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后现代与知识分子

关于后现代的种种特征和变化，学术界委实谈论得不少。各种诊断和判断汗牛充栋，各种学说纷然杂陈。毫无疑问，最喜欢谈论后现代的恐怕非专家学者莫属。从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到英美的激进派，再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传人，大多是一些从事符号表征事业的文人学者。既然是讨论后现代，就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谁在后现代？换言之，后现代的行为主体是谁？作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之一的美国学者杰姆逊，虽然对这一文化和社会现象有许多论著，但亦有人对他的学说不以为然，原因在于他的后现代理论中缺乏社会学意义上的"行为主体"。显然，讨论后现代问题，免不了要遭遇谁是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行为主体这类问题。

知识分子好谈论后现代，其实他们谈论谈论后现代，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在谈论他们自己。换言之，知识分子作为后现代的主体之一，他们不但发现了后现代的来临，而且也在这种社会和文化中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后现代的种种思想理念和主张。这个简单地关联，很自然地把我们对后现代的思考与知识分子问题联系起来了。

讨论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要考察后现代性导致了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换一种表述是，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启蒙现代知识分子有何差异。假如我们把启蒙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形态，那么，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确与前者判然有别，尤其是以下两类知识分子，他们完全是后现代的产物，因而最值得关注。这两类人就是：专家型知识分子与文化中产阶级。

公共知识分子的隐退

关于后现代，尽管有种种说法，但最为关键的也许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其核心涉及到福柯意义上的"认知型"，即后现代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认识和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

后现代主义通常是指一种当代文化形式，而后现代性则意味着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方式，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古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宏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的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元的、变化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不统一的文化或解释，它们孕育了对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对天性的给定性和同一性的一致性的某种程度的怀疑。……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形态，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论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变迁的某些事物。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的"和"流行的"文化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这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主导性的或普遍存在的---亦即它是遍及一切的，抑或只是当代生活中一个特殊领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

或许我们可以说，后现代性所造就的是一批具有特殊思维方式的行为主体，他们怀疑现代性所坚信的普遍真理和理性，主张宏大叙事的终结，倡导个人化的小叙事。恰如利奥塔所发现的，后现代有几个突出的特征，局部决定论流行，不可通约性成为普遍景观，小叙事成为基本的知识策略……，一言以蔽之，启蒙的英雄和解放的英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专门领域里工作的专家。他的结论是，随着现代性的衰微，伏尔泰、左拉和萨特式的启蒙知识分子角色日趋终结。换言之，后现代乃是知识分子消亡的时期。传统启蒙主义意义上的那种担当道义、"兼济天下"的知识分子逐渐消失了，而六十年代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消亡的开始。

其实，对这种新现象有所警觉的并不只是利奥塔一人，在他之前，福柯已经发出了忠告。有人曾问他谁是知识分子，他略带游戏口吻地说到，"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怪。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我遇到过写小说的人，治病的人，在经济领域工作的人，创作电子音乐的人。我遇到教书的人，绘画的人，还有我从不知道他们干些什么的人。可就是没有遇到过知识分子"。[2]他一方面直言没有遇见过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坦陈自己是"学者"、"哲学家"或"写书的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福柯这么说自有他的道理。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福柯坚信社会的变化导致了那种"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上的主体"消失了，进而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知识分子亦随之消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种"以真理和正义之宗师的身份言说"的角色，或那种"好像代表了我们大家的意识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福柯提出了他著名的两种知识分子角色理论：

知识分子应召扮演这种角色已有许多年头了，现在又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知识分子现已不再以"普遍性代表"、"榜样"、"为天下大众求正义与真理"的方式出现，而是习惯于在具体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把他们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和性关系）进行工作。无疑这赋予他们一种更为直接和具体的斗争意识。……这就是我要称作"专家性"知识分子，他相对于"普遍性"知识分子。[3]

福柯在这里指出了知识分子角色的深刻转变，他们不再是社会正义和道德良知的普遍代表，而是在具体领域工作的专门家。从"普遍性"转向"专门性"，也就是从兼济天下的普遍知识主体，转向了专门化和职业化的角色。这个说法和利奥塔的理论不谋而合。后者的看法更加激进："很明显，一种知识分子形象（伏尔泰，左拉，萨特）已经随着现代性的衰微而消失了。60年代某种批判的暴力在学术界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而来的是所有现代国家中教育机构的无情衰落，这些都足以说明知识分子和它的传播已不再运作着某种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知识分子登上讲台时所需要的。在一个把成功视为节约时间的世界中，思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错误，因为它浪费时间。"[4]权威的丧失，一方面说明现代社会作为教育者或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权威的丧失，另一方面又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化和教育的普及，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无论是在福柯的意义上，还是在利奥塔的意义上，传统上所界定的那种英雄式的知识分子，看来确实已经衰落。

