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坚：面对人类困境的反思

[内容提要]在本文中，作者试图通过对现代价值观中的两个核心--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反思，揭示出人类社会自我异化的内在根源，即：理性主义的误区--对技术和法治的崇拜与人的异化；人本主义的误区--自我中心主义与人类生存困境。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一种有别于现代社会扩张性价值观的后现代价值观，即：摒弃“通过欲望扩张引导能力增长”的发展模式，通过适度地节制欲望获得能力与欲望的和谐。

欲望与能力的落差并不必然导致人类的困境，只有在崇尚欲望张扬的扩张性价值观主导下，才必然导致能力提高无法赶上欲望增长的人类困境。[附注：这里所指称的欲望张扬，既包括面临严峻生活环境时激发起的对生存的本能渴望，也包括为了满足人性的自利与贪婪而对奢侈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人类对欲望的张扬产生了两个相互背离的倾向：一方面，对物质欲望的张扬导致对技术能力提高的渴望，技术能力的提高导致社会的等级-集权化，从而产生出窒息人类追求精神欲望（自由）的“异化”力量；另一方面，对精神欲望（自由）的追求始终主导着人类的社会生活，这是人类对生存目的本能的追求，它体现为对人本主义思想所涵盖的尊重个体价值、自由、权利理念始终如一的追求。人性内生的这两种相互背离倾向所产生的矛盾，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在对立、冲突中不断演进的持久动力。[附注：我们认为，所谓“权利”是指“公众普遍认可的、实现个体能力发展和确保个体人格尊严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

在探究人类步入困境的根源时，我们有必要谨记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忠告：“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他占有的越多，欲求的就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自杀论》]

1：扩张性演进模式的困境：

在扩张性价值观主导的生存竞争中，任何一个弱势国家如果不以同样的方式加入进来就会面临现实的生存危机。欧美文明咄咄逼人的扩张冲动使得即使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稳态化社会也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被迫卷入进来。人类社会的有限集体理性使得这种扩张也许只有在遭到自然界的严酷惩罚之后才会改观。“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界定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的下降和对物质商品的强调，两者相互结合就产生了行为方面自由放纵和动机方面的物质贪婪。”[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失控与大混乱》]

欧洲文明主导的现代化是一种扩张性演进模式，这种扩张性演进模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短短的几百年内、经它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的百倍以上。但是这种扩张性演进模式必然“以对弱者的掠夺”为前提，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存在着被掠夺对象的差异：在原始积累时代，依靠武力野蛮地掠夺殖民地财富；在现代，依靠不平等交换、国际资本的流动、跨国公司的经营等更巧妙的手段；并且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掠夺对象逐渐向自然界延伸，并逐渐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从根本上讲，扩张性演进模式来自预对欲望的纵容。在支撑近现代欧美文明发展的扩张性价值观的主导下，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得到极大的张扬：“满足人的欲望”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根植于启蒙运动的“进步”、“发展”成为社会追求的“永恒”目标。然而，这种以“追求幸福生活”为名义的欲望张扬并非完全来自人类生存的需要，在相当大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一种在欲望放纵的诱惑下由扩张性价值观的“传教士”们刻意营造的人为理念--它完全不同于生命种群为了生存繁衍而产生的自然欲望、也不同于在环境和生态相对和谐的情境下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在扩张性演进模式主导的会里，对作为“欲望”替代者的“发展”无节制的追求已经超出了它合理的界限：原本作为增进人类福利手段的“发展”已经不再以“为了人类全体成员更好的生存”为目的，而异化为扭曲“公正和谐理想”的工具。对“发展”含义的片面理解既是人类对欲望放纵的结果、又成为进一步促进欲望放纵的依据。

我们无意否认这种源于人性“贪婪”的扩张性价值观同样存在于非欧美文明社会中，而且也注意到这种贪婪曾经导致众多古代文明的衰落与毁灭。但是在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教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对欲望克制的理念和约束机制。这种克制欲望的理念和约束机制固然造成这些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停滞、导致社会丧失活力，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克制欲望的理念和约束机制的存在，使得人口众多的东方社会免于生态崩溃而得以维持。近现代欧美社会与古老东方文明社会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存在着这种源于人性的贪婪，而在于对这种贪婪所带来的扩张动力加以美化和纵容、并使之（扩张）作为美德而成为近现代欧美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人性的矛盾使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抉择：对扩张性价值观的追求在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带来生态灾难；对扩张性价值观的抑制在减缓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扼制着社会活力的发扬。

扩张性演进模式的一个特点是通过“纵容少数人欲望张扬从而挤压大多数人基本需求”的方式造成社会的不公正。以满足无止境的欲望为“永恒”目标的现代社会发展观，由于以扩张性和等级制度为基础，因而内生着“满足少数人奢侈欲望的同时挤压多数人基本需求”的异化基质。它在抛弃了对自然的敬畏和顾忌的同时，也违背了人本主义思想的本来意义--即对每个个体而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的价值尊重。它不仅阻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使人类多维度、多层面的幸福只剩下对物质的占有，从而严重地扭曲和践踏了人之存在的自然性基础。在一个受到资源短缺约束的社会里，为了满足少部分人的欲望张扬而使多数人的基本需要受到限制的社会机制，必然导致对效率的渴望取代对公正的追求、对等级思想的维护取代对人本主义思想的捍卫。

