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鲁迅的一个世纪

一

鲁迅作为一个著作者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是在1903年，二十世纪刚刚开始，到今天是一百多年了。这年6月，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杂志第五期上刊出的《斯巴达之魂》，作者署名自树，这是鲁迅公开发表文章的开始。

义和团之乱引起了八国联军的入侵。1901年9月，清廷接受了谢罪、惩办祸首、赔款等等屈辱的条件，签订了《辛丑条约》，接着各国联军开始撤退。可是俄国却拒不从东三省撤兵。几经交涉，到1902年4月8日，中俄才签订东三省撤兵条约，规定俄军于十八个月内分三期撤退。到了1903年4月8日，俄军应该退出沈阳、牛庄、营口、辽阳和吉林，可是不退，俄国反而向中国提出七项新要求，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4月27日，上海张园开拒俄大会，反对俄国对东三省的新要求。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学生大会，拒绝俄国要求。愤怒的情绪扩大到了国外的留学生中间，4月30日，东京中国学生拒俄义勇队成立。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就参加了这一活动。拒俄义勇队成立，即函电各方，在致北洋大臣袁世凯函中说：“昔波斯王择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鲁迅的这篇《斯巴达之魂》，写的就正是这次德摩比勒（今译温泉关）之役。文章气势磅礴，该刊编者许寿裳说，“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可以认为鲁迅是以这篇文章参加拒俄运动，他的写作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怀着救国的、爱国的目的。这种态度，一直贯穿着他整个一生的文学活动。

鲁迅在日本留学。他看到，刚刚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同晚清的衰败之象，对比太强烈了，这更加深了他的忧国之心。在将两国比较的时候，他还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国民性。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14)410）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连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是为了探索救国的道路，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思考这些题目。

正是这些思考决定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送学的事实”（①438），使他一度学医；后来受到刺激，“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着，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从而选定文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在这些年里，他读得多，也想得多。因此，他于1907年至1908年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不只是反映出一种爱国的激情，还有他自己的不少思考了。

刊登在《河南》月刊第五号（1908年6月）上的《科学史教篇》，扼要地介绍了外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活动、应用技术跟理论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文章不但指出了“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①33）。这种两者“相互为援”的关系之外，更指出了“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唯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①32），以见理论科学的研究并不总是可以立竿见影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强调了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尽管一时还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处。

这篇文章论证了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品质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它同时提醒读者，不能因为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精神生活。人们既需要牛顿，也需要莎士比亚；不但需要波义耳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拉斐尔这样的画家；既要有哲学家康德，也要有音乐家贝多芬；既要有达尔文，也要有卡莱尔这样的史学家。

《摩罗诗力说》介绍了以拜伦为代表的被人称为“恶魔派”的诗人。后来，鲁迅在《杂忆》一文中说：“那时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①233～234），后面这两位，在《摩罗诗力说》里也都作了详细介绍。此外，还介绍了挪威的易卜生、英国的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等。

鲁迅在介绍了这些他所喜爱的、引起他心的共鸣的作家之后，想起了中国。他问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悲哀的是，他接着答道：“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①102）文章里没有说的是，它的作者，已经决定自己来担当精神界之战士的使命了。

鲁迅在《河南》上发表的文章，《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这两篇最可注意，它显出了作者对中国现状的深思。那时，中国必须变革，可以说是已经成了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在东京的中国人，从政治上的亡命客到留学生，有主张民主革命的，也有主张君主立宪的，活动很多。鲁迅自己参加了留学生的一些活动，观察了不少号称爱国志士的人物，了解到了他们的主张和作为，于是在这两篇文章里对这些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出国留学，目的是给中国图富强。到外国学些什么才好呢？鲁迅看到的是：“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①45～46），“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①29），“试按其实，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⑧27）。

鲁迅以为，学外国，重要的还不是那些应用技术之类。“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张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①58），提出了“立人”这个首要目标。具体的纲领，鲁迅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①47）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①57）应该指出的是：他在这里说的“世界之思潮”，主要是指尼采的学说。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就说过，他在弘文学院就爱读尼采的书了。明白了这时鲁迅所受尼采的影响，就可以知道他这些文章里写的“少数”和“多数”，并不只是个数量的概念，而是尼采所说的“超人”以及与之对立的庸众。他是把希望寄托在超人身上：“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唯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⑧27）“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①54）显然，这英哲就是尼采说的“超人”了。

二

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鲁迅成了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十多年之后，他在一封信中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1)469～470）

这样，又回到国民性的问题上去了。这时他给《猛进》周刊编者徐炳昶的信中说得更加痛切：“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③22～23）

他想到的唯一的办法，是循着《新青年》开创的路走下去。陈独秀1916年创刊的《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旗帜就是民主和科学。1918年9月鲁迅开始在上面发表文章，“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1〕，但就倾向来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④468），“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①307）。

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钱玄同、吴虞等人的文章，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鲁迅为了批判专制主义文化的传统旧的伦理观念，反对保存“国粹”，也写了好些文章。他说：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①321～322）

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①343）

反对了保存国粹，就要引进外国的观念：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①349）

主张保存“国粹”的人对于引进“西学”，一种态度是抵制和排斥。鲁迅描写说：“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厉害。”（①316）即以“道德”的名义来抵制“西化”或曰现代化。

另一种态度要开明一些，主张将“西学”和“国粹”调和起来。鲁迅描写说：“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句话说，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中至当’。”（①352）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不失为一种主张。若问：这种主张能不能行得通呢？能不能够“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鲁迅回答说：“‘西哲’易卜生益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说：‘All or no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