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潘子雨廷，姬昌《周易》的终结

作者按语：此文已引起众多讨论。除却籍此泄私愤者，各种意见都有各自的道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文章对潘子有多批评，但对其肯定也是空前的。相信以前没有人说过，以后的赞誉也不会超过本文的定位：纵向与姬昌、邵雍并肩，同时代与钱钟书各有千秋。

虽然曾经同处一个学府，却从未有过与易学大师潘雨廷先生谋面的机会。有关潘先生的印象，全然得自亡友胡河清生前在私底下的描述和文章里的形容：不仅有罗汉相，而且还有“几分近似观世音的女相”。胡河清神神秘秘地告诉我：德国易学家拜见潘先生，行三跪九叩之大礼。当时听了被吓得不轻。最让我听得大气不敢出的是，有一次胡河清在我那个九平米的宿舍里，非常认真地比划道：潘先生推演的是宇宙大运。你知道么，宇宙运行，时空是回环的。比如，你我现在这么相对而坐而谈，将来还会重复。当然，那是个不知多少亿万年后的将来。我被他说得眼睛发直，呆呆地坐着，胸口地乱跳一气。心目中，不知不觉地，潘先生跟不知多少亿万年的时空融为一体。

将近二十年过后，当我发现易学其实是怎么回事时，突然想到，当初要是知道这些个奥妙，然后说服胡河清从其痴迷的易学当中摆脱出来，或许会使他昂扬一些。正这么胡思乱想之际，恰好网友告知，有一本《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出版；又恰好有热心人特地寄来了电子版。虽然相比成书，电子版只能算是个简易本，但也让人足以窥见全豹。语辞的全息性，通常可以让一部著述的信息，见诸几页甚至几句话。于是，终于大致上得知了潘雨廷其人其学；于是，也就有了这番评说。

一、仅止于窥探命运，不求探索未知

长长的《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劈面而来的是这么一段话：

回向思想，出于佛教，将无始以来的习气全回向完，唯此中国尚无相等的概念。《华严经》十信（信为道德源功德母）、十住、十行，积德甚多，于是十回向，全发挥掉。

这是说生命运动呢，还是宇宙运行？或说两者得兼？且慢归纳，继续。

人顺年龄展开，生理心理渐趋僵化，而孔子以学复返先天。此犹爱因斯坦时间倒流，即老子能婴儿乎之旨，故“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无疑是说生命之道了。孔丘最终是否复返先天，恐怕见仁见智。即便是潘先生所认定的，也无非是根据孔丘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欲，不逾矩”。至于孔丘最终是否真的达到他说的境界，真的有如潘先生所想像的那样复返先天（那是极高的生命境界），只能姑妄听之，了无实证。但不管怎么说，将此生命之道喻作爱因斯坦的时间倒流，尚可；然而，将时间倒流说成是“即老子的能婴儿乎之旨”，却有误。因为时间倒流是宇宙运行，而“能婴儿乎之旨”却全然是生命作为，两者可互喻之，但不可混同之。再者，生命的时间轴与宇宙的时间轴固然有对称性，但还是有区分，亦即时间的相对性。其实，从后面所录的谈话中可知潘先生明白这样的相对性。就算生命和宇宙是全然二而一、一而二的运作，有如印度《奥义书》里说的“宇宙空间如此之大，此内心空间也如此之大。天与地，二者皆函括其间。水与火，日与月，电与星，及斯世人之所有者，人所无者，凡此一切，皆函括与其间也”（引自《奥义书》第八篇第一章）；也仅在比喻的意义上成立，并非实际的指称。或者，在静心状态里，可以沿着生命和宇宙的对称性冥想两者合而为一。

与时间倒流相贴切的说法，不是“能婴儿乎之旨”，而应该是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老子的能婴儿乎之旨虽然也有反者道之动的意思在内，但其生命修为的内涵，更与佛教的回向思想相通：亦即将自无始的习气全回向完。如斯，潘子所言“中国尚无相等的概念”，则有失实之嫌。虽然老子的思想并非全然是讲说生命与宇宙的对称，但其能婴儿乎之旨却表明，中国并非没有如佛教那样的回向思想。

