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仁富：为中国文化立皇极――唐君毅论中西人文精神之融通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

摘 要：唐君毅认为，近代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冲击所采取的卑屈、功利的态度，阻碍了中国文化的真正重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综摄西方文化精神，以全面重建中国未来社会文化精神和纯粹文化精神，这是继中国文化先秦立“人极”、宋明立“太极”后的立“皇极”的文化伟业。

关键词：唐君毅 中西人文精神 融通

作为一代“人文主义宗师”和20世纪中国最大也是最旗帜鲜明的人文主义者，唐君毅先生一生学术生涯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对遭遇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与创造提出一根本的解决方案。尽管唐君毅自己通过《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著作，建构了一个融合中西印三大文化、融贯儒佛道耶主要宗教的心灵九境哲学体系而为一真正哲学家，同时写出了20世纪中国最大规模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原论》并创立了独特的中国哲学体系而成为中国哲学史家，可是唐君毅自己却说：“我个人最关怀的，既不是纯哲学的研究，也不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而是关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我以为社会文化的问题，才是当今这个时代和未来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唐君毅认为，他的文章的中心问题，“即百年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冲击之问题。在中国人之立场上说，即主要是中国未来社会文化之方向的问题。……我之一切文章之讨论此问题，都是依于三中心信念，即：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 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本文立足对唐君毅文本的解读，对唐君毅关于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之冲击应有的态度以及中国文化未来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以为中国文化的当代重建提供一已经存在而尚未被重视的理论参照。

一、超越中国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文化的卑屈、羡慕心态和功利、偏执态度及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鄙视、自卑态度

对中西文化的讨论，首先必然涉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问题。唐先生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基本态度是卑屈的、羡慕的和功利的，而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则是鄙视的、自卑的。这严重阻碍了中西文化的融通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必须超越这一文化心态。

唐先生认为，中国自明末以来接受外来文化的实际情况，就是在受到外在压力的巨大压迫而感到生存受到威胁时，才产生的一种“被动的反动与接受”。这种“被动的反动与接受”一方面必然导致对自己和自己的传统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则是对强大的外力的盲目欣赏。明末清初的人之所以反理学，只因痛心于明朝的灭亡，由此开启清代颜、李、焦、戴等的思想；清代学者之所以多埋首考证注疏，只因为清廷不容许学人自由讲学，乃被迫在书斋中寻道；清末诸先生之所以反对儒学与孔子，新文化运动者之所以反对整个中国文化，同样是感到外力的巨大压迫，怕不能生存，怕在时代落伍，进而产生的反动。这种被动的反动不断累积，人们便对自己和自己的传统逐步丧失信心了。清儒还只是反对宋明理学，清末诸先生还只是对传统文化有所批评，而到了新文化运动，则是全盘的、彻底的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了。

与此同时，近代中国国运的衰弱从与英国的鸦片战争开始，而甲午中日战争则进一步大大加深了这种衰微；可说，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恰恰又是到英国和日本的最多。被人打败再去留学拜师，这个心境夹杂了原始的怯弱感与卑屈感，而怯弱感与卑屈感又极易转为羡慕之情及对自己国家及其文化的怨愤。因此，在传播和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时，近代也是以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及其类似思想潮流为主。在唐君毅看来，中国近代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第一时期以严复介绍英国斯宾塞、赫胥黎、穆勒为最有系统的介绍，张之洞等提倡的西学为用的思想、林纾的翻译小说、梁启超《新民丛报》中的西方思想述略，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思想介绍；第二时期以胡适介绍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为最有影响，其他学者介绍罗素、柏格森、太戈尔、佛洛依德等，都不及其影响之大；第三时期以上海马克思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为最有成绩，其他主义信仰者，在出版界都无多大思想介绍的表现。 近代中国人所努力介绍的这些西方思想，由于都是基于表面的功利主义目的和对拥有这些思想的民族的羡慕，因而总体上既不是西方思想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也不是中国文化精神本身所最需要的。

