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德・西格尔：高雅者怎样毁灭了文化？

弗莱德・西格尔 著 吴万伟 译

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神话之一是：1950年代的美国文化不仅平庸得令人窒息而且是成为给共和国带来危险的隐蔽的法西斯形式。这种论点认为，无论1960年代可能有多么狂热和过分，这十年代表了一种必要的斗争，将思想遭到破坏的美国机器人从一致性和庸俗文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解放，我们看到1950年代其实是美国文化的高点，在此阶段，中产阶级的许多人渴望提升自己的品位，而且获得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机会。

1950年代对美国大众文化成功的激烈攻击是吸收了20世纪前五十年西方知识界令人讨厌的观点的产物。这些观点非常模糊和笼统，其名声在二战后的那些年并没有遭到空前繁荣的大众艺术的破坏。在最刻薄的讽刺挖苦中，这种攻击最终并没有改善大众文化，反而使得大众文化日益堕落以至于到了公然拙劣模仿的地步。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美国自由派激烈批评美国主义，他们把它理解为一种条件，精力充沛的但是粗俗的群体繁荣追求的条件，促使人们追逐个人野心却没有知识阶层指导的有利条件。在徒劳地追求物质幸福的狂热中，他们的神经早已被迎合移民国家最低级公约数的大众娱乐搞得麻木不堪，美国人被认为无法认识到以文学成就见长的欧洲文化的优越性。

这种批评产生了1920年代的文学繁荣，文学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将其描述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年轻知识分子就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在文学界抓住了权力。”考利提到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尤其是沃尔德・弗兰克（Waldo Frank）有一种“模糊的贵族信念”和认识，即可以通过世俗牧师将美国从大众文化的陷阱中拯救出来，这些人有足够深刻的远见把国家从民主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大众文化的堕落中赎回。这些人的观点不仅得到像考利这种左派而且得到尼采式批评家和编辑门肯（H.L. Mencken）的支持。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26年曾把门肯描述为对“整整一代受教育者产生最强大影响的人”，他嘲讽运气不好的人是“群氓”、“傻瓜”、“愚民”，认为这些人是破坏美国文化生活的“粗野无知的农民”。

大众文化是致命危险的概念随着1932年两本主要著作的出版而拥有了新权力和连贯性。一本是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群众的反叛》一本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这两本书都成为二战以来半个世纪大学生的必读书，逐渐被看作50年代美国一致性的预言。他们对消费主义反面乌托邦的危险的警告已经融入美国自由派的世界观的核心。

奥尔特加充分展开的长文和赫胥黎的小说都是在争取民主的黑暗时期创作的。在1920年代，首先在葡萄牙接着在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日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再后来在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和众多拉美国家都出现了独裁政权。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掌权，纳粹党即将在德国上台，在创作《群众的反叛》和《美丽新世界》的时候，奥尔特加和赫胥黎都认为美国文化是未来的最大威胁。

奥尔特加嘲笑常识和经验主义是“白痴”、“平庸者”、“蛊惑人心”、“桑丘潘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中的农夫随从---译注）的评价标准”。他认为，那是暴民的传统。像赫胥黎一样，他对现实有一种严重依赖花哨言辞的文学意识。他没有看到谴责大众文化的《群众的反叛》首次发表在发行量非常大的西班牙报纸上的反讽味道。沉溺于人口过多的威胁，奥尔特加完全不承认逐渐提高的文明进步趋势。奥尔特加对愤愤不平的几乎不识字的暴民的断言部分建立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1927）一书上，该书公然抨击群众过的非真实生活。海德格尔和奥尔特加的写作都受到德意志帝国传统的影响，两人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部分就是捍卫条顿民族灵魂的斗争，要拯救它们免受现代性的破坏，这种现代性就是以美国化为代表的现代机器和大规模生产。