如此细究，并非故意挑剔，而是心有戚戚焉。读完《潘雨廷谈话录》，原先的光环消失了，但从中读出的真实形象，却让人陡生感慨。潘子天分颇高，悟性不低。其学问囊括儒道释三家，且以易学贯通。其见识，似在钱钟书之上；虽然钱钟书的聪明，与潘雨廷不分轩轾。或许可以这么比方，曾经碰到过有如孔丘那般世事洞明人情炼达的研究生导师，此刻看到的，则是有如姬昌一般心智精巧的学者。以姬昌作比，既不辱没先王，也不唐突潘子。两者区别在于，姬昌怀有一统天下大志，而潘子不过恪守书斋的一介浮士德而已，了无政治野心。用潘子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学问之事，绝对不能与政治无关，但绝对不能等于政治”。虽然姬昌之学识并不能全然以政治涵盖，但此公毕竟是个政治家，并且是颇有思想家气质的政治家。然潘子却仅止于纸上谈政而已，不要说论政，即便是议政之词都极为鲜见。因此，相比于姬昌卦辞爻辞的庄严阴沉，潘雨廷的言谈似乎要洒脱一些。

潘先生在谈话录里一再提及宋以后儒道释三家合一，说是：“三教合一是宋以后的具体事实，治哲学者回避此事实，决定不可能有成绩。”然而，真正能将这三家合一的学者，自宋以降，恐怕惟潘雨廷一人而已。因此，潘子此言多少有些夫子自道意味。事实上，潘子自己也确实有说如斯：

天有意让我澄清一下二千年来的《易经》，也就是澄清二千年的中国文化。此是我的责任，认清客观时空和主观时空后抉择，故和政治界、艺术界、民间等息息相通，但绝对不卷入去。

潘先生这么说，虽然自负，却也不算夸张，因为他确实集儒道释三家的学问于一身，并竭力融会贯通之。钱钟书于三家学问并不下于潘雨廷，但达不到潘雨廷那么挥洒随意，以致可以轻松谈论三家之外的学问见识。比如潘雨廷的这段谈话：

我们两个在此说话，全世界均共此一时间，但我们俩亦有自己的时间。此时间是一是异，此动量与坐标不可能测准。

这显然不是三家学问，也不是易学术语，而是相对论的时间观念。与钱钟书的贵在记忆相比，潘雨廷似乎长于想象，颇有天马行空之势，相当的形而上。毋庸置疑，这样的形而上想象力，得益于生命内在的体悟。三家之中，儒家入世，惟道、佛两家，颇具形而上意味，而潘子又恰好是以儒立身之人。因此，若要从易学或三家之学转入相对论的时空论说，且以测不准定律标画出来，非得具有内心之于宇宙的一定体悟不可。潘雨廷显然具有这样的体悟：

阿弥陀佛现在可用宇宙人讲。星河无限，世人局限于地球，眼光太狭小了。

倘若这样的说法，尚有些玄奥，那么这段表述应该相当清晰：

如四维以上空间，在六合之外，人脑不可能直接成此象，但数学能解决。

这样的想像力，恐怕为钱钟书所不逮。至于自姬昌以降的易学家，能有如此透彻高远体悟的也不多见。不要说对易学一知半解的孔丘，即便是能够推演千万年大运的邵康节，恐怕也未必明白数学与文字的如此有别。倘若华夏初民于河图洛书能有如此见解，那么从中演绎出来的，就不是八卦，而是能够抵达六合之外的数学公式。之所以一再说，谁能解开河洛方程式，人类文明就会获得一大飞跃，正是意指以数学读解河洛的可能性。而之所以说华夏初民以八卦解释河洛很八卦，也正是意指人脑不可能读解河洛的高维之象，虽然内心可以体悟之。从河洛到八卦，华夏初民得到了自己的理解，丧失了高远的维度。再从八卦到文字，或者说到姬昌演易的卦辞爻辞，维度降得更低，致使河洛于六合外的高维之象，被趋于越来越世俗的低维生存。潘雨廷的意识到惟数学可以抵达人脑无以成象的高维时空，颇具将此低维之易学重新拉起之势。就此而言，此识见应该是在姬昌《周易》之上的。

然而，意识到高维时空的存在是一回事，置身于易学之中而难以自拔，又是一回事。潘先生一方面有不浅的体悟，一方面又像胡河清痴迷于易学一样，陶醉于易学之于时空的推演游戏。潘子说到邵康节推演大运之时，其兴奋激动，溢于言表：

岁差周期，对人类是否有影响现在还不知。一个周期二万五千年，人类文化史远在二万五千年以下，邵康节《皇极经世》算了五个周期，这还了得，这个人以后应该引起大重视。

这可能就是当年胡河清对我讲的，如何推演宇宙大运云云。坦率地说，我不是不相信，而是相信，并且是非常相信。我非常相信，凭借易学可以推算出千百万年的时空演变。要质疑的乃是，这样的推演游戏本身，究竟有

