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文化保守主义能调治今日中国之偏失吗？

三十余年的开放与改革，其成就可谓铁证如山，其问题亦有目共睹。面对这些问题，从文化视角进行解释的相当多数意见认为，事情的关键是丢失了传统，只有回归传统，文化保守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代与传统，转型与守成并非一非此即彼状态，而传统是不可以且不可能抛弃的，这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之后，怕应是有了颇为普遍的共识。所以，事情的关键恐怕只在于：是以开放的，批判的，扬弃的态度继承传统，站在传统的前理解之地基上以宽阔的胸襟进行新的视界融合，还是以封闭的，僵化的，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回复传统，固守传统。基于此，本文拟对近些年来文化保守主义兴盛的现象、原因、合理性与危险性进行扼要的疏理与讨论，并试回答文化保守主义的兴盛能否调治今日中国之偏失的问题。

一、 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学路向：回到“汉儒”

传统文化热或曰国学热是当代中国文化最为突出的景观。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热或曰国学热几乎是直线上升，一浪高过一浪，而且特别有趣地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一种颇为鲜明的对照。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上世纪初文化景观的主导方面是激烈地反传统，而今天的主导声音是激烈地批判上世纪初的反传统，批判新文化运动是断裂了传统，危害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存续。

今天的此一国学或传统文化热潮的一个更需令人关注的重要特征是回到汉儒，亦即独尊儒号。儒家文化的复兴从上行、下行和中行路线全线展开。

儒家文化热的上行路线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政治儒学”的提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认为，延续了孟子和宋明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的熊十力及其弟子们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心性儒学，是偏离了儒家正统，即荀子、公羊子，以及倡导独尊儒术的汉代董仲舒等一脉的政治儒学传统，亦即几千年来一直作为宗法专制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及其制度构建根据的礼教传统。今天有必要回到这个传统，用王道政治反对现代的民主政治。[1] 儒家文化热的上行路线还表现在推动儒家文化儒教化，及其儒教国教化。认为儒家文化从来就是宗教――儒教，即政教合一（道统与政统合一）的宗教政治意识形态，今天亦应回到这个传统，实行“儒教宪政（将儒教原则写进宪法），由国家以儒教为唯一思想根据强行对全体国民进行道德教化，同时恢复科举，将儒教教义贯彻到所有公务员教育乃至全部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中去。[2]

儒家文化热的上行路线还有另一脉络，即由某些海外华人学者提出的儒家资本主义或关系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工业东亚的崛起正是儒家资本主义的胜利，因此他们鼓吹具有儒家特色的家族企业或类似的儒家企业与商业精神（如举例说东亚商人积资只凭信用无需契约一夜间可达数亿元，并大加赞赏），且鼓动企业家要成为儒家色彩的公众知识分子，其实也就是认为无需现代契约、规则与法律理性，单凭儒家道德就能使趋利的现代资本社会良性的道德化。同时他们也鼓吹新加坡模式，鼓吹新加坡型的强势政府，全管全能全包政府，亦即大政府小社会或唯政府无社会。[3]

儒家文化热的下行路线首先表现在提出创建“中国儒教协会”，并主张儒学即儒教，而儒教当为国教，于是作为国教的中国儒教协会必须高于如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民间团体，而具有垄断性地占领中国的主要宗教资源，更要垄断一切有关儒家文化的传统资源，并承担起以儒家道德教化国民的责任。

但儒家文化热下行路线更强烈地是体现在全社会的讲经与读经热中，如由中央电视台推出的《论语》等儒家经典讲座节目，以及全国范围内几乎是如火如荼地兴起的儿童读经、诵经、背经热。鼓吹儿童读经的人们认为，“六经”与“四书”等诸多儒家经典是圣人所作，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绝大多数下愚之凡人不可以自己的理性对如许上智之圣人所作的经典加以分析评判，唯一可做的只能是绝对盲目迷信。而要使中国回复到儒家社会，就必须从儿童读经开始，让儿童在理性还未开发之前就被儒家道德将其观念固化，终生都逃不出儒家往圣的手掌心。他们甚至出版了儒家经典光盘，推行孕妇听经，即让母腹中的胎儿就开始受儒家圣人之教化，或者说是受儒家律条所捆缚。[4]