被描述为《共产党宣言》的反面的《群众的反叛》在1930年的德国成为畅销书。该书在第三帝国喜欢买书的大众中取得如此成功本来应该让奥尔特加感到不安的，但他没有。在1937年添加序言时，他并没有提到纳粹，虽然公开谴责民众给欧洲带来的“令人窒息的单调乏味”，使之变成庞大的蚁丘。自我欣赏书中的反美主义，奥尔特加嘲笑那种认为“民众天堂”的美国能捍卫欧洲文明的观点。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受到门肯的重大影响。和其他伟大的极权主义反乌托邦不同，赫胥黎的世界国家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是统治者需要的基础之上。赫胥黎的反乌托邦中唯一有能力表达不满意的人是一群阿尔法---或者我们现在可能称之为“创造阶级”，他们和牛一样的群众不同，并不满意于性和毒品的稳定供应。门肯和赫胥黎都拥有建立在田园诗般过去基础上的贵族理想。他们将机器化和大规模生产之前的时代浪漫化，当时下层阶级的生活温顺和幸福，而知识分子的怪异则得到精英的鼓励。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作为纵狗斗熊和斗鸡的异化还不为人知晓，用赫胥黎的话说“那些想寻求娱乐的人被迫以自己谦虚的方式变成艺术家。”

他们认为美国民主的平等主义是政府管理的堕落形式，用奥尔特加的话说，它打击“人们对高雅者的尊重和崇敬”。他们抱怨说，在这个新世界中，知识分子没有得到群氓的尊重。赫胥黎作为优生学协会的成员，认为大众读书识字、大众教育和大众报纸创造了“新笨蛋的庞大阶级”。他建议英国政府提高印刷品价格10倍或20倍，因为被报纸富豪操纵的“新笨蛋阶级”给人性强行实施了破坏灵魂探索的一致性。按照这种推理，为了高雅文化的更好利益和自身利益，民众需要受到限制。

赫胥黎在1927年的一期《哈波斯》上呼吁思想贵族统治，在同年出版的题目为《适当研究》（Proper Studies）的薄书中，他呼吁通过反面的优生学来剔除低劣民众。他告诉《哈波斯》的读者“理想国家的积极和智慧的寡头还不存在，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党、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党、中国的国民党仍然是非常不充分的先驱。”他坚持，在未来，“现在实行的政治民主将不为人知晓，后代需要更有效更理性的治理形式。”他警告美国人，虽然美国已经纳入到“18世纪的过时的民主和人道主义观点，但背景的力量非常强大，是他们无法抗拒的，”最后也可能逐渐适应精神和智慧新贵族的统治。

1931年，赫胥黎在构思《美丽新世界》的时候，他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说“我们必须放弃民主，允许那些迫使我们做事和承受理性的远见所要求的痛苦的人对我们实现独裁。”赫胥黎的观点是“独裁和科学宣传是把人类从无政府的苦难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法。”《美丽新世界》中的许多令当今读者听起来非常刺耳的因素在赫胥黎看来却有很强的吸引力。他说服人们接受的政策包括把个人划分为“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爱普西隆(ε)”五种“种姓”或社会阶层、优生养育、等级森严的领导层。他创造的世界的问题是领袖缺乏精神远见和精神伟大。

在某种程度上，“美丽新世界”就是美国，或者是赫胥黎凄凉的美国观，这里曾经被他描述为“一块儿除了布尔什维克俄国之外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少个人自由的土地”。在美国化的美丽新世界中，工人从事亨利・福特式的大规模生产。工人们生活在没有思想的受致幻剂药物诱惑的快乐状态，这与赫胥黎谴责的像毒品一样影响他们的美国化大众文化没有什么不同。在美国这样的美丽新世界，赫胥黎认为，缺乏自由不是外力强制的结果，相反，它是按照民众愿望组织起来的文化和政治表现。

美国的失败在于它“缺乏拥有地位和权威的思想贵族”所以无法限制民众“像辛克莱・刘易斯小说中的人物那样思考和行动，”此人的小说描述了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令人窒息和担忧的一致性。