透过遮盖在扩张性价值观之上的华丽言辞，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运行的现代经济机制所存内生的矛盾：一方面，由于在现有经济体系中存在着生产各要素过剩（全球范围的资本、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能力过剩；在抑制不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前提下，发达国家可以廉价攫取的自然资源相对过剩），出现了刺激需求的动力、并相应产生了过渡消费（或称为“异化消费”）现象；另一方面，面对全球性的自然资源绝对短缺，发达国家借助于市场和价格机制抑制而不是鼓励不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对资源消耗类产品的需求），将成为未来的长期趋势。在某些时期、某些范围内存在着的刺激消费举措并不改变这种趋势的长期性。

在这里有必要值得一提的是借助于不平等的交换机制而在当代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过度消费”的现象。“现代西方文明为了克服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走上了无限扩张消费的道路。”[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人们的消费活动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而在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的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消费原本是达到幸福目的的手段，现在则变成了目的本身。”[弗罗姆（ErichFromm）《健全的社会》] 这种以国家间不平等为基础的过度消费，不仅加剧着人类社会财富在不同地域、阶层之间分配的不公正性，而且这种过度消费正在成为导致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生态困境的主要推进因素之一。

[附注：总的说来，过度消费产生了如下两种后果：个体由于过度消费而债务缠身、最终“异化”为社会信用机制的奴仆--在这个意义上“过度消费”又称为“异化消费”；社会由于过度消费而造成资源浪费、最终造成日益严重的资源匮乏和环境-生态危机。关于“过度消费”在个人层面上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详见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弗罗姆（ErichFromm）、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关于“过度消费”在社会层面上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详见莱易斯(William Leiss)、阿格(Ben Agger)、安德列.高兹、大卫.佩珀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

长期的社会不公正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这种不可持续性的传统表现是“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在当代则表现为“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逐渐转移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从而将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逐渐转化为日益严重的环境-生态困境”的趋势。扩张性演进模式尽管带来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这种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必然遇到它的生态学极限：有限的地球生态系统遏制着使发展目标无限延续的企图，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对欲望的追求不可能得到无限的纵容。现行的社会发展模式正在使人类社会步入一种以人口困境、资源困境、环境-生态困境为表现形式的共同生存困境。

扩张性演进模式在当代的一个新特点是通过提高技术能力加大对自然界的掠夺力度、从而造成日益严重的环境-生态困境。随着发达国家劳工阶层政治权力的扩大，发达国家的资本阶层被迫淡化其与本国劳工阶层对立，但是当代社会发展模式的扩张性内在本质必然要求“承担扩张成本的替代者”，于是自然界这一“无声的他者”就成为最为合适的选择。人与自然的冲突在这种“成本外化”的过程中被强化了：随着发达国家劳工阶层政治权力的扩大、随着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提高、扩张性演进模式的直接掠夺对象从近距离的本国劳工阶层逐渐转向远距离的不发达国家劳工阶层和自然界。社会发展模式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扩张性的本质，只要社会发展模式的扩张性本质没有发生变化、成本外化的企图终将遭遇到来自弱势群体和自然界的激烈反抗--这将是扩张性演进模式不可逾越的极限。

扩张性演进模式最终造成人的异化。崇尚效率提高的社会发展模式必然地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这样的方向： 资本间的无序竞争被大资本的控制和垄断所取代，科技实力弱的资本集团被科技实力强（即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入资本较密集）的资本集团所打败；劳动分工和追求效率造成的等级制使得技术手段和生产效率提高的收益和损害以有利于富裕阶层和富裕国家的方式在不同的国家、阶层之间分配，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成员的财富被少数社会上层成员所攫取，社会的公共权力日益为统治阶层所垄断；随着技术手段和生产效率的飞速提高，个体的人日益沦为庞大社会机器的某一部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大规模“机器排挤人”的效应，导致个体人作为生产者日渐消失和作为消费者长期存在的分裂；富裕阶层和富裕国家对现行制度和既得利益短视的维护，将延缓人类正视这种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社会公正性困境的时机，将引发人类的相互仇视和伤害，并对人类长期的共同利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一个与人类社会“进步”、 “发展”相始终的过程，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这一过程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席卷着全球，并呈现出日益加速之势。

在一个忘却了“发展”本来意义的世界里，作为欲望化身的金钱变成了衡量世界的唯一尺度。金钱这一原本用于标定社会劳动的人造之物异化成为统治人类的外在主宰，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在这种“功利性”的价值体系映衬下中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人类也因此而蜕变成为金钱的奴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存在意义被彻底地改变了。在异化了的发展观指导下，即使以尊重和展示人之价值为出发点的行为，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也已经在/"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下发生了质变，成为背弃公正和谐、追逐等级特权的工具，从而导致对人之价值的扭曲和颠覆。

现代制度的建立源于独立、多元化主体的利益纷争。解决纷争的途径有两类：如果没有对外扩张的诱惑，这种纷争以内部的兼并、征伐并逐渐建立等级、集权社会体系的方式化解；对外扩张的诱惑则使得这种纷争有可能通过建立内部平等、透明的法治方式得以解决。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演进模式的选择，现代欧洲社会选择了扩张的方式，而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传统社会往往选择内敛的方式。[附注：并非所有的对外扩张都导致现代制度的建立。对外扩张只是建立现代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现代制度的建立尚需要其它条件的配合。]

传统的扩张模式不断强化对外（自然界和其他人类社会）掠夺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