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由于内忧外患，整个民族在精神上产生了严重的虚怯感。由于这种虚怯感，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时，不能首先在精神上、意识上、心灵上顶天立地的站住，因此便不能真正的通古今之变以安其常，于是不可避免的在中西文化相互冲击之下，偏偏倒倒，以至随波逐流、没顶漂流。所以，“尽管中国人近百年来接受西方文化思想者，亦多有各种向上的动机，如惭愧虚心等。然而毕竟缺乏一对西方文化思想加以涵盖综摄的气概。”其结果是表面地学而内心实有所不学、功利地学而实际上无甚效用。在唐君毅看来，“中国近百年之接受西方文化，固可谓极其虚心。然因始终不免主要由功利之动机出发，而未能真正直接肯定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宗教之本身之价值，正面承担西方科学、民主、自由，或宗教之精神。”要真正肯定和承担西方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意义，必须改变这种卑屈、羡慕、功利的文化心态。

早在1936年，27岁的唐先生就在一篇名为“国人对文化应改变之态度”的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国人今后应该确立的五种对文化的基本态度：“―、我们不是为生存而有文化，乃是为文化而求生存；二、功利主义不是估量文化价值的唯一的标准；三、纯粹文化与一般文化不应当偏重；四、我们不应当取单纯的欣赏主义的态度来对文化；五、人类的文化创造是日进无疆的，所以中国的文化建设，不只在建一适合当前情势的某一形态的文化，我们同时当注意以后文化的开展问题。”在唐先生看来，把文化作为生存的工具，是对文化的一种根本上的亵渎，而功利主义的文化估价观则足以毒害中国文化的前途。人如果只从功利动机出发去接受他人的东西，只想利用科学与民主作为达到现实的民族国家富强、政治稳定、政权维持等目标的工具，那么，科学与自由民主便只是某种现实欲望的对象。作为现实欲望的对象，我们往往是在产生欲望时，自己便直接处于卑下而向外索取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在接受这些东西时，精神便始终处于卑屈状态。与此同时，对于拥有这一欲望对象的他人，我们则总是无限的羡慕。所以，功利主义的偏执态度，必然导致我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总是处于卑屈与羡慕交织的心理状态。而凡是以卑屈、羡慕相纠结的态度去学习他人的文化精神的，事实上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真诚，往往是对所要学习的对象也缺乏真正的亲切感。所以事实上，中国近百年来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讲学习科学、自由、民主，而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对科学、民主、自由实际上未能真心爱好之、尊敬之。

唐君毅指出，要确立真正的学习西方文化精神的“应然”的态度，必须树立当下站立、全面融摄西方文化的态度。唐先生强调，我们要真正学习西方文化，就必须抛弃卑屈与羡慕的心态，抛弃功利主义的态度，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基础立定脚跟，全方位地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吾人真欲接受西方文化中之科学、民主、自由之精神，亦须自整个西方文化所表现向上精神上著眼。故吾人今日必须一反此数十年以卑屈羡慕心与功利动机鼓吹西方科学与民主自由之态度，而直下返至中国文化精神本原上，立定脚跟，然后反省今日中国文化根本缺点在何处，西方文化之精神异于中国者，毕竟有何本身之价值，而自一超功利之观点，对其价值加以肯定尊重，最后再看，中国文化精神自身之发展，是否能自补其不足，而兼具西方文化精神之长。而吾人亦将唯由此道，可以言真自动的接受西方文化之一切向上的科学、民主、自由等精神于中国文化精神未来之发展中也。”

二、立定中国文化根本精神，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精神的客观价值，自作主宰，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文化精神

