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春：文化与生命――米歇尔・亨利与科学批判的物质现象学之维

摘要：亨利猛烈地批判现代科学，认为现代科学的极度发展导致了新的野蛮：对文化和价值的排斥。现代性把一切可能的知识都还原为科学知识，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意味着对文化和生命的否定。在他那里，存在着生命知识、科学知识和意识知识的区分；文化是生命知识，是生命的启示，其实就是生命本身，它无关于科学知识和意识知识；而艺术、道德和宗教作为高级的文化形态是与生命完全交融的。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亨利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物质现象学或生命现象学，它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生命，即物质性的内在情感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生命是莱布尼茨所说的没有窗户的单子，因为作为情感性的生命最终是一种/"共悲怆/"[1]（P138），人也因此不可能处于孤单的自然状态，而是生活在文化共同体中。问题在于，现代科学主宰下的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经远离了生命这一根基，把艺术、伦理、宗教等最基本形态抛到了一边。梅洛-庞蒂始终对科学保持一种警惕的姿态，甚至认为现象学的/"回到事情本身首先就是否定科学/" [2]（Pii）。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科学，其实是指向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与胡塞尔在反思欧洲科学危机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实证主义、客观主义是大同小异的。亨利也对现代科学持一种强烈的批判姿态，更有甚者，他认为现代科学的极度发展意味着新的野蛮。

一、科学与野蛮无异

在人们通常的观念中，科学不仅与野蛮相对立，而且是让人走出野蛮、通向文明的最正确、最有效的路径。然而，亨利却针锋相对地把现代科学与野蛮放在一起，视之为文化的天敌，生命的杀手。他告诉我们，在历史上，人性不止一次地陷入于黑暗之中，人类也因此多次进入到毁灭的边缘；不过，生命最后都能够劫过再生，文化也会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提升。各大文明的相继涌现就是其最好的例证。他表示，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各种文明/"彼此依赖，相互提升，各种基于人性的力量得以展示出来：经济的，手艺的，艺术的，理智的，道德的，宗教的活动共同进展，不管解释者优先关注的是什么，他都证明了实践的、技术的、理论的知识的同时出现，其结果就是所谓的苏美尔、亚叙、波斯、埃及、希腊、罗马、拜赞庭、中世纪、文艺复兴。在这些优势/'空间/'中，每一次都是那些构成人性的价值的整体同时得以展开。/"[3]（P7-8）很显然，在他眼里，任何文明都是由实践的、技术的、理论的知识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然而，伴随着现代性的来临，科学名义下的理论知识开始独自支配着西方世界、进而向着全球扩张，并因此改变了这种诸方面并重的情形。亨利写道：/"我们自现代世纪之开始看见的是诸种知识--它们形成为/'科学/'，而且还高调地要求这一称谓--的空前发展。人们把这理解为一种严格的、客观的、无法置疑的、真实的知识。它事实上由于其证据、其证明和其论证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它已经导致的、颠覆了地球面孔的那些极端的后果，与其知识、信念或迷信由之而出的那些近似的甚至可疑的全部形式区分开来。/"[3]（P8）科学信念，进而科学迷信导致/"全部其他价值的瓦解/"，/"以至于质疑我们的生存本身/"，最终说来，/"正是生命本身受到了损害，正是它的全部价值（不仅是美学，而且还有伦理和神圣的东西）以及伴随它们的还有每天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在摇摇欲坠/"。[3]（P8-9）

