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渊：对中国文化研究之“当代性”的征候式阅读

1.“文化研究”的新参照系

几年前，在某所大学研究生课程的第一节课上，我开列了参考文献，并嘱咐说它们是文化研究理论的基础书目，希望学生们在学期之内一定要阅读或参考。在我所介绍的教学大纲中，学生们大概需要学习批判的文化研究的基本著作。马克思、路易・阿尔都塞、安东尼奥・葛兰西、雷蒙・威廉斯、瓦尔特・本雅明、米歇尔・福柯、让・鲍德里亚、吉尔・德勒兹等人的著作，都已被文化研究者所长期引用，我认为它们是文化研究的必读书。对于文化研究专业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来说，这些书他们至少应该读过一遍。特别是在那个学期中，我提前告知了学生上课方式的改变――从每周一人主讲一个文本，转变为事先阅读然后围绕焦点做集体讨论――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更好。可是在上课时，我针对有关著作，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学生们却没有反应，我因此知道学生们几乎没有接触过有关著作或者不读书就来上课了。

一开始，我对不读文本就来上课的学生感到有些遗憾，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学习文化研究的时期和现在学生们学习的时期相比，彼此的参照系已大不相同了。也就是说，对我认为应该要读的书，学生们不完全同意或没有同感。对于在文化研究课上为什么要读马克思、阿尔都塞、福柯，我和学生们之间并没有沟通的基础。在学生们的心目中，文化研究必读书和原理论的重要性大概是与己无关的，这使我认为，学生们并不觉得读这些书是迫切和必要的，没有对原理论的充分研读，他们也能对自己关心的课题展开充分的研究。

另外，对文化研究的原理论和参照系的自明性的一些疑问，给了我新的问题意识，这与对埋头从事缺乏理论的实证研究的当代文化研究风气的批判还有所不同，换言之，现在搞文化研究的许多年轻研究者也许需要新的参照系。而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摆脱文化研究的西欧中心的参照系。在文化研究课上，我们一般介绍的参考文献几乎都由美国和欧洲理论家的著书构成。当然文化研究从欧洲开始，而那些理论的基础，因为开始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女性主义，对文化研究的入门者来说，上述理论家的文本是必须要读的。可是在1990年代以后，亚洲出现了文化研究方面重要的知识实践，开始形成有关文化现实和文化环境的局部的、圈域的话语。到最近，在亚洲活动的理论家的著作也得到了翻译，它们的重要性不亚于西欧理论家的著作，在文化研究课上也被列为参考文献。包括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内，亚洲各国文化研究者之间的国际网络互动也很活跃，通过日常性的会议，他们对亚洲文化现实的共同问题的共同研究也活跃起来，各国文化研究代表学者的论文和著作得到了翻译，互相参考的氛围已经形成。

考虑到亚洲文化研究的交往活跃进行的情况，我们不再需要西欧文化研究参照系，和Inter-Asia文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不过是二手文献的想法有所萌生，不过两者都显得不太理智。最近在韩国召开的Inter-Asia文化研究工作坊中，台湾的文化研究学者陈光兴就主张摆脱西欧中心的参照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文化研究参照系的“去殖民企图”就具有文化研究局部性实践上的重要意义。从最近在韩国出版的《21世纪中国的文化地图――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研究》（林春城、王晓明主编，现实文化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Inter-Asia文化研究参照系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本。

该书由韩国木浦大学林春城教授和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共同主编，汇集出版了上海的10名文化研究学者和代表北京文化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的文章，它是在韩国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化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此前，戴锦华、陈光兴等中文世界文化研究学者著作的单行本在韩国已有出版[1]，而韩国研究者的东亚研究著作[2]也对中国文化研究学者作过一定的介绍，可是能够在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立主题之下，汇集文化研究学者的代表性文章，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这还是第一次。