唐君毅认为，一个与民族生命、文化生命脱离的孤零零的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以此观之，祖先的生命，即我的生命；祖先的文化精神，即我的文化精神，我何忍践踏它呢？他人之长，我学它，我即以我的心胸度量涵盖它，我有何卑屈呢？只有这样，个人和民族的气魄度量才得以建立；只有这样，才可言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的贯通的发展。基于此，唐先生反复强调：“无论如何，以打倒中国文化之传统，作为接受西方文化之代价，便是缺乏一涵盖自己文化历史之气概。”“无承担自己祖宗所遗之文化精神，而能吸收他人之文化精神者，亦未之有也。”“千言万语，都可归结到中国今后之知识分子必须先要自立，真正自觉其是人，是中国人。人必须先能去古今之蔽，而有一通今古之气概，同时亦才能真有放开胸怀，以涵盖今日之西方文化思想中一切有价值者，而加以综摄之气概。而百年来之中国知识分子，实亦缺乏如此之一气概。”“中国未来立国之文化思想，必须有待于吾人一面在纵的方面承先启后，一面在横的方面，作广度的吸收西方思想，以为综摄的创造。此创造并不能期必某一个人或某一时期完成，但是只要大家先能提起精神，扩大胸量，去掉虚怯、卑屈、羡慕的情绪，而有一顶天立地的气概，便能逐渐完成。”当我们确立了这一自作主宰的气概后，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真要求中西文化之融通以创造未来的中国文化，我们当首先作一“中国人”，将中国自己的文化精神继承、传播和弘扬。

对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客观精神价值，唐先生特别强调，首先，在所有世界文化系统中，只有中国文化有四五千年的一以贯之的历史，尽管历史长久并不就是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客观证明，但是，如果就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言，那么，一种文化系统能够使其自身长久存在，必然有其所以能使其自身存在之理由，这足证明其有不容磨灭的精神价值。其次，如果从内部看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中国文化精神至少在一点上是有其至高无上的价值的，这就是依于人者仁也的认识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从而将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全部融摄于哲学智慧、道德实践之中。再次，中国文化精神本质上是天人合一的。孔孟精神本质上就是继天而体仁，并实现此天人合一于人伦、人文之中的精神。由孔孟精神为枢纽所形成的中国文化精神，本质上就是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于人性、人伦、人文的精神。第四，中国文化本原上最为清净，根本上为一直上直下，而不使一切天、人、物与人生文化活动或者地上万物受委屈，因而既极高明而又极敦厚笃实，既致广大而又极宽平舒展。在唐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精神于中国人以及世界文化，都有无限的客观价值：“中国文化精神有无比的大力，它是直接贯注于中国之全部人之生命与心灵之深处。……它即是中华民族的上帝。”

当我们立足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时，我们就先站稳了脚跟。立定中国文化精神，为了我们文化的未来发展，我们也就可以而且应该全面融摄西方文化精神了。

在决定我们到底学习什么样的西方思想的问题上，唐先生也有自己非常明晰的立场。早在30年代，他就特别提出了“我们今后所需要介绍之西洋思想”这一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像中国这样的有高尚文化的民族接受其他思想时所应遵循的两条原则：“（一）这种思想是该民族中所感缺乏的；（二）这种思想是其他民族的思想重心。”基于这样的原则，唐先生那时强调，中国应该重点介绍三方面的西方思想，即以柏拉图、康德等为代表的正统派思想、以席勒、歌德等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和纯正浪漫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思想。中年以后，唐先生在系统地讨论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和重建时，更详细而明确地提出，我们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必须扩大和超越一般流俗的眼光，从横的方面说，必须英美以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为传统的思想和德法以理性主义理想主义为传统的欧洲大陆思想并重；从纵的方面，我们不能蔽于现代化这一名号而只注意西方近代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工业精神等，而必须同时重视西方文化中由中古传来的宗教精神，以及由希腊传承下来的审美精神和哲学精神。

首先，要平等而全面地学习西方各种类型的文化精神。唐君毅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意识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又往往凝聚成一些核心概念，并环绕这些基本概念而展示出其文化精神。比如，英国文化思想三百多年来的文化传统，由培根、洛克、边沁、穆勒等创立，大体上形成“个人”、“福利”、“效用”、“安全”、“自由”、“常识”、“经验”、“民主”、“宽容”、“公道”、“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