现代性意味着理论知识的空前进步，然而这也导致了一种巨大的悖谬。一方面，知识被分割成繁多的片断研究，或者说知识多元化了。每一个知识部门都有自己的方法原则、概念机制和特定对象，专家们也因此在不同的领域中各自为政，这就导致了整体性或普遍价值的瓦解，/"正是知识的整体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原理--它确保了在所有领域内的某些行为、某些评价以及知识本身的一致和有效--的阐明受到了质疑。/"[3]（P9）亨利就此评价说，虽然凡事求助于专家成了一种流行的实践，但这一实践只能在诸如牙病医治或机器修理的情形中有效，却/"不能够对人的存在及其命运提供一个整体的观点/"。[3]（P9）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化是表面的，因为这些所谓的多元化的知识/"服从于科学的严格意志和客观性/"，在它们背后的一个不言而喻的预先假定乃是：/"正是这些非常多样的知识构成了唯一可能的知识，构成了可以在全部经验领域中提供给一个理性行为的唯一的基础/"。[3]（P10）也就是说，旧有的整体性瓦解了，现代科学试图扮演这种整合的角色。这就出现了科学的暴政或野蛮，它对生命及其基本的文化形态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亨利评论说，/"一种极度知识的极度发展/"不仅把既往的知识视为幻觉予以推倒，而且要推翻人类本身，/"过去的全部文明产物就像大海的波浪一同涨落，就像出自某种共同的同意而没有分离，知识产生善，产生美；神圣照亮一切事物；而在我们面前的是人们实际上从未看到过的：科学的爆炸和人类的毁灭。这就是新的野蛮...导致了全部其他价值，因此还有文化、人的人性的颠覆。/"[3]（P10）亨利认为，科学知识的/"极度发展/"与文化的/"萎缩/"、/"退步/"、/"消失/"相平行，导致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而非抽象的/"新型的野蛮/"，/"比此前出现的任何野蛮都更严重/"。[3]（P37）

现代科学为什么意味着野蛮呢？这是相对于文化而言的。亨利表示，/"任何文化都是生命的文化--在生命既构成文化的主体又构成其客体的双重意义上。它乃是生命施加于它自身的一种作用，而通过这种作用，生命转化它自身--在它自己就是那转化者和那被转化者的范围内。/'文化/'不指任何别的什么，/'文化/'指生命的自我转化，指生命籍以不停地改变自身，以便达到最高的实现和成就形式、以便增强自身的运动。如果说生命是这一转化自身、实现自身的不断的运动，它就是文化本身，或者至少把文化铭记在它那里，作为它自己之所是而被它所期待。/" [3]（P14）显然，现代科学之所以被视为野蛮，是因为它把生命客观化，是因为它否定了文化的尊严。换言之，现代科学抛弃了/"全部可能知识的本质及其最后基础/"，即/"价值、文化、人性、它们的全部成就的基础/"。[3]（P11）科学等于野蛮，这意味着科学被排除在文化之外，它不是在为文化奠基，而是破坏了文化的根基。亨利对野蛮也有其独特的理解，认为/"野蛮不是开端，它相对于必然先于它的文化状态始终是第二位的，只是相对于文化，它才会作为一种贫化和衰落出现/"，/"野蛮是一种毁灭，而不是一种原基/"，/"文化始终是第一位的/"。[3]（P13）亨利把现代性过程中文化让位于野蛮追溯到伽利略时代。他认为，自那个时代以来，以绝对客观性自居的知识从世界中排斥了各种可感性质，以及世界中一切相对于主观性、相对于我们的生命的东西。文化是生命的自身开展，然而它现在却被排除在了现代性所定义的/"欧洲空间/"之外。这是因为，放任无拘的科学通过转向技术，已经变成为畸形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又自我繁殖，不断扩张，导致了/"颂扬人的消除、价值的幻灭/"的单向度意识形态，生命于是最终失落在大众传媒或其他外在化表现形式中。面对/"伽利略原则的帝国主义/"[3]（P224），亨利要问的是：一个没有文化，即没有艺术、没有伦理、没有宗教的社会是可能的吗？

