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历史记忆：重建现场与智识建构

一如前面的两个学案研究中所反复强调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的生存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形下，我们的生活重构其实十分困难，整个社会转型从晚清民国以来始终仅仅是在过程中。而且这个过程一直在反复甚至倒退，然后从头开始。或者说具体了，我们的诸多问题包括学术问题、文学问题、教育问题乃至社会问题其实依旧，我们始终走不出的是我们自身的生存悖论和循环往复的轮回怪圈。

无论是针对历史还是面对生存，“五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如何让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成为我们的真正的历史记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也许这样的说法反而会让人不解，似乎就像平原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才华横溢的研究者看来，作为课题的‘五四新文化’，早已是明日黄花，不值得格外关注。原因呢，据说是研究著作汗牛充栋，该说的都说了，很难再有新的发现。”[1]（p1）问题在于，真的如此吗？如果真的如此，究竟又有多少东西变成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呢？或者至少，我们应该循着五四先贤的脚步走出历史的怪圈和“一治一乱”的循环，彻底完成现代社会的转型，可事实呢？

尤其是在当下的包括“2008北京奥运”在内的种种敏感时刻，关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乃至“义和团”的话题甚嚣尘上，就完全说明，至今我们并没有走出“五四”，或者毋宁说跟五四时期诸多问题有着高度的同质性。那么，触摸历史和重回五四就不仅仅是意味深长，而且更是我们的生存之痒。比如说，为什么“科学与民主”始终被描述为“五四精神”，可偏偏这两个“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始终就不肯屈尊光临到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因此，无论是从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或者干脆是意识形态的角度“讲故事”，讲得铺天盖地讲得天花乱坠，终究无法给人们留下多少历史记忆。因为不管“故事”有多精彩，如果在现实实践中一点作为也没有，这样的“故事”不仅缺乏历史价值的真实其实也缺乏审美价值的高度，它不过就是“故事”而已――如果不是拿来消遣也是拿来为自己的某种诉求“装饰”而已。也就是说，完全娱乐化也跟娱乐化本身的旨归相同，顶多“开心”一乐，又怎么可能进入什么记忆呢？

假如不说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能够有效地强化人们的历史记忆的话，但我以为其起码在逻辑和认知上给我们打开一扇全然不同的窗口，尤其是在学术研究范式上，一改往日的“言说”而成为“反思性”。其实，无论是“言说”还是“故事”或者“历史”，反思性之所以重要，便是为加深人们的历史记忆提供了重要的通道。人们一定记得10多年前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一书对大陆学界的影响，我难以判断黄仁宇的这本书对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是否有过启发，但我可以断定平原这本书相对于《万历十五年》可能更有学术价值，尽管黄仁宇的研究确实别具心裁，而且学术创造性不可小觑。

