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

中国小说史上，小说一体像在晚清那般复杂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在这段期间，小说之写作、印行、流通及议论，其方式之多，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都是空前的。然而，虽然小说大受欢迎，公认的“杰作”却十分鲜见。受启蒙的菁英分子将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中国文学文类排行榜上的榜首（最上乘），但又难掩其对当时风行小说的轻视。犹有甚者，纵使当时的主流理论皆倡言小说载道与宣导的功能，可是大多数作者与读者对小说一体却别有怀抱：小说乃空中楼阁，可以任他们驰神幻想，甚至可以一头栽进“狭邪”的念头里去。

此外，在中国文学中，也找不到另一个时代像晚清一样，作家会投入如此充满吊诡的论述中。许多文人以小说写作为其生平志业，但是他们又是最不专业的作家：他们将作品匆匆付梓，却又常常半途而废；他们汲汲营求所谓时代性的议题，却只凸显出自己根深蒂固的狭隘；他们造假、剽窃，专写耸动的故事；他们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探求写实的资料，但是却将之表现成千篇一律的偏见与欲求；他们声称要揭露、打击社会的不平与怪像，但成果却是渲染、夸张那些不平与怪像。当时有些中国人努力追求将小说的形式、修辞、主题都西化，但是面对这种打倒传统的企图，晚清小说仍然执着于传统的末流而少突破。

摆荡于各种矛盾之间，如量／质、菁英理想／大众趣味、古文／白话文、正统文类／边缘文类、外来影响／本土传统、启示型理念／颓废式欲望、暴露／假面、革新／成规、启蒙／娱乐，晚清小说由此呈现出一个多音的局面，其“众声喧哗”之势足以呼应当时那个充满爆发力的时代。后来将主控中国现代文学的渴望、挑战、恐惧及困境，都是在这个氛围中首次浮现的。

晚清小说的研究始于五四时代。两位新文学运动的创始者胡适 (1891-1962) 与鲁迅 (1881-1936)，虽一生致力推翻旧文学，但是吾人今日对旧文学的了解却也得力于他们。学者一致认为，晚清小说代表了中国小说传统中最剧烈的变化，但是对其艺术成就，则态度暧昧。批判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点。首先，有晚明到清中叶的古典小说巅峰期在前，晚清小说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有所逊色。晚清小说因此注定被视为下一个伟大的开始（即五四文学革命）来临前的中界点。晚清小说最多只能说是“中流 ”(middle-brow)小说，对了 大众的口味，但还够不上“好的”文学的标准。

其次，晚清小说也受到人文主义批评家的诃责，指其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动力的驱动，忽略了“人文”经验更大的脉络，而社会／政治的变动只不过其中的一部份而已。与这个观点略有出入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则责难晚清小说家虽然逐渐看出写作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联性，却缺少足够的眼光及勇气，去强调社会／政治的乱局，以导向自由与革命。 不论是太政治或不够政治，总之晚清小说病在其对社会现实的肤浅认知，从而影响到了它的艺术成绩。

最后，正由于其艺术之粗糙与历史／意识形态之短视，一般认为晚清小说对真正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形成少有贡献。即使当时西方与日本文学的翻译充斥市场，作家们又急于学习外来的模范，大家仍认定晚清小说与传统小说有剪不断的脐带关系。学者们因之告诉我们，在作家“终于”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叙事方法、主题关怀、以及意象运用以前，中国现代小说是无由兴起的。

尽管这些批评看似多元，其实，它们全指向同一个观点，亦即文学的发展必然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尤其是从非现代的时期到现代的时期。就让我们暂时对这些批评家心目中所谓的“现代”作以下的了解：它代表的是一个断代的观念，自本世纪初起，知识分子就以这个观念去批判其同胞，将他们置于一个即将结束的时代中，然后期待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功，并且把中国导向未来的时代。“现代”指的是“文学的一种作用”，传达了理性、人文精神、进步以及西方文明。