儒家文化热之下行路线的又一景观是日益隆重、正式和高规格的每年祭孔，以及不久前的最新孔氏家谱的修订完成（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按女权主义的观点，一种没有血缘文明和男权或父权社会规则的家谱如何能够修成？尽管人们宣称这一最新孔氏家谱增加了孔门家族中的女性姓名）。

儒家文化热的中行路线是提出要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或儒家文化特区，这虽只是个别学者的提出，但也是颇可让人吃惊和颇可让人思索的。[5]

儒家文化热的一个更为突出的表征是有关儒家文化的学术研究持续升温，如果统计一下1990年代以来的相关论文论著，那数字很可能是在所有人文社会研究论题中占首位的。虽然是国学热，但根本上是独尊儒号的儒学热。此外，从有关儒家文化的文学创作自1990年代以来受追捧的程度（如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几乎独占鳌头就是一例）也可见出一般。

二、 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路向：回到“文革”

说文化保守主义有西学路向，可能是要让人吃一点惊的，因为一般的看法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与传统文化热、国学热或儒学热相关的。但是，若我们稍事仔细观察，文化保守主义是确有西学路向的，所取资源不同，然道德中心主义的宿求和退行救赎的路径却颇多同构之处。

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路向首先表现在现代性批判热和后现代主义热。现代性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于先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是一种合乎他们社会自身逻辑的展开，而对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一个还处于前现代与现代过渡之中的国家或社会来说，现代性批判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并非无意义和不重要，但倘若热到了一边倒的局面，以使人们感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矛盾不是现代与前现代的矛盾，而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矛盾，这就要让人奇怪了，要让人疑心这样做的内在动机了（是否想用“后现代”来掩盖前现代对现代的顽固阻抑呢？）。

海德格尔的流行就是一例。1980年代，面对对于文化大革命成因的追究，萨特曾小小地热过一阵，借用萨特用自由选择理论对西方社会二战成因的追究来反思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们的每一个成人国民，对于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局面是否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是极有意义的。但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海德格尔一霎间就把萨特遮蔽了，海德格尔在近二十余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恐怕是仅次于马克思，甚至是比马克思更重要的西方思想家了。海氏概念和思维的影子几乎显露在整个的近二十余年来的我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海氏前期哲学对西方科学理性的反思，后期哲学对西方技术阱架的批判，就西方社会而言，并非没有意义，但在当代中国，海氏陡然间取代萨特而成为我们思想的主要资源，却绝对是一件不合逻辑的事情。你甚至会觉得这里面有某种故意。并非说中国没有人类普遍存在的现代性问题，但在中国，稚弱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负面问题，谁是更为关键的呢（尤其今天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原因，前现代性的阴影与现代化进展本身，究竟谁是更为突出的要害呢）？特别在1990年初，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只是刚刚起步。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哲学与他的政治取向是有关联的（并不是所有哲学家的哲学与他的政治取向都是关联的），海氏在二次大战法西斯主义鼎盛时期受希特勒之命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且终身没有对此问题有过丝毫反省、自审，甚至在晚年还宣称，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理想本身是正确的。这样一个明显地是站在前现代的立场上反现代的哲学家的思想，这样的一个对于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根本不加反思反而加以辩护的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为什么会成为当代中国思想主潮呢？这不是太值得我们深思了吗？

