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中国问题・解释维度・文化进路

一、 当下中国：光芒

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新启蒙思潮是一道光芒，那么，从这道光芒流泻出来的是什么呢？

光芒的第一个重要层面是和平安定。从1840年至1978年这近140年之间，中华民族所栖居的这块土地上，两次相邻的战争或巨大政治动荡之间相隔的时间几乎未曾超过十年（1840――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1851――1864，太平天国起义；1856――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1853――1868，捻军起义；1883――1885，中法战争；1894――1895，甲午中日战争；1898，戊戌变法；1900，义和团运动高峰，八国联军侵华；1911，辛亥革命；1911――1937，北伐战争，军伐战争；1924――1937，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37――1945，抗日战争；1945――1949，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57――1958，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1966――1976，文化大革命。）

而从1978至今的三十余年间，虽也有过规模不大的边陲战争和时间短暂却影响深远的政治动荡，但从人民正常的日常生活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而言，无论如何应是自1840年以来的170余年间最为和平安定的时光。尽管这种和平安定并非没有积累下深刻的危机，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意义无论如何是非凡巨大的，每一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们，尤其是经历过不是战争却在心灵的震荡上强烈过战争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会深知这一非凡意义的极为宝贵和深遂的内涵。

光芒的第二个突出景观为经济现代化与经济起飞。三十余年间，我国已基本形构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告别了闭关锁国，成为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共同的经济事业。并已从1978年前的世界第十大经济体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光芒之三为民生的进展。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数据显示，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从２.５亿下降到１４７９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３０.７％下降到１.６％。[1]

1973――1975年,我国男性人均期望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总体数据无统计）；2005年，男性为70.0岁 女性为74.0岁，总体为 73.0岁。[2]

仅此两项数据，我想，三十余年来的我国民生进展状况已可有确凿领略。

光芒之四为朝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国家重要立法。1978年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法治国家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的明确目标。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标志性地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久后,这一目标又被写进我国宪法。中共十六大后中国政府则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3]

1982、1988、1993、1999各年的宪法修改，逐渐明确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的宪法修改，第一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国家宪法，第一次把保护私有财产及其权利写进国家宪法。同时，第一次明确地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写进国家宪法。

1993年酝酿，2007年最后定格的《物权法》，以及近年来的一系列相关立法，如2006年《破产法》、2007年《反垄断法》、《公司法》、《证券法》、2007年《劳动合同法》等的制定或修改，将上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私有财产，强化社会保障等宪法原则更加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了。

1989年出台，确立了民告官制度的《行政诉讼法》，1994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等，皆特别地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宿求公正的明确意向。[4]

所有这些朝向现代文明的重要立法，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人治大国，其意义的重大是无庸置疑的。

光芒之五为治理方式的渐进和增量转变。三十余年来，国家治理方式，从全能全管全包政府逐渐向以宏观调控为主要功能的政府转变，并提出了进一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目标；国家在经济、社会方面从高度集权逐渐向相对分权转变；一元的国家权利主体逐渐向多元的市场或社会权利主体转变。同时，基层民主的试行，经由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民主发展路线图的提出，2009年政府第一次发布的《人权行动计划》等，皆显现了政治现代化的某些谨慎和意义重大的变量。[5]

光芒之六为现代性普世价值的国家意识形态化。“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毫无疑问是现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普世价值，这些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成为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内容，当然是我国对现代文明基本理念的认知的重要推进（相比1950、60年代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而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个现代化不过是技术现代化，或曰生产力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硬件层次，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这样的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已进入现代文明的软件层次）。

二、 当下中国：阴影

有光芒就有阴影。与“1978”这道光芒相伴随的阴影又是些什么呢？

阴影之一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度的把握有失控的表现，贫富悬殊状况严重。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4、2005皆为0.47。[6]

这是一个在理论上超过了导致社会动荡警戒线的数据。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的“不患寡只患不均”之顽固传统的社会来说尤为如是。

阴影之二为腐败，尤其是官权与商利相互勾结的腐败。甚至是出现了官商匪沆瀣一气的黑恶势力。这些常见诸报端，无须在这里注明事实与数据。

阴影之三为整个社会生活潜规则普遍而严重。国民的现代理性精神：规则意识、法律意识、契约意识等依然薄弱，而相应的规则、法律、契约等真正实施的可能性亦依然较低。国家及各级单位的治理，人治的成份依然远大过法治。社会资源向权―利之集团、单位、地区等集中乃至垄断，因而形成社会资源分布一元而非多元，社会财富拥有成金字塔结构而非橄榄形结构的非良性状态依然明显，甚至更趋显著。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社会进程时会出现反向退行。官权本位（而非人本位）状况依然堪忧，近年甚至有加剧趋向。有关公权力监督等的公共问题讨论之信息与言论空间，比之1978年前虽是天壤之别，但其公开性、自由度仍远不充分。总之，政治民主的实际步伐虽不能说全无进展，但可说是基本处于长期俳徊之状。

阴影之四为国民幸福指数颇不理想，精神疾患率高。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种吊诡现象普遍存在。

