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坚：全球化的困境与可能的前景

[内容提要]在本文中，作者试图表明如下的观点：全球化的起源和动力来自“人类在面对‘能力增长滞后于欲望扩张’时，试图通过能力迅速提升缓解两者之间的永恒落差”。但是这种“通过欲望扩张引导能力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仅在当代正在遭遇到外部体条件的制约、从而使之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困境，而且由于这一发展模式存在着“异化”的诱因、使得人类追求幸福的目标并未随着整体能力的增长而实现--人类对能力增长的追求导致了“人类自我异化”的结果。

1：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成因与冲击：

1-1：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的成因：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从彼此分隔的多中心社会逐步走向一体化社会的变迁过程。全球化的持久动力不仅源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来自于人类欲望的无止境扩张、以及面对能力孱弱所产生的现实危机感。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在本质上是试图建立跨国分工协作生产机制的过程，它的主要推动者是一大批充斥着扩张欲望的跨国集团，民族国家政府对管治的放松为跨国集团的行动消除了政治制度方面的障碍。[附注：这里所指的“跨国集团”不仅包括在经济领域内以营利为目的的“跨国公司”，也包括在发达国家广泛存在的以维持既有垄断权威目标的各类“非营利性组织”。]

对于跨国集团建立跨国分工协作生产机制的动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诸多解释，其中主要有：“市场内部化”理论、“垂直一体化”理论、“技术转移解释”理论、“垄断替代”理论。

英国学者巴克利（P. J. Buckley）、卡森（M. Casson）和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 M. Rugman）提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企业在生产上使用的关键中间产品、人力资本与知识、营销与管理技能难以通过“外部性”的市场获得，为了避免不完善的外部市场所造成的过高成本，企业会在内部建立市场的替代机制，这种企业的内部化行为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而跨越国界、并形成跨国集团。“市场内部化”假说进一步认为：跨国集团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主要采取以技术优势为依托的外国直接投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在公司内部调配资源，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守技术秘密、维护其技术垄断地位，又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公司的生产能力、形成公司一体化的规模经济，从而独占创新技术的特殊利润。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从理论上进一步概括了跨国集团的内部化给跨国集团带来的好处，该理论被称作跨国集团的“技术转移解释”理论。这个理论是从技术交易市场的不完善性出发，认为：技术交易市场的不完善性不仅表现在技术本身不象一般的商品那样易于交易，而且表现在单个企业往往是某种技术的垄断者，由此产生了跨国集团在进行国际技术转移时的强烈保密欲望、使其千方百计地要防止自己的技术在投资东道国扩散；技术转移的内部化不仅可以避免和消除与外部进行交易的各种风险，而且还可以采取区别性定价策略、使技术转移的内部价格的确定服从集团总体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技术有时是能够出售或转让的，但是在技术的转让过程中却存在极大的困难：首先，技术中的许多东西是无法被记录下来的，它体现在一组个人的知识中，且无法被包装和出售。其次，对一个潜在买主来说，也很难估价某种技术值多少钱：如果他与卖主知道得一样多，他就不需购买这种技术。最后，法律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无法界定清晰的范围，如果一家欧洲公司允许一家美国公司使用某项技术，可能会使别的美国公司找到某种方法来合法地模仿这种技术。而如果企业不是向国外出售技术而是通过设立外国子公司来充分利用其拥有的技术获利，以上所说的问题都可以消除。”[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奥伯斯法尔德（Maurice Obstfeld）《国际经济学》第7章第3节，160页] “技术转移解释”理论实际上指明了，跨国集团的直接投资是跨国集团保守技术秘密以避免其在东道国扩散而同时又利用其在东道国获利的最好方法。

由跨国集团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第三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被称为跨国集团的“垂直一体化”理论。该理论在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的“企业形成”学说基础上，强调“内部的垂直一体化”对跨国集团的利益激励。该理论的依据是：上游厂商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样的市场是极不完善的。如果某一国家的某个“上游”厂商生产的一种产品是另一国家某个“下游”厂商的投入，当这两个厂商在经营上相互独立时会带来许多问题：首先，如果两个厂商各自分别在“上游”厂商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上具有垄断地位，它们之间就可能产生双边垄断式的冲突--上游厂商要尽量抬高其产品价格而下游厂商则努力压低其价格；其次，如果由于外生的原因造成该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不确定，上下游厂商之间的合作就有大量的麻烦；最后，该产品价格的波动也会给双方带来过度的风险。如果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合并为一家“垂直一体化”的厂商，就有可能避免或至少减少这些问题。

对跨国集团积极从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第四种解释、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综合的解释是“垄断替代”理论：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化和跨国贸易的激增，跨国集团试图通过贸易内部化避开主权国家的各种壁垒（如关税壁垒、技术壁垒、政策壁垒），从而使政府垄断逐渐被跨国集团垄断所取代，被民族国家政府所掌控的垄断利益逐渐向跨国集团转移。由于国家间缺少具有强制力的第三方仲裁机构，为了确保自身利益、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跨国集团存在着“用非政府垄断取代政府垄断”、“将外部的市场化交易内化为内部的企业化管理”的利益激励：跨国集团通过以技术优势为依托的直接投资方式可以减少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干预和监控、绕开贸易保护的各种壁垒、通过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不同提高公司总体的获利能力。