2．向后社会主义的转型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

该书以在上海活动的文化研究学者的文章为主，不过考虑到上海地区的研究者对中国的文化研究有着主导的作用，由此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现况和现实焦点，似乎没有太大困难。当然这本书并不代表中国文化研究的所有趋势。还有，考虑到文化研究的局部的实践性，那么是否能从生活于中国资本主义文化强度最高的上海的文化研究学者的文章中，看出中国当代文化的前沿地带，我对此有所期待。

我读这本书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研究者看待当代中国文化现实的认识论是什么。在下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找到回答这些问题的线索：

到1980年代中期，知识界对现实的一种非常乐观的判断，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封建专制”的历史应该结束了，中国正在从保守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虽然有那么漫长而特别的历史惯性，毕竟拗不过人类进步的普遍规律，即便还有人想开倒车，现代化的趋势到底不可阻挡，我们终将跨入彩电、冰箱、轿车和摩天大楼的新世界。[3]

也许应该欢迎类似如《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小报的努力。毕竟它还会步下高台。撩开社会一角。带来些许街市的喧闹声。显出一个社会应有的生气和活力。（中略）然而，当我们读出了那些遍布街头的小报的田边地头之间的隐秘书写，看清了大众媒体共谋于以消费为主导的意识和观念的时候，我们还会以之为“公器”，为之欢呼么？[4]

在上述的两段引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在如何思考当代中国文化现实的困境。由19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不得不走向了“现代化”道路，但与此同时，作为现代化推动力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都市空间的视觉性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和不能把由都市主体的阶级分化所引起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的矛盾搁置的现实，这就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化研究所面对的困境。既不能回归过去的封建社会，但为了现代化不能盲目往前飞奔的现实，又需要对现实做出批判性的反思；个人的欲望既不能回归于人民主义，但又不能坐视该欲望被消费资本主义所吸收，这也许是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在共同思考的问题。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文化现实的困境，王晓明将其表述为浮出水面的新富人阶层产生的“新意识形态”，戴锦华将其表述为“文化英雄的书写”，雷启立将其表述为在“小报”中能够觉察的“个人的发现”。王晓明认为，中国经过市场经济改革，从原有的阶层中间，产生了四个新的阶层。即“拥有上千万或更多的个人资产的“新富人”，在整洁狭小的标准化办公室里辛苦工作的白领,以“下岗”、“停工”和“待退休”之类名义失业在家的工人，和来自农村、承担了上海的大部分非技术性体力工作的民工”（59-60页）。王晓明认为，这些阶层的分化“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60页）在这些阶层中，“‘新富人’阶层的膨胀，它岂止是意味着财富的转移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分明还意味着一具新的人生偶像的凸现，一套新的生活理想的流行，甚至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75页）

戴锦华说，在网络・ com时代里，被发现的“类似‘弱者狂欢’、‘凡人说话’的表述，提示着90年代重要的文化英雄形象之一”[5]。 她以“反英雄的文化英雄书写”这样的悖论来说明这些现象。文化英雄的书写产生了许多文化的含义。比如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反思，凸显与官方相对的“民间”的意义，作为大众媒体和消费主义话语之表征的书写文化英雄的流行，由此而形成的作为写作主体的“民间”的暴力性的忧虑等，就产生了“一处特定历史时段的遗迹与残片，一段并不那么‘亮丽’的文化风景”。（111页）

雷启立所说的“小报”，“几乎昭示了对于‘政治家办报’要求的另外一种变通做法：到有购买力的市民、群体、区域里寻找市场和经济效益。”（183―4页）当在资本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深圳所刊行的《南方都市报》被禁售时，该报社例外地对中国官方加以了抗拒。他好像认为这件事是一些新个人――偏爱自由竞争和市场自由主义――的代办行为。这份报纸的报道构成了对市场和权力、阶层和财富的支持，这反映了在中国现有“大报”里看不到的对于人的幸福的生活和生活方式的赞扬，“在建构新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产生着重要作用。”（188页）可是如前所述，这些小报的出现和活动对中国大众言论媒体的成长做出了贡献，《南方都市报》为了生存下去而抗拒禁售，最后还是向深圳市报刊发行局举起了白旗。就此我们可以知道，雷启立忧虑的是，这些报道个人生活方式的媒体被市场的逻辑而不是政治的逻辑所吸纳。这些新的自律的文化现象的出现及其后的市场意识形态的逻辑交汇点，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现实所具有的困境，也是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困境。

