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大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

摘要：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型中，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位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而这种位移很大程度上起因于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与传媒化。本文主要在知识分子传媒化的层面展开，梳理了作家与学者从传统知识分子（1980年代）到电视知识分子（1990年代）再到知道分子（世纪之交以来）的演变过程。而由于媒体霸权的存在，知道分子既丧失了自主性，也只能传播一些平面化的思想，甚至有可能变成媒体娱乐化的对象。因此，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演变过程是一个精神矮化和犬儒化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文化传统行将终结和“知识分子之死”的一个重要信号。

关键词：传统知识分子；电视知识分子；知道分子；文化转型

1980年代至今，中国当代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转型。这种转型是全方位的，而从文化层面看，应该存在着一种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转型模式。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首先把“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之概念还原到相关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演变轨迹和文化症候；其次，在此基础上分析大众媒介在这种文化转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一

尽管知识分子一词进入中国后就发生了变异[1]，而从1942年开始，知识分子也成为被改造、受打压的对象，甚至一度与“臭老九”划上等号，致使这一概念与其指涉的对象也被贬义化、丑化和妖魔化了，但是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许多作家、学者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恢复了知识分子的本来涵义，也在很大程度镀亮了知识分子的底色。比如，这一时期的朦胧诗、小说（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等）和报告文学往往成为作家介入当下生活、批判极左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商榷的武器。而众学者或者大量译介西方的文化经典以启迪民智，或者在一些专业性的讨论中隐含着某种政治诉求（如哲学界、美学界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文学创作界关于“创作自由”的争论，文学理论界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等）。这样，整个80年代便由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启蒙运动。

实际上，这场运动既是“五四”时期启蒙精神的延续，也是对“五四”时期业已成型的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的继承。而当时的一些学者也正是在这一层面对新启蒙之意义和知识分子之使命进行定位的。高尔泰指出：“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五四’运动的一个继续，仍然以反封建为其主要内容。原因很简单，因为反封建的任务不仅远未完成，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比那时更加复杂和困难了。”[2]“‘启蒙’在今天，有它特定的含义，是针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让人们通过文学作品认清自己身上丑陋的东西，改造国民的精神素质。跟‘五四’时期相比，甚至跟谭嗣同、梁启超、秋瑾那时比，‘启蒙’的课题有很多仍是一贯延续的，比如反封建的启蒙、民主的启蒙，以至于知识分子自身人格的确立，这些问题都没解决。”[3]刘再复也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需要知识分子去对农民进行现代意识的思想启蒙和现代知识普及。离开这种启蒙和普及，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离开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启蒙与普及的积极性，现代化将是一种乌托邦。而知识分子也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现代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普及现代知识和启蒙现代意识的事业中，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才能肯定自我的价值和证明现代文化的价值。”[4]

今天看来，这种定位虽带着属于中国的问题意识和80年代宏大叙事的特征，但如此直白、坦率地阐释知识分子的人格确立和启蒙重任等问题，却既体现着中国士人传统的忧患意识，也吻合了西方学者所描绘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比如，萨特（Jean-Paul Sartre）曾论述过“介入”的重要性，并亲自践行着知识分子的责任。萨义德（EdwardW.Said ）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萨特的主张，并认为“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5].而科塞（Lewis Coser ）则把批判态度的培养、在旷野中传道、谴责权势看做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6].这些说法林林总总，但归结起来不外乎这么几条：知识分子具有怀疑意识、介入意识和批判意识，而追求正义、守护理念、批判社会和谴责权势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除此之外，知识分子的话语和行动还必须具有公共性，这是区分知识分子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作家的重要标志。简言之，当左拉（Emile Zola）只是埋头于自己的小说创作或萨特只是致力于自己的哲学研究时，他们只能算做单纯的作家或哲学家，而一旦左拉写出了《我控拆》并介入到德雷福斯事件中，萨特一旦在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发言、签名、请愿（比如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他们就变成了知识分子。

以此衡量80年代的文化样式，我们便会发现许多活动都带着知识分子文化的特征。那个年代，一篇文学作品引发的争议（如白桦的《苦恋》，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一场学术性的讨论（如因三个“崛起”引发的朦胧诗问题的讨论），一本学术读物的流行（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本杂志的创刊与停刊（如丁玲主编的《中国》），一次学术会议的举办（如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等等，它们往往并非专业内部的事情，而是会成为波及社会、影响公众生活的公共事件乃至政治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80年代的知识界人士常常身兼二任：他们既具有专业关怀，又具有社会关怀和政治关怀；学者、作家的身份保证了他们的声音可以在学术场、文学场内有效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诉求又使他们的声音越过场域的边界，延伸于社会，成为一种公共话题。陈平原在谈到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时有一个说法，值得深思。他指出：