一 自家心境•文化理想

也许，用套话说平原的研究总是别具匠心、独具慧眼大致也说得过去，还不能说不准确，但是，在此显然有必要特别提请注意平原的研究视角――如果我们一定要说“独具慧眼”、“别具匠心”的话，其实平原不少时候体现的便是在其研究视角的“独具慧眼”、“别具匠心”上了。而且这个研究视角的独特性还颇有渊源――或者毋宁说，这种独特这种渊源，如果没有别样的学术传承和优厚的学术传统的长期浸染，尤其没有系统的学术训练和艰苦的学术求索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更是诸多急于求成忙于制造某种轰动效应者比如干脆模仿《万历十五年》者所难以想象的。如果不是平原对“活跃于1880至1930年代这半个世纪的文人学者，大致上可分为‘戊戍的一代’和‘五四的一代’，前者如黄遵宪、林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后者则有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这确实是两代人，可思想学说以及文学趣味上有大量重叠或互相衔接的成分。正是这两代人，共同创造了我们今天所再三评说的‘新文化’”[1]（p4-5）的深切意识和会心――而且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他以及他的夫人夏晓红女士的研究对象――那么，平原的学术脚步就不可能如此坚实。尤其是平原特别喜欢说及的晚清、五四两代人的“目光重叠”，蕴含着太多沉甸甸的历史内容和精神内容，其中的互相“衔接”衔接出来的就可能是一部部波澜壮阔的学术史、文学史、教育史乃至社会史――便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之中，平原的研究几乎是在骨子里头深得上述“两代人”神髓。比如我曾经引述过的“‘文字记录之外’的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以及‘文字记录的史料’，如旧史、档案函牍、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金石、外国人著述、古逸书以及古文件之再现等”[2]（p2，《序一》）那样的学术与文章趣味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独得之秘”――我几乎可以想象平原在国内、国外各大图书馆接触上述那些或灰尘深厚或纸张酥脆而且虫蛀了的也即尘封已久的旧报刊史料――也即被梁启超们忽略了的“自家最擅长的报章”的废寝忘食的情形（这种趣味似乎王瑶弟子们多少都有一点，比如钱理群先生①）。这些在诸如《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大英博物馆日记》等著述中也均有“顽强”的体现，而最集中的体现我想应该就是这本《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了。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其导言《文本中见历史 细节处显精神》中平原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渊源交待得颇为详尽，我特别感兴趣的有这么一句：“我曾经引用胡适和王国维关于学问的两段话，辨析学术研究中的‘大’与‘小’。一说‘学问是平等的’，一说‘考据颇确，特事小耳’，抽离具体历史语境，呈现某种张力。……当然，这里所说的大与小，并非指事物本身的体积，而在于其能否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无深入发掘与阐释的可能，以及是否切合自家心境与文化理想。”[1]（p5）说通俗了，也即平原经常说起的“大题小做”、“大题大做”和“小题大做”：“大题小做”不用说为平原所不屑，他甚至批评胡适说：“花两三千字谈中国文化特质或国际发展趋势，比他所嘲笑的用二三百字说‘统一财政’好不到哪里去；而胡适本人恰好写了不少此类文章。”[3]（p164）至于“大题大作”那是大天才的“节目”，平原始终坚持的只是平实的“小题大做”，也许，他说过的这一段话：“现代学术一方面追求‘科际整合’，一方面强调‘小题大做’，二者并不完全矛盾：前者指的是学术眼光的‘博通’，后者指的是研究策略的‘专精’。而且，这两者都与习惯于‘大题小做’的‘教科书心态’无缘。”[4]（p33）才比较符合他的“自家心境”与“文化理想”，而且也用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活动践履这样的文化理想。平原学术眼光的“博通”已经有目共睹，研究策略的“专精”则不时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一个个具体的专深研究，常常要打点起十二分精神方能大致领略到个中三昧同时对其“自家面目”能有所接近。

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陈平原这样说：“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几个重要的关节点，仔细推敲，步步为营，这一研究思路，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示。选择‘药•酒•女•佛’来谈论汉魏六朝文章，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冒险，可鲁迅成功了。”[1]（p5-6）有台湾朋友问其是否借鉴了年鉴学派或新历史主义等，他回答说确实读了一点斯蒂芬•葛林伯雷、海登•怀特以及布罗代尔、勒高夫等人的著作，“但不敢胡乱攀附”。问题在于，“胡乱攀附”滔滔者天下皆是，早已经给我们的学术生态和知识积累制造了无数的混乱，不是说学习并研究西方的理论不重要，而是说真正深切地学习和研究并能自觉反思批判者如凤毛麟角，剩下的大多数就只能是“胡乱攀附”了。如所周知，知识需要积累，学术需要传统仅仅是常识，可滑稽的是，在我们的现实语境里面回到常识倒常常成为了我们头等的困难。说白了，就是常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罢。究其实，也便是我一直强调指出的我们旧的学术传统中断了之后，新的知识传统没能建起来的缘故。而平原所做的恰恰是在接续晚清、五四“两代人”的学术传统的同时，也追问我们的知识传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具体如《大学何为》《中国大学十讲》等著述）。当然，平原的自家研究面目或者他自己称之为“切合自家心境与文化理想”，面对的始终是晚清、五四两代人的心态史和问题史，然后在“两代人”的心态历程和问题缝隙中再进行重新书写，哪怕有一点突破，也是自家的努力。更何况是卓有成效的努力。比如他说：“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又比如他“追慕钱钟书的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并非追求‘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而是意识到‘五四’新文化这本教科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他说“我之倾向于在‘边’上做文章，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金克木的抓‘边’”，他又说“至于在史学研究中，强调对于古人的同情与体贴，警惕‘过度阐释’，则有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在内”[1]（p6-7）等等，有兴趣的读者只要认真通读过《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平原自己上述交待的来龙去脉我相信是“进入五四新文化”的钥匙，而并非仅仅是个注脚或者夫子自道而已。

