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反抗人为的视觉暴力――关于一个视觉文化悖论的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当代视觉文化的一种悖论性现象：人为设计的视觉形象的膨胀和自然形象的匮乏。于是，人们从刻意策划的人为形象文化中逃避出来而亲近自然，便成为一种潜在需求和冲动。通过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分析，作者认为这是现代文化的都市化过程中必然的现象。因此，作者提出，视觉文化的生态和谐是一个必须注意的文化问题。

[关键词]文化 视觉文化 文化社会学 人与自然 美学

视觉与生存

心理学上有一个经典的实验，亦即所谓“感觉剥夺”实验，在特定时间内剥夺被试者的一切感觉刺激来源，让他处于一种人为的与外界隔离的状态，视觉、听觉等一切感觉通道都被堵塞了。实验结果是可怕的，几乎每一个被试者都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恐惧，不少人中途放弃了实验，逃回现实世界。我的解释也许和心理学家的看法不同，在我看来，这个实验是高度象征性的，它揭示了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与世界的感官联系时，他的生存便 受到了威胁。

因此，有理由认为，康德式的表述――我在世界上，世界在我心中的表述，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人与世界的感官上联系。如果我扪把康德的表述与黑格尔的一个命题联系起来，思考的焦点便指向了人的两种主要感知形态――视觉和听觉。黑格尔认为，在人的所有感官中，惟有视觉和听觉是“认识性的感官”，所谓“认识性的感官”，意指视听与其他感官形态不同，可以理解和把握世界及其意义。在心理学上，视听被称之为“远距性感官”，这个特殊的概念正好解释了黑格尔想要表述的东西。较之于人的其他感官形式，视听无需直接接触或消耗对象来理解对象的意义，眼睛可在在远处观察事物和理解事物，但触觉和味觉则局限得多。

我想进一步补充的是，在人的视听感知中，视觉又有某种优越性而超越了听觉。如果我们不是从感官通道本身，而是从感官形态与文化联系上来思索，视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其直观、感性和理解的直接性上，而且与图像或形象密切相关。这样一来，我我们便可把视觉和听觉的关系问题，转化为视觉―图像和听觉―语言的二重结构上来。即是说，视觉对听觉的优越性也就呈现为图像对语言的优越性上。这么来表述，并不是要在视―听或象―言之间断言孰优孰劣，而是要通过这种二元性的结构转换来考察文化本身的历史转型及其内在的文化逻辑。

说视觉和图像具有优越性，首先是指人对世界的把握和理解，主要是通过视觉通道。有实验证明，人对外部世界的信息的把握，绝大多数是通过视觉获得的。其次，从历史的发生学的角度说，看也是先于说，恰如英国著名美术批评家伯格所言：“看先于词语，儿童先是看和辨认，然后才说。”[1]其实，不只是儿童个体，如果我们超越个体发生学，进入种系发生学的层面，同样的历史过程也会呈现出了，那就是从种系发生的角度说，各个民族最初都是用形象而非语言来理解和表达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阿尔塔米拉的洞穴壁画就是一个明证。

假如我们把以上结论性的意见结合起来，答案不过是一个常识观念的再次确认：如果我们失去了视觉上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难以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视觉文化对于我们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视觉需求与视觉文化

既然视觉是我们的生存不可或缺的，那么，对文化的任何思考就不能忽略其视觉层面。中西哲学史上都有强烈的视觉主义倾向。比如柏拉图著名的关于洞穴的寓言，再比如孔子的诗学，所谓诗可以“观”，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是强调了视觉的重要性。现代哲学中，维特根斯坦的早期理论，强调“图画论”，亦是关注视觉问题的表征。人―生存―视觉的关系，或许可以作如下表述：大凡是人，总有视觉需求，就像人本心理学所指出的种种需求一样（马斯洛），视觉需求也不可或缺。这一点，无论是从神经心理学的层面上说，还是从文化社会学层面上说，都是如此。