2005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市40个城乡调查点进行了严格的入户抽样调查。在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方面，该课题组发现，只有44.9%的被调查对象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感到“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 在有关中国居民心理生活的调查方面，课题组还发现，62.3％的中国城乡居民“有时”甚至“经常”、“整天”感到焦虑不安。同年，国内著名的调查公司――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调查表明，在2003－2005年的连续三年期间，中国居民对自己总体生活的满意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2003年为68.2%，2004年为66.9%，2005年为56.1%。[7]

2009年6月，《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对中国四省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中国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8]

经济高速增长而幸福感增长有限，焦虑感漫延，这可能是现代化必然伴生的后果之一种。但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恐怕不是现代化进程太快，而是现代化进程中结构严重不平衡所致。它与上述提到的贫富悬殊、社会腐败、潜规则盛行等所造成的权势财富比较落差及公正渴求之类的社会生活不安全感显然相关，而更切近和现实的一个原因则当是：理性的，公正的，持续的，稳定的，可信赖的多方面多层级社会保障系统还远未确立。

阴影之五为环境污染。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工业废气、废水、废物等，使我国工业较发达地区的环境严重恶化。而人类的整个现代化事业给地球环境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使地球变暖加速进行，全球土地沙漠化日趋严重，巨型而又怪异的自然灾害愈发频仍。我国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已成为“世界工厂”，对地球环境问题自然也承担着一份责任。

阴影之六为价值真空，良知缺如，精神虚无，心灵晕眩，根本上说，是文化逻辑混乱。1978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了中国人的自利之心，自为之能；1978年之后的新启蒙思潮，试图重建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些无疑都是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解放和这种重建工作，似乎被什么阻滞了，搅乱了。近三十年，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欲望主义和传统的道德中心主义，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搅成了一窝粥。人们内心中的价值真空或混乱状态也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或者是三千年来未有的。人们从五、六十年代的观念上的只人不己，只公不私，只义不利，忽然一下子颠倒而为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只己不人，只私不公，只利不义，一句话，人们从“无我的世界”一下子变成了“无世界的我”[9]。人们在内心中并非没有惶惑，并非没有超乎一般的紧张，人们在事实上，并非没有，也并非不知如此这般的价值状态，造成了每一个体以及整个社会、国家的巨大成本（有许多成本将要由未来的可能是相当漫长的历史来清算。）

应该说，由于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思潮的未真正彻底展开，我们在三个层面上，皆未有有成效的建设：

其一，权利伦理（公共道德或公德），也就是建立在现代理性：权利与责任、规则、法律、契约等意识上的信用精神和全民的信用习性、信用环境未真正建立起来。

其二，德性伦理（个人道德或私德），这个我国传统上相当强势的部分，由于欲望主义的冲击，由于现实生活的变化（由主要生活在熟人社会转变主要生活在生人社会），传统上靠口碑和口诛来钳制人心的传统他律性的耻感文化基本失效，而又无西方靠天堂、地狱和救赎等钳制人心的自律性的罪感文化传统，而现代性意义上的德性伦理资源及其创造性探索，实际上处于被抑制状态，人们的良知缺如，心理焦虑和精神虚无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超越性文化之维，或曰信仰之维，这个中国文化传统上本并不缺乏，却凝聚得不甚好的部分，在欲望主义和传统道德中心主义的夹持下，变得更加乱相叠出（不是信仰多元而是信仰混乱），普遍的状况是思想困惑，心灵晕眩，找不到生存的支点。

三、 当下中国问题的解释维度

第一种解释维度是对制度因素的关注。其中又有观点很不相同的几个方向：

其一，眼里没有光芒，只有阴影，因此根本上否定1978年以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乃是走入歧途，应该彻底回到1978年之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老路上去，认为那种由高度个人集权和国家控制所构成的虽寡却相对较均的社会资源状态才是最好的社会，才是最正确的发展道路。

其二，也看到光芒，可更多看到阴影，并认为1978年来的中国社会的一切正面发展，根本上并非源于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思潮，而是源于1950、60年代已奠定的基础，因此主张在继续近三十年的道路的同时，更多地回到1978年前30年去。

其三，认为光芒是主要的和根本性的，但认为阴影也是严峻的，这种阴影严峻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很好地与经济体制改革谐调发展，是制度更新缓慢所致，也就是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法治、民主、权力制衡等政治文明进展滞后，导致了当下中国的种种问题。而这一方向又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思维：第一种思维是总体性思维，认为制度更新是一揽子的事，任何局部改变和部分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第二种思维是非总体性的，认为在今天的情境下，制度更新当是和平持续渐进的，不断建设性创造性地达至理想境界。

第二种解释维度是文化因素的关注。这一解释维度突出地显现为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价值虚无，道德荒原的焦虑。

如，“人文精神失落论”就是一例，哀叹人文精神的失落，然究竟失落的是什么却语焉不详。是失落了1980年代以来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追问？还是失落了1978年前的革命理想主义或曰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抑或是失落了基本上是道德中心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别是儒家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