一般对晚清小说的认知是，它既毫不保留地滥用中国的传统，又漫无节制地借取西方的印象；它既传统，又反传统。在其所为与所欲为之间，它完全缺乏一贯性，更不用说它是怎幺说它所欲为的了。虽然不无优点，晚清小说中的“积弊”太多：过多的眼泪与笑声、不必要的夸张、声嘶力竭的政治宣传等等。它根本不能纳入五四话语所规划出来的文学经济学(economy)。

近年来，“到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modernity)在哪里？”这个问题，已被一再提出。要回答这个问题，方式之一是跳开五四文人所设立的限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有哪些现代文类、风格、主题、以及人物是被我们认定为“现代”的中国文学话语所压抑、压制的？为什幺这些革新仍然不被视为“现代”？“现代性”是在哪一个历史点上，摆脱了时间观念的枷锁，成为存有的批判精神；由一个瞬息即逝的时刻转化而成神秘性的存在；由一个不断出现的情境，以完成“历史 ”(History)而抹杀了历史的变异？ 难道真的只能有一种现代性的模式，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采用，才能堂而皇之地自称为“现代”？

我主张晚清小说并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奏，它其实是之前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如果不是眼高于顶的“现代”中国作家一口斥之为“前现代”(pre- modern)，它可能早已为中国之现代造成了一个极不相同的画面。在西方模式的“现代”尚未成为图腾、某些中国传统尚未成为禁忌之前；在“严肃”作家尚未被自己的使命感所吞没、“琐屑”作家尚有一席之地表达其对“感时忧国”的特殊执念时，小说犹然是众声交汇的大市场。五四作家急于切断与文学传统间的传承关系，而以其实很儒家式的严肃态度，接收了来自西方权威的现代性模式，且树之为唯一典范，并从而将已经在晚清乱象中萌芽的各种现代主义形式屏除于正统艺术的大门外。

传统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种观念在时间上彼此冲突。第一种基于“强硬”的征服思想，将现代定义为经由叛离及取代历史、过去与传统，而将时间向前推进。由此发展出的中国之现代观包括下列特色：一具有线性发展的时间性计划蓝图，渴求知识论的启蒙、自新的历程、以及从根重组作者、读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观点导致学者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来自五四时期全面的反传统，而五四的作品又多取法由人文主义到科学主义不一的西方知识系统。同时，一般也认定作家对国家危机的关怀掌控了中国现代文学，而且写实主义是表达此一关怀的唯一叙事模式。

但是，“现代”中国作家与批评家又自觉徒劳辛苦，却仍不够“现代”，因而深为所苦。西方现代主义的典律并未获中国现代文学话语的青睐；作者与读者心目中的现代常常是在欧洲早已过时的东西。因此论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总是迟来了一步，必须以其“耽延”(belatedness)言之。即使当今人们已开始怀疑线性因果式的时间观念，但是对许多自称“后现代”的中国作家与批评家来说，如何追上世界文学最新的潮流，并由此赶上时代成为“现代 ”，却仍然在他们心中萦回不去。

这两种探究方式都将所谓现代从一个断代的观念转换成一个超越性的存在，好象现代性可以标举为永恒的理想、一个所有历史都必经的阶段。志向高远的中国作家与批评家摇摆于两种信念之间（他们“已经”现代了，却也“还不够”现代），他们自本世纪初以来就一直苦于抱负、焦虑、暧昧、以及厌恶等错综的情绪。他们追求“现代”的欲望强烈到除非以暴力革命不足以止息：通过自我解构来达成自我改革。

过去七十余年来，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论述，其最好跟最坏的结果我们都已经见到了。如果我们不想把现代性一词抬举成一个魔术字眼，内含预设的规定与目标；如果我们仍须考虑现代的历史性，以响应时代的变化，那幺五四所建立的中国文学之现代观就必须重新予以审视。以往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分界必须重画。我以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太平天国乱后出现的小说已谱出各种中国文学现代化可能的方式。不过，这些可能性纵有新意，后来都被悬置，被认为是“负面”的新，标奇立异，不足为法。这样的做法显然妄自菲薄，却构成了中国作家追寻现代性中的一个特殊层面。