3．对中国文化现实的分析――媒体、消费空间和上海

当韩国兴起文化研究热的时候，尝试最多的文化现实分析对象就是大众媒体和消费空间。同韩国一样，上海的文化研究者关心最多的也是在全球化的上海所出现的新媒体和消费空间。在这本书中，文化研究者分析的话题，便是大众性报纸、网络、电视记录片等媒体和像卡拉OK、酒店、酒吧等这样的消费空间。

罗岗关于中国网络文化现况的文章，分析了虽然被国家控制，但作为个人新的沟通手段的中国网络空间的特殊性。在他看来，中国网络的兴起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方面由于权力对新技术蕴含的解放性力量估计不足；另一方面‘新经济’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大肆‘烧钱’，免费为个人或团体提供了大量的网络空间。”[6]第二个阶段，“随着网络的逐渐成熟和广泛扩散，权力也强化了对这一新型媒体的管制。”（215-216页）罗岗提出了中国多样的网络控制事件和事例，认为网络空间也是能够实现个人、话语、权力、资本的竞争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空间。中国网络文化环境的双重性，反映了作为新的民主空间的网络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二重情况。最后，这个问题直接联系着网络权利的问题，即网络权利怎样保障人们的抵抗的声音并排除被网络所异化的人。

南帆的文章分析了在中国作为新的消费空间而出现的卡拉OK和MTV技术，并提到了这两个媒体的消费资本主义―― 把歌曲和诗歌的悟性与抒情性变为技术性的操作――的特性。南帆提到了消费卡拉OK和MTV的大众如果想要跨民族、跨国界而享受生活方式的话，人们就要“意识到电子技术、机械与市场的社会动员能量。”[7]技术和机械能够成为歌曲的真正主人，就这样卡拉OK“完成了主体幻象”（134页）的技术。他认为，以多义的影像符号被组合的MTV也转换了音乐本身的传统技能和游戏方式。它具有“如同精粹的诗是语言结晶一样, MTV 也演变为影像符号的诗”（140页）的表意系统。

能够觉察中国文化现实的“现代化”标志的另一话题，就是城市空间的全球化。特别像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城市空间的全球化，就像能够觉察当代文化现实的特殊性的触须一样。通过长久的日常生活经验，王晓明的文章对上海城市空间的变化进行了再思考，这篇文章比较了“消失的上海”和“新造成的”上海，通过对笼罩着上海城市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商品广告的分析，透视了支配着当代上海城市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意涵。在上海消失的空间是工业空间、公共政治的空间以及弄堂。取而代之，新冒出来的空间就是快速干道、商业空间、政府和国有垄断机构的高雅的办公空间。删除上海而上传（upload）的机制就是新富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广告是对它的再生产。“在这座城市里，商业广告对于虚拟图像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单是从住宅、汽车等广告的图像表现，我们也应该能够看出，一种对住宅空间乃至整个物质空间的聚焦式――因而也是缩减式――的视觉‘再现’（representation）模式，正在大规模地形成和推广。”[8]这就透析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广告的象征效果。“以住宅为中心的组合建筑空间，将‘家’安放于人生之中心的心理图式，以住宅和居家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方式”（337页）就是要支配上海城市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

蔡翔的文章评析了上海的超现代式酒店空间，为理解上海城市的现代性提供了恰当的文本。他认为，上海超现代式酒店的意义接近于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所谓 “离地美学”。摩天大厦“其突出标记甚至是一种扩大了的权力的殖民性，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地方的遗忘和抹杀”[9]，这意味着现代性的核心涵义――追求高度的上海酒店的欲望就是“一种直观的对速度的崇拜和追求”（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