜滋暗长的温床。正如哈维尔在描述苏联―捷克模式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后极权社会），关键词主要有“恐惧” 、谎言” 、消费品”三类。他指出支撑着社会稳定外表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倾向。然而这时的恐惧已与极权主义行刑房中的哭泣呼喊拷打迥异，而是悄然转化为对每个个体存在者生存的无形压力，人们担心当下拥有的东西因为不服从（不服从在后极权社会语境下便意味着反抗）而随时被拿走或剥夺――包括生计问题、社会地位、事业前程、以及受教育权等。十分类似于卡夫卡在《审判》等小说中描写的一个不知罪因的“罪犯”被无故逮捕的情景。然而更明显和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在消费领域。精神世界的堕落与萎缩导致个体把兴趣转移到私人生活方面，对消费品空前高涨的热情无疑是其显著表征，人们忙于为自己建立私人生活方面的“家”（安乐窝）。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消费自由，可是当人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到消费品面前，而从别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滑落到购物中，其实质则是对个体自由的极大扭曲与挤压，人们拥有的仅仅是选择什么牌子的电脑与空调的自由，这种自由相当于对个体私人生活的极度控制，其实是最大的不自由。在压制了私人生活之后，所谓公共生活仅仅是一具徒有外衣的幌子，与自由无关，而是深层次里高度强制的集中表现。因此，后极权主义所大力标榜的“幸福”只是一种华而不实的虚假幸福。

制造谎言与捏造事实无疑是后极权主义的明显表征，而谎言传递的中介无疑交到了宣传与传媒手中，传媒已成为一种后极权话语权利的炒作，这种权力话语在消费领域转变为金钱话语使得广告宣传媒体成为后极权社会中的不倒翁。在使人陶醉，耸人听闻的疲软宣传词语后面的“幸福”语言，成为消费社会人生拯救意义的代名词，媒体其本质上是对民众的精神垄断与行为规范。媒体制造种种躯体欲望与身体假象调动人们的内在欲求。口号化的政治话语不断重复的“平等”和“自由”神话的出现力求使得社会各阶层在物质消费层面上达到平等，但这种所谓的表面平等掩盖了内在的深刻的缺乏历时感的不平等。因为：

“大众在模仿他者偶像之中挪用他者的形象，这种消费式的模仿将权力视觉化，或者将话语权力的表征表面化和商品化。”〔4〕

在这个鼓励消费的后极权社会体制中，“平等”消费与民主问题凸显出来。这里的民主只能是电视汽车和豪宅等消费形式上的民主，而诸如个人能力责任心公共政治参与权等社会真实平等则处于被压制被排斥状态。人们在消费社会中被一种虚伪的“平等”―消费平均化术语，如在电视上观看同一个节目，大家一起去俱乐部KTV等―来掩盖真实问题。博德里亚强调，

“在社会矛盾和不平等方面，它又符合宪法中的形式民主，两者互为借口，共同形成了一种总体民主意识，而将民主的缺席以及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掩藏了起来。”〔5〕

从上述对于消费主义的现世性阐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消费社会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其中每一个具体的人。消费作为联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架桥梁，它那冰冷的物质主义特性必然会消解田园牧歌式的古典温情，人们之间的交际媒介由约定俗成的伦理规范转移到瞬间即逝的消费关系上。人与人之间消费交换的不稳定导致人与人之间交往结构的不稳定，于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自觉地打上了一次性的烙印。用过即换的消费法则意味着人际交往的一次性投资。消费社会很严重的伦理后果之一便是任何具体的人都成为被他者所消费的工具，在消费关系中难舍难分的情感关系变得日益黯淡，整个社会中都充斥着心情浮燥与精神虚无的烦闷空气。因此，笔者才试图给这样的空气中注入新鲜的氧气，使艰于呼吸的人走出生活的困境。

二 审美主义――美学困境及其当下性个案阐释

在消费社会，对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有意识的主体提出永恒价值与彼岸世界之理念的设定可能早已成为了一种幻想型的乌托邦。事实上，流通购买销售构成了社会语汇和行为的编码，整个社会主要靠在物质和消费层面上获得沟通和对话。如今

“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6〕

审美主义作为后极权消费社会中最为敏感的神经之一也不会在空中怡然，虽然自现代性以来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日益朦胧与暧昧，但是也不应简单否认其间的藕断丝连。由艺术再过渡到它的物质显现与载体艺术作品，便可知艺术作品在这种环境下不再成为特定时空中被欣赏的对象，相反，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网络手段的出现，文化工业再生产中可以制造出任意价廉物美的“艺术品”。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一切曾经严肃冷静对待的事物都有可能会被加以复制、调侃模仿和游戏化，并最终走向自我消解。

于是，博德里亚认为，媚俗成为时代审美的风尚。媚俗一语在昆德拉那里特指在极权主义邪恶下的“极权主义媚俗”。在《不能承受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在讲述莎宾娜的故事时评说道，

“在极权媚俗的领地里，一切回答都已预先设定，疑问则被预先排除。因此，对极权的媚俗的真正对抗者就是那个发问的人。疑问像是一柄利刃，剖开舞台布景的彩幕，让我们瞧见后面隐藏的东西。”〔7〕

而博德里亚这里的媚俗，更与后极权社会联系甚紧，

“媚俗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贫乏，而这种价值贫乏是与一种最大的统计效益联系在一起的，某些阶级整个地占有它。……这里与‘美’并不相干：相干的是独特性，而这是一种社会学功能。”〔8〕

在媚俗而贫乏的文化氛围中，“美”只是一种失去原创精神的滑稽模仿。

“媚俗美学”成为后传播时代的审美风尚，即美学已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消费生活中不断丧失其纯粹性，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包罗一切的美学其实是美学自身的消解，随之而来的是艺术判断力的丧失。媚俗艺术品漫天要价，使得价格根本不能代表作品的相对价值，而只是表现了一种在权力操纵下的价格的暴力；与此同时，后极权社会特有的疯狂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审美表现功能的传统崇高的神圣的形而上学的地位。媚俗艺术品只是作为一个能指的符号，而其所指则总处于缺席的地位。这便导致作品的日常性重复性偶在性粗糙性，使艺术成为丧失感染力的只是对消费生活的一个附庸品而存在，艺术的原创性新颖性挑战性通通加以消解。美国文论家布鲁姆在其代表作《影响的焦虑》中所阐发的后人对前人“创造性误读”的文艺现象很可能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生命力与话语空间。

商品拜物教中的身体也已经从现代性身体话语中慢慢分离出来，成为消费社会中一个新的消费神话。身体从“面容之美”扩大到整个“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现。身体便是肉体性享乐性甚至存在性的证明。

“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9〕

身体欲望由于金钱消费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担负起对精神价值的巅覆与批判的功能。人们在高速运转的社会节奏中，将身体和欲望作为交换价值并受其束缚与操纵，个体在日常消费生活的错觉中变成了金钱和时间的附庸。汉娜・阿伦特曾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写道，“极权主义之前是一个文学的世界。”纵观当下的“身体写作”，便已经能见出同先前的经典文学风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