对大众文化的强有力批评在1930年代随着美国共产党的崛起而突然噤声了，因为投奔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需要在情感上依靠民众。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似乎被第二次世界大战败坏了名声。中产阶级的“空心人”通过打败纳粹和挽救西方文明本身而证明了自己的精神才能，这些人一直遭到艾略特（T.S. Eliot）的同名诗歌教导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蔑视。

但是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在1944年写的文章中认为，这种终止只是暂时的。“文学自由派蔑视的古板守旧者、笨蛋、巴比特 （Babbits刘易斯的同名小说中无力摆脱拜金主义的小人物，是庸俗市侩的同义词---译注）、扶轮社成员很快将再次成为优雅者攻击的目标。美国将再次成为大众被组织起来破坏艺术家的希望的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后，纽约知识分子戴尔莫・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一再宣称“1919年再次到来。”他的朋友哲学家威廉・贝瑞特（William Barrett）解释了施瓦茨的激动，“我们一代人是在1920年作为先锋艺术的黄金时代的记忆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期待历史的重演。”

在某种方式上，它确实重复了。有关“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无休止的谈论和写作是诞生1950年代年轻自由派的羊水。正如批评家诺拉・沙耶（Nora Sayre）在回忆录中所写，她成长于好莱坞作家和纽约左派的十年，《大街》（Main Street刘易斯的小说）和门肯嘲弄谴责愚民的粗糙观点仍然是“我们客厅中非常活跃的”“价值和取向”。

随着美国繁荣的每个新进步，尤其是赫胥黎和奥尔特加特别的反动的观点赢得民众的支持。但是目标已经发生改变。在1950年的大众文化批评版本中，美国的男男女女据说已经与真正的自我疏远和异化，但并非由于巴比特的一致性而是因为笼罩一切的流行文化使其处于植物般的麻木状态。从女性杂志到电台到漫画等一切都卷入其中，美国资本家的需要推动这些工程使人们陷入永久的虚假意识状态。

社会主义刊物《异议者》的编辑伯纳德・罗森伯格（Bernard Rosenberg）与人合编的1956年的文集《大众文化：美国的大众艺术》解释了手边的危险。罗森伯格写到“当代人发现他的生活已经被腾空了意义，生活已经完全琐碎化。他已经脱离了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社区、甚至自我，虽然这个‘自我’很难确定。与此同时，他拥有前所未有的大量空闲时间，他必须打发掉这些时间，否则会被它所杀。”

这种非真实性迅速蔓延的证据是561页的文章，内容涉及到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平装本的问题”、“作为大众文化的打扑克”和“电视和大众文化的模式”。后来成为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异议者》创始人的欧文・豪（Irving Howe）的一篇短文包含了下面这个段落：

表面上，唐老鸭漫画似乎不过是令人愉快的小故事，但实际上里面充斥着最富攻击性、竞争性和施虐狂的主题。在其歇斯底里的边缘，唐老鸭是感到沮丧的小魔鬼，身上有种党卫军队员的因素，我们自己身上也有这种因素，因而觉得非常吸引人。

欧文・豪后来与“席卷全国的针对‘一致性’的喋喋不休的鼓噪”的泛滥和嘲弄保持距离。但是对于那些受到流亡的德国学者和哲学家的影响的人来说，“郊区法西斯主义”的虚幻的恐惧、稳定家庭的危险、后院的烧烤、白色胡子、尾鳍看起来过于真实了，这些哲学家逐渐赢得了大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常常名不副实），其作品似乎总有令人敬畏的深刻性，其实不过是旨在掩盖其与造成令人恐惧的浩劫的德国传统相关的烟幕弹。

以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为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认为，大众法西斯主义的激烈跳动将最终出现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把弗洛伊德和青年马克思的观点结合起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家断言私生活已经不再具有私人性，因为它已经被工业化的休闲业力量---电影、电台、电视和漫画殖民化。他们认为，这些娱乐相当于在罗马帝国衰落时用来控制罗马庶民的“面包和马戏团”。由于他们令人钦佩的辩证法技能和思想的复杂性，这些人能够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