二 线索•文本•记忆

有意思的是，平原在这里也采用了一些如“文明的碎片”与“拆解成‘一地鸡毛’”等后现代概念。当然，这些概念本身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把“文明的碎片”拼起来却又并非整体？又如何把“一地鸡毛”恢复成为鸡却未必是原来那只鸡？这么一来，研究视角或者“叙事”视角确实极其重要。

如前所述，平原的学术脚步跟年鉴学派也好新历史主义也好更不用说什么后现代基本无关，真正紧密相关的，是深深地植根于晚清、五四两代人所共同致力完成的人文学术传统之中。与此同时，他也随时保持着对世界人文学术的同步发展的学术视界与人文关怀，当然也可以说就是随时保持着一种“对话”姿势。这些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一个真正优秀的学者，根本不在于其采用的是何种研究方法，关键在于其对研究范式的别有会心并能时时意识到积累与突破的重要性。而平原的特别优秀也便优秀在这里。无论是他曾经采用了叙事学的、类型学的、文章学的还是诸多专深研究“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他都特别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几乎一开始就别开生面，解读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结果发现其对“五四”的解释漏洞百出，他不无揶揄地说道：“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纷纭复杂的‘五四’，固然并非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可‘百科全书’出现如此多的错漏，毕竟出人意料。看来，‘耳熟能详’、‘了如指掌’云云，需要打点折扣。”[1]（p9）也就是说，文本是平原首先不能绕过去的，而且何止是绕不过去，其实我们大家所面对的本来就是个文本的世界。尤其是面对处于孵化状态的话语的衍生化撒播，文本解读的能力、分析能力和梳理能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还原的能力、认知的能力和穿透的能力。否则确实难以想象“入手处竟然是一场运动、一份杂志、一位校长、一册文章以及一本诗集等”，如何“承担引领读者‘进入五四’的重任？”比如，“关于‘五四运动’，不同政治立场及思想倾向的论者，会有相去甚远的解释。注重思想启蒙的，会突出《新青年》的创办、北京大学的改革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对‘五四’事件的决定性影响，因此，论述的时间跨度大，大约是1917年至1921年；表彰爱国主义的，则强调学生及市民之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抵制列强霸权，尽量淡化甚至割裂5月4日的政治抗议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但不论哪一种，都不会只讲‘文化和思想’，而不涉及‘政治和社会’。承认5月4日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具有标志性意义，那么，所论当不只是‘思想启蒙’，更应该包括‘政治革命’。”[1]（p10）需要即刻指出的是，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政治革命”，在平原那里，都是一个长时段“20世纪中国”的概念，毋宁说，其实他把最早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长时段概念延伸到了思想史、学术史乃至大学史的研究当中，或者干脆就是转换成为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概念，然后以“20世纪中国学术”这个大概念回头重新涵盖了文学史、大学史乃至思想史的研究。这样，如果一定要说有把进入平原阐释的“五四新文化”的钥匙的话，舍弃了这个概念就可能舍本逐末了，也即：有了这个概念和钥匙方能较好地把握所谓的“一地鸡毛”和“文明碎片”。我们肯定无需进入所谓后现代世界再来理解五四时期的现代性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