视觉需求的历史，同时也就是文化生产的历史。人类学上有一个发现值得注意。原始文化中，人们对形和线条的理解远不同于现代人，因为在原始文化中，自然形态的事物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人眼力所及，都是一些自然物，当然也包括人自身。在自然的线条和形态中，几乎没有笔直的直线，规整的直角和三角形，或是理想的圆形或椭圆形等几何形状，所以，原始人对这些带有很大程度的人为的形和线的构成是很不敏感的。相反，在现代社会，各种人为的设计和结构，对现代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因此，他们对这样的线条和形状的反应是敏锐的，其辨别力远在原始部族居民之上。对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而言，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个发现揭示了一个现象，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人的视觉对象变得丰富多彩，愈加复杂了，而且相应地，人的视觉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人的视觉能力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对规整的线条和形状的把握能力就是一例）。这两个方面其实是辩证统一的，前者与后者是同一过程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第二，人类视觉文化的历史，有一个从自然形态向人为形态转变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具体地呈现为我们的视觉图像从自然物，向人为设计的符号的深刻转变。这就意味着，文明的进步体现为现代化，而现代化又展现为都市化。以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话来说，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的一个分界就在于，前者是都市文明，后者是乡野文明，前者以金钱为主导，后者以人与土地的关系为纽结。现代文明就是人失去了与土地的原初的联系。在浪漫主义诗人那里，在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等哲人的思考中，我们反反复复地聆听到这个主题。以至于西方一些学者（如波德里亚）指出，我们越来越生存于一个人为符号的虚拟世界中，符号也已失去了与实在本来所具有的模仿和再现关系。从图像史的角度来说，这个趋向也十分明显。倘使说古典绘画（无论中国的抑或西方的）偏重于对自然对象的描摹刻画的话，那么，当代造型艺术早已越出了对自然物的崇拜，日益转向人为的事物甚至完全不存在的幻想之物的表现。美术史家休斯说得好：“我们与祖辈不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世界里。……‘自然’已经被拥塞的文化取代了，这里指城市及大众宣传工具的拥塞。”[2]至于其他影像工业领域，从广告到影视，从印刷到摄影，这个特征更是昭然若揭。或许我们有理由认为，不但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人为（‘文化’）化”，（这里“文化”的意义与“自然”相对），而且我们的视觉也越来越如此。

从以上趋势性的发展来看，一个结论是合乎逻辑的，那就是，当人类社会越来越都市化（现代化），我们的视觉对象越来越复杂多样，而我们的视觉经验也越来越复杂敏锐时，在历史比较的意义上说，现代人与古代人相比，他们的视觉需求大大地提高了。就好像人对美食的需求随着饮食水平提高而攀升一样（所谓“食不厌精”），人的视觉需求也随着文化的发展而日益提高。我们已经不满足于那些单纯的自然形态的视觉形象，在其复杂性、视觉冲击力和联想等方面，现代文化已经走得很远了。只要我们对当代视觉文化稍加注意，就不难看出这个倾向。举电影为例，电影在视觉效果的发展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无论的画面的逼真性，还是场面的视觉冲击力等诸多方面，都已达到了传统文化难以想象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说，以好莱坞为代表的高科技电影，不但创造了新的视觉现实，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观众对电影的视觉需求。

从客观方面来说，日益复杂多变的视觉文化，有一个不断趋向于完善和纷杂的发展逻辑；从主观方面来看，作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人的视觉要求和期待也是不断提升的对应过程。

视觉文化悖论

至此，我们可以进入本文的主题――视觉文化悖论的讨论了。所谓视觉文化的悖论，是指现代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媒介文化或影像文化的高度发展，人为的符号化已成为普遍的文化景观。在这样的条件下，视觉文化在成为文化“主因”或主导形态的同时，带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视觉文化的悖论。