这些说法乍一听来，颇有些耸人听闻，但细细想来，却也真实得可怕，即使是在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也可以发现这种转变的踪影。比较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和今天完全制度化和专业化了的学者，差异赫然眼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一大批锐意变法维新的中国知识分子，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深刻的文化变革。他们也许自觉不自觉地以法国"百科全书学派"哲学家为楷模，以启蒙为己任，高扬"德先生"和"塞先生"的旗帜。尽管这一文化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策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较为密切，从识字教育，到开办新式学堂和书局，从对传统文化深刻批判，到对中国未来强烈忧患意识。这时的文化人大都以追求一种新的"元叙事"（"德"、"塞"先生等），来取代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宏大叙事"（尤其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经典）。反观今天的学者文人，在日益狭窄和局限的制度化和专业化的领域里，从事着越发艰深越发专门的知识建构。"宏大叙事"正在被消解为次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知识，越来越演变成为一种技术的强制和暴力，思想从一种生存的智慧退化为专门学问技能，日趋专业化的操作主义和追逐名声的功利社会学，使学者们越发满足于狭小领域"井底之蛙"的成就感，这似乎就是我们今天人文知识的真实现状和普遍的景观。这么来看，有人奋力呐喊"人文精神"，呼唤"终极关怀"，这些说法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福柯从普遍主体的普遍代表性角度来分析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而利奥塔则是从知识分子曾经拥有过的那种权威丧失角度道出他们的角色变化，其结论都是一个：一种知识分子类型正在或已经终结。这个观察或许是悲哀的，或许是另一种激进主义的前奏。如果说此种看法还只是欧陆学者的感悟的话，那么，在英美的理论也很引人注目。美国学者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的问世，似乎就是一个显著例证。正像"最后的知识分子"标题所示，雅各比指出了一个重要现象：作为"公共角色"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乃是左派被学院化、专业化与职业化所同化的标志，这就剥夺了知识分子作为公共角色和反派的力量，而这些正是传统意义上界定知识分子的特征。"那种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独立知识分子正在衰竭；……今天，非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是一种陷入危境类型；工业发展和城市的负面影响已经使他们的环境每况愈下。由于他们操着一种公共俗语，所以他们仍在文化界若隐若现。而新的学院派人士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独立的知识分子，但由于他们并不采用日常语言，所以外行很少知道他们。学院派人士是为专业杂志写作的，这些杂志不同于小杂志，它们形成了一个孤立的社群。"[5]虽然雅各比留恋那种老派的精英式知识分子的倾向不免保守，但他对专业化的学术人士的轻蔑却也道出了对知识分子角色转变的忧虑，因为他们与普通公众关系越来越远。这里，他发现当代专业化的学者所运用的是专门的技术语言，因而和公众相去甚远。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知识分子与公众的关系，以及知识与常识的联系，甚至是专业语言的局限性等。这个问题最近在国内也被一些敏锐的学者提了出来。比如，有人提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已和日常语言之间出现了剧烈的断裂，这些学科的语言"变成专家之间秘密交谈的密码"，于是，"我们有理由审问那种学术语言和专业问题对于我们身在其中的真实生活是否有效？"[6]这里的问题表面上是语言的专业化，但深刻的根源却在于学术的制度化和专业化，在于思考的内向性而非外向性。所谓内向性，是指在细密精致的专业分工条件下，学院化了的学者们的思考与其说是对普通的人，不如说是专对"圈内人"的，亦即学者说话是说给那些想听且听得懂的同行听的。雅各比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的衰微，不正是说的这种状况吗？

学术专业化和制度化问题，是导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向后现代转变的根源之一。这个问题和教育密切相关。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知识分子总是和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文化又植根于特定的世界观之中。这种观念揭示了可能性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进而使得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合法化。它涉及到三个基本观念：第一，人本质上是不完善的，需要不断地人性化；人之天性的不完善性和习得的完善性被区分为人的"生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对立。第二，人性化是一个学习过程，社会化就是压抑人的动物倾向；人的天性和取而代之的倾向之间的区别被称为"激情"和"理性"（或"本能"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对立。第三，学习只是一种教育关系，人性化的过程离不开教师和教育体系。正是在这个要求下，社会化的现代教育体制出现，启蒙的要求应运而生。文明与野蛮、教养与愚昧、科学与迷信，这些被知识分子所命名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被赋予某种权力性质，所以，培根提出"知识就是权力"的口号。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表明，权力依赖于知识，有效的权力有赖于有效的知识。这种关系必然导致一种双重现象：一是"合理政府"概念，它旨在管理社会并鼓励"善的"行为，遏止"恶的"行为；二是"合理行为"的概念，它导致了对认识范式、价值观和个体行为动机的控制。在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中，两者被认为是互为作用相得益彰的。然而，这里的核心是"合理性"，所谓合理性就是根据理性概念运用立法和教育来塑造社会现实。合理的个人概念涉及到他们行为是由知识和教养所塑造的，而他们的知识又是有知识者所给予的：

比喻地说，在某种权威中，这样的对世界的看法确立了有知识者的地位，而这种权威可以描述成"立法的"它涉及到这样一种权利，即要求整个社会都服从的各种规则；而它本身又是依据由其生产的合适方法所保证的更好判断力和卓越知识而被证明合法化的。由于社会及其成员寻找着所需之物，有知识者新的立法权威也就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必要性和被赋予的资格。[7]

鲍曼这里指出了西方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和现代社会乃至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曾经是以"立法者"的角色出现的，这正是利奥塔所说的知识分子曾经拥有的哪种"权威"。[8]他们有一种坚定的自我认同和身份感，那就是对西方（主要是西北欧）的价值观，尤其是体现为普遍、绝对的那些"元叙事"的追求和虔信。

如果说教育、合法化和权力的关系一度曾是现代知识分子角色扮演的基本规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