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大家都觉得，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无所谓“没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那时候，学科边界尚不明晰，学者发言很大胆，因此才有笼而统之的“文化热”。你知道，“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所有学科的人都能参与对话；也正因此，“文化寻根”可以一转眼就变成了“政治批判”。“文化热”作为契机，或者中介，让所有学科的学者，都能够站出来，表达他的社会关怀。这样一来，没必要再制造“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概念。几乎所有读书认字的人，都敢谈“文化”，或借“文化”谈“政治”，体现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可以这么说，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像“五四”时期的青年，集合在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等宽泛而模糊的旗帜下，共同从事先辈未竞的启蒙事业。[7]

作为过来人，陈平原的说法是值得信赖的。而此说法一方面可以佐证学者、作家身份与知识分子身份的合二为一，一方面也让我们注意到如下事实：随着《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特别策划（其入选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曾一度热闹。但这种评选也意味着，当80年代那种知识分子的文化氛围淡出之后，知识分子已成为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而在知识分子前面冠之以“公共”，一方面是要突出其本来并不需要突出的意义，一方面也很容易让人想到雅各比（Russell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呈现出的那种感伤语调。虽然经过媒体的策划，我们还可以评选出50个甚至100个公共知识分子，但那个几乎每个学者、作家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这就不得不提到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1989年之后，知识分子也出现了鲁迅当年所描述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8]的景观。在这种景观中，虽然有少数人踽踽独行，并履行着知识分子的使命（如张承志）[9]，有的讨论延续了80年代的流风遗韵（如人文精神大讨论），但更值得注意的则是两种集体的动向：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知识分子的传媒化[10].前者就像雅各比所描述的那样：“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11]90年代的中国学者与雅各比笔下的美国学者极为相似，他们选择退守学院虽是万不得已，但绵延至今却也形成了一种毁誉参半的学院传统。而实际上，知识分子学院化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自我去势的过程。因其学院化，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行将终结。有关这一问题，笔者在一些文章中已有涉及[12]，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动向。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大众媒介的迅速崛起和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一些文化人开始了与大众媒介的亲密接触，知识分子传媒化的问题初见端倪。有学者已捕捉到这种现象，但其定位并不十分准确。比如，张颐武曾把这些人看成“后知识分子”，并对后知识分子做出了如下界定：“他们是在昔日的文化边缘处崛起的，他们能够洞察并引导大众的无意识和欲望，能为大众文化所宠爱，是‘媒介’的掌握者。他们正像王朔的一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言：”我知道，能被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就是高级的。譬如相声、武侠小说、伤感电影、流行歌曲、时装表演诸如此类。这就是我，和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一个俗人的标准我为此而骄傲。‘这种’俗人‘的标准使他们可以把握大众当下的’状态‘，提供可靠的文化产品，他们也就成了投资人及广告商理想的投资对象。他们可以和大众沟通，也可以与各种不同的话语对话，他们变成了文化话语的中心。正像一项预测所认定的，中国大陆今后最热门的文化职业是制片人、音乐制作人、文化经纪人、形象设计师、发行人、美术设计者等，也许还应添上报刊的记者等。他们都不再是经典的知识分子，而是’媒介‘的掌握者。“[13]准确地说，这些媒介的掌握者应该叫做媒体从业者，当然，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从原来的知识分子阵营中分化而来的，所以把他们看做知识分子传媒化的第一股力量并不离谱。同时，也正是由于这股力量在媒体中的安营扎寨，才有了后来的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广泛合作。这种合作构成了知识分子传媒化的第二股力量[14].

正是由于第二股力量渐成势头，才引来了媒体的关注。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以《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爱与恨的纠缠》为题，编发了三位学者的文章[15]，编者的按语指出：“这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广泛合作，成为一道崭新的文化风景线。这种合作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何在？知识分子能否通过介入大众传媒，为自己确立一种价值定位？它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方式正在生长？三位青年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欢迎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继续来文参与讨论。”很可能这是知识分子传媒化的首次讨论，从此之后，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合作问题浮出水面。

与此同时，如何指称进而分析这类知识分子也成了困扰学界的一个问题。这时候，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适逢其时地出现了，可以说，布氏理论的到来帮了中国学者的大忙。随着《自由交流》（1996）、《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1997）和《关于电视》（2000）等译著的相继问世，布尔迪厄对电视与知识分子所做的批判成为中国学者的理论资源，“快思手”（fast-thinkers），“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16]等等描绘也成为中国学者思考“教授走进直播间”的基本视角。而更重要的是，布尔迪厄给中国学界带来了一个重要称谓：电视知识分子。从此往后，与大众媒介密切合作的知识分子终于获得了恰如其分的命名，而许多学者也开始在这一命名下思考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利弊得失[17].其间虽然也有人使用到“传媒知识分子”、“媒介知识分子”或“媒体知识分子”等说辞，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媒介知识分子或者可以与电视知识分子划上等号，或者电视知识分子就是媒体知识分子的主体[18].

在布尔迪厄论述的语境中，电视知识分子显然是一个贬义词；而依据布氏理论所进行的相关分析，也只能对电视知识分子形成一种负面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