什么意义？什么价值？邵康节不要说算了五个周期，即便是算了五百个周期又怎样呢？事实上，五个周期与五百个周期，对于人类来说，似乎没什么差别。这就好比说，算出一个人最终是要死的，与算出一个人下辈子、下下辈子还是要死的，根本就是一回事。这没有什么了不得，更不值得大惊小怪。既然知道六合之外有高维时空，那么理应明白，推算过去将来的时空变换，乃河洛图象的应有之义。似乎非常宏伟，实际上却不过是一场智力游戏。

假设邵康节能够改变其推算出来的时空，那么值得惊讶一番了。而事实上，邵氏推算出来的，非但是不可改变的命运之运行，而且还是相当含糊的时空图象，了无精确可言。甚至可以说，这与卜占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推算时空大运与卜占生老病死，五十步与百步而已。即便有什么区别，也无关紧要。因为重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并非在于窥探，而是在于未知的探索。窥探通常是阴暗的，探索总是阳光的。窥探游戏做多了，人会变得萎糜；相反，不畏艰险的探索者，状态始终昂扬。

即便从智力的角度说，窥探再成功，再神乎其神，也不过小聪明罢了。窥探非但不会激励人们上进，还会把人弄得沮丧。不要说几千万年的时空运行了然于胸，就算仅仅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推演得清清楚楚，历历在目，也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自作聪明之重。想想看吧，当一个人被告知将活到多少岁、将生什么病、将如何个死去等等，等等，这个人活在世上还有乐趣么？人生的乐趣，不在于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而在于不知道未来而努力探求未来。不管是探求一人一己的未来，还是探求一个族群的未来，乃至于探求整个人类的未来，都是乐在其中的人生历险。生命在于运动，人生在于探求。就像破题的乐趣存在于解题的过程，从而使最终获得答案的一刻，变得灿烂辉煌。倘若预先知道、或者偷窥到了答案，那么整个解题过程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这是窥探和求索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中国的易学文化与西方的理性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

西方文化注重求索未知，以探险和开拓为特征。而易学文化却热衷于窥探，了无进取之心。由于西方文化重求索，造就其热烈阳刚的开放性。相反，因为易学文化沉缅于窥探命运，致使被这种文化所俘获的整个民族变得习惯于自我封闭；其文化心理呈阴暗和怯懦的特征，不敢探险，满足于苟活。如此这般的民族心理特征，也同样体现在潘雨廷的性格里。

在谈话录里，有这么一段记载：当潘先生得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爆炸的消息时，不无惊恐地反应道：

此可警惕，人的能力与天比相差太大，远未到可以征服天之地步，人不能太狂。

人不能太狂，潘子要警惕。忍不住想问，警惕什么？警惕人家勇于求索？警惕人家敢于探险？警惕人家为了科学事业不惜赴汤蹈火？倘若潘先生是面对政治枭雄为了追逐私利、好大喜功、草菅人命，弄得民不聊生，饿孚遍野，从而疾呼警惕，斥之狂妄，倒是颇有大慈大悲之心，符合胡河清所描述的观音之相。然而，面对因为科学探险而付出的生命代价，呼警惕，斥狂妄，不仅有失悲悯，而且也丧失了易学早先曾经倡导过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坦荡。

一是邵康节的推算，一是美国“挑战者号”的失事，潘雨廷为前者鼓掌，朝后者顿足；由此，为潘子所承继的千年易学真相，一目了然。不是阳刚的，而是阴暗的；不是进取的，而是怯懦的；不是上下求索的，而是仅止于窥探的。倘若潘子能够反过来，敦请人们警惕邵康节的窥探命运，向为了科学探险而丧生的人们致以应有的敬意，那么，潘氏易学便具有了“天行健”的阳刚，从而具有了回返《山海经》神话描述的原型状态的底气。这既合乎老子能婴儿乎之旨，又合乎潘子用来描述孔丘的复返先天之境界。当然，事实却是，这无法倘若，一如历史不能假设。天资聪颖的潘雨廷深深地陷在那个千年易学黑洞里。

二、孔子式的立身，潘子式的尴尬

一个人学问再大，也有个如何安身立命的选择。说潘子是浮士德，不过是相对于姬昌的一个比喻。在潘子精通的儒道释三家当中，显然有诸多人物，可供效法。释家之中的释迦牟尼自然不用说了，为世人可望不可及。不像阿难那么性情，又没有须菩提那么有钱，学学龙树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