一方面，视觉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越来越丰富和复杂，人们面对的是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丰富复杂得多的视觉文化现实，即是说，形形色色的视觉文化对象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以至于我们无论着何处都无法摆脱人造的视觉形象的追踪。因此，在比较的意义上说，现代人是生活在一个视觉刺激富裕甚至过剩的文化中。另一方面，尽管在当前的文化中，视觉形象的过渡生产和消费特征越来越明显，尽管种种新奇古怪的视觉形象不断被创造出来，由于影像越加倾向于人为的、刻意的策划和刺激，却又使得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的人们感到某种视觉要求的匮乏或缺失。这个悖论可以具体描述为两个方面，从客体文化方面来说，它体现为视觉形象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效果的急速倍增；同时又展现为这些形象的同质性、类型化和仿象化倾向的增长；而从主体文化方面来说，这个悖论呈现为一方面文化的消费者大量甚至过量地消费种种形象，出现了心理学上所说的“神经餍足现象”，另一方面又由于形象的同质化和类型化，尤其的人为设计和虚拟化，又使得消费者在过剩之后感到缺少某种形象的“匮乏”，以至于人们在这样的视觉形象充裕的社会和文化中努力寻找逃避的途径，到大自然和野外去，到荒无人迹的、未经“人化”的自然中去寻找新的视觉经验，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个主体心理的反抗。逃避人为的刻意策划的形象世界，回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形象世界中去，摆脱人为符号的追踪和压制，体验自然和观照自然。这也许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当代文化的这个视觉悖论在相当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但这个悖论却揭示了当代文化的某种紧张关系。它进一步涉及到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复杂关系，涉及到人为符号与自然符号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涉及到未来我们的生存质量问题。

以下我们进一步来描述这一悖论的种种表征。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环境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化特征。第一，这是一个以城市为主要空间的生存环境。用斯宾格勒的话来说，传统社会是人与大地和谐相处的时期，是乡野的充满自然活力的时期；而城市化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人们逐渐脱离了乡野大地而生活在人造的世界里。于是，金钱取代了土地，理性取代了宗教，文明取代了文化，彻底的世俗化急剧膨胀起来。第二，城市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但使得大批人口集中在城市里，使得劳动场所和家庭分离开来，而且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由于技术的工具理性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媒介文化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所谓媒介文化，是指在我们的现实文化中，媒介不但广泛地制约着我们的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 ，而且使人处于一种越来越依赖媒介的交情境之中。麦克卢汉通过对人类传播方式历史发展的研究，提出了从面对面的口传文化，向印刷文化，再向电子文化转变的发展轨迹。这个过程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社会那种“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的消失。由于“在场”不再是我们交往的必要条件，于是，媒介制约便以种种“远距作用”（吉登斯）的形式出现。[3]换言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完全由媒介符号所营造的世界。在这个媒介社会中，形象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符号或表征类型。恰如美国哲学家凯尔纳所说：

一种媒介文化已经出现，在这种文化中，形象、声音和景观有助于生产出日常生活的构架，它支配着闲暇时间，塑造着种种政治观点和社会行为，提供了人们构造自己身份的种种素材。……媒介文化是一种形象的文化，它往往利用视觉和听觉。诸多媒介――广播、电影、电视、音乐、以及杂志、报纸、和卡通画等印刷媒介――要么突出视觉，要么突出听觉，或是将两者混合起来，以广泛地作用于各种情绪、情感和观念。[4]

虽然凯尔纳的这段描述是针对西方社会而言的，但把它用于中国当代社会也同样是合适的。换言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媒介文化，其中形象的支配和霸权越发突出。第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另一个表述是高度的市场化，而高度的市场化必然带来人类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商品化。倘使说现代化有一个从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的话，那么，中国进入“小康社会”，转向“小康文化”，便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消费社会和文化。其实从媒介文化的角度来说，它的另一个层面就是文化工业，恰如凯尔纳所指出的，“媒介文化是工业文化，它是依照大批量生产的模式组织的，它是依照不同类型（或体裁，依循传统的公式、代码或规则）而生产出来的，为的是大量受众。因此，媒介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形式，其产品是乃是商品。”[5]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诸如闲暇意识，消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