亨利认为，在各个文明中，艺术、伦理和宗教都是文化的/"精致的/"或/"高级的/"形式，它们是生命的直接涌现，/"艺术、伦理、宗教毋宁扎根在生命的本质中，它们的涌现之原因，对那些能够读懂这一本质的人来说变成为可知的/"；相反地，野蛮则是/"生命的那些实现模式的倒退，生成的中止/"，可以从/"审美、伦理、宗教维度的逐步消失/"获得理解，它乃是/"生命本身的一种疾病/"。[3]（P39-40）理解/"文化的可能性本身/"与理解/"生命的本质/"是同一回事，各种文化形式的状况其实可以被看作是生命的体征。一方面，/"生命必然地产生文化、它的自我转化的运动，最后把它作为它的自我增长确定下来/"，另一方面，也会/"颠倒为退化和贫乏的过程/"，在这里，/"各种文明都是死的，就如同各个个体也是这样/"。[3]（P40-41）亨利表示，/"生命的自我否定以两种方式实现：在理论平面上，伴随的是除了科学知识没有别的知识这一断定；在实践平面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生命的实际否定在到处都得以实施。/"[3]（P130）在他看来，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一方面从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对生命的否定，另一方面，引导了整个文明从实践中对生命的否定，/"它提供了一种把整个现代文化抛入到野蛮中，因此充当其理智的引导线索的角色之行为的原型/"。[3]（P13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或谴责一切科学，并不是要取消科学的生存权。他这样写道：/"并不是科学知识而是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依据它，科学知识是唯一的可能知识，它应当消灭所有其他知识--受到了控诉。/"[3]（P43）在现代世界中，一切信念都被摧毁了，而唯一持续下来的乃是一种普遍扩张的信念，那就是/"知识即科学/"。这样说来，亨利所说的野蛮乃是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对生命的否定、对文化的摧残。

二、文化与科学有别

亨利告诉我们，为了明确地解决上述关于文化和野蛮的争论，/"精确地描述在两种情形中涉及的是哪种知识，彼此如何区分是至为重要的。/"[3]（P16）文化就是生命的显现，或者说生命的自我发展。这里的生命是/"绝对的现象学生命/"，而不是生命科学所针对的客体，正因为如此，与生命紧密结合的文化也就与科学知识无关。亨利写道：/"于是我们已经预感到了这一第一真理，在20世纪末去沉思这一真理并非无用，即文化原始地、自在地与科学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它绝不是从后者产生出来的。/"[3]（P15）在他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把/"体验到自身这一独特属性/"称之为/"知识/"，这是一种/"最深刻形式的知识/"，进而言之，/"活的生命在其自身中就是这一原始的知识/"。[3]（P16）这就是所谓的生命知识。但现代人关注的是科学知识，那种远离原始知识或生命知识的知识，这就出现了生命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区分。在更早的时候，亨利通过解读比朗的思想，认为应该区分两种科学：/"那些致力于想象或外部表象的对象的科学，那些集中于反思或内在统觉的主体的科学。/"[4]（P18）很显然，按照他后来的看法，前者属于科学知识，而后者属于生命知识。更严格地说，在他那里可以把知识区分为生命知识、意识知识和科学知识三类，他认为/"文化依赖于某种有别于科学知识和意识知识的知识，这种知识正好就是生命知识。/" [3]（P23）当然，这种三分并没有改变两分的基本结构。原因在于，在他那里，科学知识和意识知识大体上是一致的，科学知识直接源自于意识知识。亨利就此写道：/"科学知识与一般意识知识是同质的，是其简单的延伸，因为它就像后者一样服从明见的目标，即努力地充分阐明，在注视面前，处于光明中的东西将被清楚地感知，在这种方式上，是不可怀疑的。/"[3]（P23）

生命不是与意识而是与身体、更严格地说与肉身（chair）联系在一起，它体现为/"我能/"。真正的身体知识或生命知识是与科学无关的，/"因为我的身体就是这一绝对的、驳不倒的能力，我通过它伸开或合拢我的五指，我通过它站起来并行走。我的身体乃是通过走路而获得证明的运动，也即它内在地证明它自身，它乃是如同我在某种直接经验（它藐视一切评论，更不用说一切争辩了）中体验到的那样的行动，是一切闲言碎语在上面都要滑走的本质，是嘲笑一切谬误推论、表象、认识及其论题的自由，它嘲笑科学。/" [5]（P31-32）亨利以一个学生物学的学生在图书馆读一本关于基因密码的著作为例。他在阅览室阅读，显然要动手翻书、要移动目光，要集中精力思考，中间还会起身，上楼梯到咖啡厅休息，喝点饮料，吃点东西。包含在生物学课本中的知识、他在阅读过程中吸收的知识是/"科学知识/"；对书的阅读本身则是在运用一种/"意识知识/"：包括对对语词的感性直觉和对意义的理智把握；而使动手、移动目光、起身、爬楼梯、休息、吃喝等行为得以可能的知识，乃是/"生命知识/"。对于这位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生命知识，并非科学知识使得他能够接受包含在这本书中的科学知识，他并不是依据这一知识来移动他的双手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