在上述四种关于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形成的理论解释中，都透露出相同的信息：跨国集团对垄断利润的占有企图是促进当代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直接动力。这种依托“垄断”形成的当代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当代全球化所内生的垄断性对人类追求和谐与公正的理想具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1-2：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的冲击：

在自然资源日益短缺、全球人口日益增加的当代，以产权私有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市场非调控化为特征的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给各个参与国带来了现实的利益：借助于大规模的产业分工和技术进步，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物质生产的规模和效率，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了消费品，让越来越多的人免于绝对的贫困，因而提高了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为不发达国家提高物质生产水平提供了机遇；全球范围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使得各国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为在世界范围内解决关涉人类共同利益的各类困境提供了现实的利益基础。

但是，在“享受”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收益”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隐藏在其背后的高昂“成本”。

第一，全球范围一体化的经济规则使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畅通无阻地流向不发达国家，为金融寡头和与其关联的其他产业巨头以跨国集团为依托，采用“和平”的手段控制世界经济提供了制度性基础。以跨国集团为依托的发达国家富裕阶层凭借在市场、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凭借手中掌握着的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通过国家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取巨额利润，成为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和最积极的推动者

[附注：阿杰里.伊曼纽尔在《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研究》一书中从技术构成的角度研究了国家间不平等交换机制形成的原因：因为不发达国家的低工资，造成其低资本有机构成、形成不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有的地位，从而形成剩余价值的转移，使交换具有了不平等的性质；不发达国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向发达国家转移，促进了后者的发展、阻碍了前者的发展；价值从低工资国家向高工资国家的转移，促进了高工资国家的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市场累进地扩大吸引新的资本流入，新资本的流入又是构成高工资的因素，从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构成第二轮价值从穷国向富国的转移；穷国工资继续维系在工人的最低的物质生存水平上，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则源源不断地流向富国，从而破坏了其积累和增长的手段；进一步地说，穷国劳动力价值的降低，使得它不利于采用节省人力和提高固定资本投资的较为先进的技术和方法，结果使得穷国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世界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特别是低于工业化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

第二，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垄断使全球产业分工相对固定化，使居于经济产业链低端的不发达国家日益受制于现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丧失对产业核心技术的控制，丧失主动实施产业升级和技术跃迁的能力。通过参与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虽然不发达国家可能获得一定的跨国资本、海外市场、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但是技术和资本全球化配置所带来的高流动性、不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过剩和不可流动性，使得他们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受制于拥有资本和技术流动优势的跨国集团和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循环链中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者、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消费者。这样的产业分工将进一步拉大南北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差距，使不发达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挑战，存在着逐渐沦为发达国家和跨国集团“新型附庸”的趋势。面对有限“机遇”而引发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剧烈竞争，将进一步使在竞争中“失败”的国家被边缘化。

第三，资本高度流动性与劳动力高度不可流动性在全球范围制造着两场对比鲜明的“竞赛”。第一场竞赛是，各个国家的产业工人在就业保障、社会福利、政治权利等方面展开的“奔向底线”的竞赛。跨国集团利用全球劳动力过剩和资本流动性大大超过劳动力流动性的现实，制造所谓的“威胁效应”（即威胁把工厂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以此达到不断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削减社会福利、放弃社会保障体系的目的。第二场竞赛是，各国政府之间为了获得跨国集团更多的青睐而展开以减税和出让特许权为主要手段的向富人“馈赠”财富的竞赛。竞赛的结果是：穷人的生存状态更加恶化、富人对财富的积聚得到纵容；贫富阶层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贫富矛盾进一步激化；政府制约跨国集团的能力、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被弱化，甚至被放弃。

第四，在不同国家穷人之间展开的“奔向底线”的竞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不发达国家的就业压力，但是与此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以及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利用手中垄断的社会资源，将本国的阶级矛盾掩盖和转嫁为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民族矛盾，加剧发达国家的贫困阶层对不发达国家的“仇视”，“激发”不发达国家的公众抗拒发达国家“入侵”的民族主义激情，从而为日后的民族主义冲突埋下祸根。这样的过程无疑是100年前的欧洲历史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演。穷人与富人的阶级矛盾、穷国与富国的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正在酝酿着全球规模的阶级冲突和民族冲突。尽管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历史内在的规律向人类昭示着这样一种前景：在扩张性价值观所主导的现代社会里，战争将成为宣泄内在压力和对抗的最可能的排气阀。对比100年前的世界，我们不难发现：自我中心主义的异见正在激化不同族裔、宗教群体之间的对立，在无法彼此宽容和沟通的氛围下，这种对立的情绪最终会酿成引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冲天怒火。尽管这场战争可能以不同以往的形式在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或者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展开，但是战争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它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互作用和激化的结果。

第五，全球范围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全球范围的经济控制权逐渐转移到跨国集团和他们的利益保护者(发达国家政府)手中，本应该作为民族利益守护者的不发达国家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丧失对国家经济的管治能力。不发达国家对跨国资本的惯性依赖，使得其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对以跨国集团为依托的垄断巨头实行优惠政策，因为只有为资本的持有者创造良好条件(减少征税、抑制政府管治、放弃社会福利)的政府才会受到奖励，而违犯这条“丛林法则”的政府就会受到惩罚。通过实行市场非调控化、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发达国家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们正试图一步步剥夺大多数国家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