要强调的是，我所谓的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指的并不只是世纪转换时，启蒙的知识分子如严复(1852-1921)、梁启超(1873-1927)、徐念慈 (1875-1908)等人所力求的改革。有关 这些人在五四文学之形式与观念的形成中所扮演的先导角色，历来已多有议论。我指的反倒是另一些作品狭邪小说、科幻乌托邦故事、公案侠义传奇、丑怪的谴责小说等等。这些作品在清代的最后二十年间大行其道，它们并没有被贴上特许的现代卷标，但是却是二十世纪许多政治观念、行为准则、情感倾诉、以及知识观念的温床。当五四知识分子开始以启蒙、理性、革命等角度来回顾他们的文学传承时，这些作品很快就被贬为琐屑、颓废、或是反动。

从时光隧道探险到性幻想，从感伤传奇到恐怖故事，晚清文学中有太多的新形式不符五四批评家所设想的“现代”标准。这种种形式在后五四时代的上流文学中全数付之阙如，适足以点出中国现代主义者严重的排他性。正如当时及其后的学者不断告诉我们的，晚清作家也许的确想要“叙述国是”，但是这些作家描述其时代时，想象力之奇、之多，却远非“叙述国是”一句可包括。而诠释中国现代小说者只敢畏畏缩缩地以五四知识分子的做法来划定“现代”与“真实”的界线，显示他们比五四作家自己还要更沉迷于所谓的“五四精神”。

我无意再延续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论述中单一性、“迟来”的现代性观念，而想探索晚清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repressed modernities)。我所谓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可以三种向度来理解。它指的是即将失去活力的中国文学传统之内产生的一种旺盛的创造力。虽然自我更新在中国文学史的既往时段，在唐、宋、晚明，都曾确然发生， 但是晚清小说因其全球意义(global relavancy)及其当下紧迫感，成为“现代”时期的发端(不仅仅是“再生”)而引人瞩目。换言之，唐、宋、明朝的作家尽可在相对的孤立状态中写作，而清代作家却发现自己在思想、技术、政治经济利益方面，身处全世界范围的交通往来中。大清帝国的骚人墨客所面临的要务，乃是即刻把握并回应西方经历若干世纪已然成熟的发展阶段。

不少学者指出，中国进入了现代时期，此一现代之核心特征，乃是十九世纪中叶以降，西方经济、军事与文化的强权打破国门，悍然入侵。中国文学之现代化乃受到西方影响，这无可否认，但有论者进一步推论云，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完全是对外来刺激的回应。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直到遵从西方现有的模式，才成其为“新”，持此论者仍大有人在。倘若情形果真如是，那幺中国正在创造的事物便毫无新意可言，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折射出中国贸易关系的不平衡状态罢了。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显着的特征之一，便是褒扬任何与十九世纪欧洲写实主义相类似的写实主义创作，而贬损与欧洲写实主义不同的中国写实主义作品。因此，不少学者已经从以中国模式为基础的古典主义，顺利转变成以西方模式为根据的古典主义。

我并非要提倡向本土模式回归。我只是提请注意，作为学者，我们在跨国文学的语境中追寻新颖与革新之际，必须真的相信现代性。除非晚清时代的中国被视为完全静态的社会(这一观念屡被证明是天方夜谭)，否则的话，识者便无法否认中国在回应并在对抗西方的影响时，有能力创造出自己的文学现代性。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学现代性证明自身乃是诸种语言与人之间的复杂交往。而中国的文学现代性只有在作家学人承认现代性在中国与在西方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才能以现代的面目，展示给世界其它地方。笔者的职责便是演示晚清作家之新颖与革新，一如其它国家的其它作者。

晚清作家急切地以外来模式更新传承，他们自己可能都不曾留意到，最弥足珍贵的变化其实已经在传统中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这种创造力或许得力于来自西方的新刺激，但是也脱胎于自己发展出的中国式新意。总之，晚清作家所播的种子本来要在好几代以后才可能有结果，可惜他们的继起者却又转向别处去寻求更可靠的收成了。五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了压抑晚清革新的策略，但他们在本土的再生产过程中对外国文化利益的偏好，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作出自己的评价。

“被压抑的现代性”也指向操控作家思考及谈论所谓现代的心理与意识形态的机制：作家在为人要求概述其意向时是怎幺说的，可能跟他们实际在作品中所做的根本是两码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