中国式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起初主要热闹于文学批评界内，且多少有着积极的意义，1990年代初文学批评界操用西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话语对出现于当时中国文坛的痞味文学予以支持，对于解构文化大革命式的唯政治功利文学或曰高度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文学，多少可以说是对西学的某种有意义的误读。但可惜的是，中国式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很快就更多地转向了反启蒙的立场，多少是有意义的误读很快就转向了抹杀了中西时间差与意义差的，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行反动的故意误用。同时这种思潮也当然地走出了文学批评界，反启蒙成为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主潮。其激烈的程度令人难以思议。例如，人们将当代中国的腐败，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一古脑儿都推到了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头上，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近百年来中国一切负面问题的元凶，同时将鲁迅描绘成一个当代中国一切恶的最典型的集中代表。[6]

再一突出的思潮是对底层民众生活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延续了人类现代文明以来的社会主义左翼思潮，对于贫富差距加速扩大，社会腐败日益严重的今日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这方面的某些论说又确有一味退行救赎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意味。例如这些论说将1978年以后三十年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绝对化，认为是道路的错误，应当回到1978年前的三十年去，甚而至于回到“文革”去，并为“文革”做翻案文章，从理想宿求、或“继续革命”的理论构想，或当时世界“革命”的形势等等方面为文化大革命辩护，重新申说文化大革命理想上的正当性和理论上的合理性，认为文化大革命才集中标识了真正的“平等”，乃至于“民众民主”的道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要解决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由国家工业化所带来的高居群众之上的官僚等级制度、社会分化重新冒头和城乡差别愈益明显的问题，而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也是必不可免的真正的“民众民主”。[7]

此外，一些这方面的论说，着力将1978年之后三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归于1978年前三十年奠定的基础。1978年前三十年为此后三十年奠定了某种基础，一般而言当然如是，例如国家统一，战乱结束，尤其是“两弹一星”这样的奠定了国家安全基础的国防现代化的巨大成就等等，但这些论者立论的基点和倾向，显然是要通过肯定1978年前三十年而在相当程度上抹杀1978年之后三十年所取得成就的重要性，甚至是在相当程度上否定1978年之后中国道路的根本意义。[8]

一些似乎较为持平或较多混合特点的这方面论说，则在较具体的层面上认为，1978年前三十年地方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分权性质为后三十年的农村市场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等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宏观层面上，则提出“通三统”：孔子（仁爱）――毛泽东（平等）――邓小平（自由），认为此三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9]

不管是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翻案论”，还是强调为1978后的中国发展奠定基础的“基础论”，抑或是“通三统”论，其核心都是“平等”二字。而“通三统”论尤其标示出一些这方面论说的文化保守主义意味。

三、 文化保守主义兴盛的原因、合理性与危险性

199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的巨轮终于从狭隘的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航道驶进了更为宽广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或曰整体性的经济现代化）的航道，于是市场经济的逻辑毫不客气地将潘多拉的瓶子打开了，欲望之魔出瓶了！欲望之魔以它的源自人性深处的巨大能量前所未有地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但同时，由于没有能够及时将欲望引入有序纵流的合目的亦合规则的多元泄流渠道，而使欲望相当程度上地横流了起来，于是欲望主义膨胀了，泛滥了，1980年代被高扬的“主体”（更多是思维与精神之主体）倾刻间变成了大肆昭彰的“身体”（肉体）主体，社会的大面积的腐败出现了，且日趋严重，愈反愈厉，同时，社会分化明显了，贫富悬殊超过了警戒线，官民、城乡冲突突出了，底层关注提到了社会生活的议事日程上来，于是人们无论是在意识还是在下意识里都倾向于退行救赎（不管是退回到1978年前三十年的传统，还是退回到老儒家传统），希图用传统对抗今天。

冷战结束，市场经济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加之科技革命，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经济全球化不可扼止地迅猛发展，由是而反推文化本土化宿求亦同步迅猛提升。人们在物质享用上对经济全球化的渴求与人们对民族身份认同的渴求大体是相当的，以文化本土化为理论旗帜的文化保守主义于是有了生长的气候。此外，1840年之后百年多来的中国人，确实养成了一种既自卑崇洋又自傲抵外的畸形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