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小涛：从边缘到主流：中国知识分子百年心路历程

[摘要]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是知识分子从边缘到主流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变迁和身份的认同起着重大的作用。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因此经历了曲折、痛苦、无奈、抗争和欢喜的演变。

[关键词]知识分子；边缘；主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兴知识分子仕进无门，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上日益边缘化。但长期道统和政统信奉的传统，促使知识分子尽力由疏离重返社会的中心。可以说，二十世纪的历史，是知识分子从边缘到主流的历史。本文将具体考察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在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前身――士，在政治统治秩序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他们不但占有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而且占有了思想资源。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1]科举制的废除，一方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士的上升路径被切断，致使“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2][P149]另一方面，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失去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依托，尊西崇新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政治边缘化和文化边缘化的士不得不留学国外和进入在城市办的新式学堂：“自辛壬之间，尉厉游学，明诏皇皇，青之子挟希望来东游者如鲫鱼。”[3]新兴知识分子也由此形成。即使留在乡村私塾的士也不得不参加因地方自治而设置的诸多机构，如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地方自治研究所等，充当议员、职员、乡董、乡佐、文牍、庶务、办事员等职务，从地方自治经费中领取薪水。[4][P724-741]由于他们远离有着“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进入自由浮动的都市空间。因此，工作性质和空间交往网络发生了改变。译书、出版、办报和从事现代教育职业等边缘事业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正业和主流。但城市容纳空间的有限，使“学生者，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于是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讨无聊之生活。”[5][P426-427]新兴边缘知识分子可谓落寞而苍凉。而现代的职业分工、阶级利益的分化和现代多元意识形态的出现，又“使得都市知识分子出现了有机化，知识分子不再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如同古希腊各城邦国家都有自己的神一样，在不同的都市知识分子之间，也有各自所崇拜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由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交错复杂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6]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纷呈与这有莫大的关系。当时主要思潮有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但没有哪种主义独领风骚。胡适所说，中国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7]从思想演进的角度看，间接说明了当时缺乏一种处于主流地位的思想。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根据法国当代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在转型期社会里，人们赖以生存的旧社会的社会组织已经解体而新的社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时，人民不仅失去了心理和情感方面的依托，而且也丧失了经济生活的基本保障。因此社会要维持和发展下去，就必须提供新的组织形式，即社会重组，为人类心理情感以及经济生活上新的依托[8][P215-216]。清末民初，政党和团体的盛行，便是边缘的知识分子纷纷寻求组织的建立的产物。同时，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在留学国外的过程中，由于留学的国度和留学的路径不同，其边缘的程度和价值取向也不同。具体表现为：

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自费的。据浙江同乡会的一份调查资料，1903年该省留日学生130名，其中通过本省官费、使馆官费、南洋官费、北洋官费、四川官费以及地方公费所选派的学生仅42人，而自费学生竟达88人。[9]由于他们“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10][P604]所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正如李书城所说的那样：“上等社会既误于前，崩溃决裂，俱待继起者收拾之。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大陆之上，毋使一误再误，终罹亡国之祸，以为历史羞。前途茫茫排山倒海之伟业，俱担荷于今日学生之七尺躯，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以立于万马奔腾潮声汹涌之竞争场而不碚。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11]基本上由那些自谓为“中等社会”的留日学生和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边缘知识分子，通过“破坏上等社会”，“提携下等社会”发起的。因此，章太炎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12][P176]随着革命夺取政权后，边缘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变，其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也发生改变。一部分知识分子由边缘到主流，成为认同新政权新的既得利益阶层，而大部分知识分子是疏离体制外的游离阶层。[13]广大边缘知识分子的存在，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极不稳定因素。

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在整个边缘知识分子群中，尽管人数不多，但由于大多是官派留洋者，与主流社会的关系，相对留日学生来说，比较密切，因此，他们的政治思想相对比较保守。一般他们主张改革而不主张革命。正如有人评论道，他们感觉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没有出路”。“而他们担心革命会造成更大的内乱，因此他们提出，从考虑政局的稳定出发，必须加强现有的政权力量，实行独裁；经过一段开明专制的时期，才能适当地考虑过渡到一个旨在造福民众的比较温和的政府形式。”[14][P168]同时，留学的国度是自由主义气氛比较浓厚的英美，因此，很大部分的留美留英知识分子是自由主义者。据专家实证研究，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独立评论》的同仁大都是留美留英的知识分子。[15]由于是自由主义者，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等特征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6][P275]和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深刻的变迁――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这些力图通过言论和知识的力量，重返社会的中心的人只能是“凄惨的落日余晖”[17][485]正如美国学者格里德所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他们提供了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于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18][P368]

而留学法俄的知识分子，与留日、留美知识分子相较，更处于边缘层。因为留法的学生，主要是俭学和勤工俭学之人。他们是“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的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19][P13]李维汉就是其中一个。他的赴法求学的费用，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的资助才能。[19][P5]而留俄的学生，主要是适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由俄国资助，通过在上海办的补习班而进行。其经济、政治地位与留法学生相比，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大都与草根社会关系密切，因此，他们自居社会的边缘，反叛体制，反叛主流。毛泽东所道：“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0][P1470]指的就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四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就是由他们发起和领导的。

除此留学生外，还有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大量知识分子。他们散居全国各地。或从属“中等社会”，或从属自由主义，或从属“断裂社会”的边缘。他们与留学生一样，力图回归社会的中心。他们认为：“唯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即使不幸而国家遭瓜分之祸，苟此一种族，尚有学界之闻人，异族虐待之条件，必因有执持公理之名人为之删减。于是种人回复之力，可不至于打消净尽。”[21][P221]但是，十九世纪末二世纪初的社会结构，“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烈社会’”[22][P2]。在这个社会中，不但知识分子处于边缘化，工人、农民、军人、商人也处于边缘化。但由于社会失序，掌控政治权力和权利的是军事和经济强力。因此，军人和商人因社会的需求而崛起。罗志田先生所述：“民国成立，军焰熏天”，便是时代的写照，[23]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军人和商人的主流化，从某种程度上讲，阻碍了边缘知识分子的中心化。同时，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也拓宽了其疏离的幅度。“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24] “然而僭窃者何尝专是帝王贵族绅士的高号呢？我们不劳亦食的人对于社会牺牲的无产劳动者，也是僭窃者，将来他们革我们的命，和我们以前的人革帝王贵族的命是一种运动”[25][P116]等这些诸如自我贬抑的言论，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使“知识分子失去了抗衡统治者的正当性与自信。同时，社会也失去多元的声音，政治决策也全面轻视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以许许多多的问题也跟着产生了。”[25][P116]因此，从形成到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直游离于社会的边缘，尽管一部分知识精英想重返中心，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严格地妨碍着这种升级。只是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救亡压倒了启蒙，边缘知识分子出现了“短暂的春天”。

就国民政府而言，要集中“全国所有人才，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财政、教育、工程、技术以及社会方面的各种人才”实现“抗战建国”，必须“猛醒过去不能保育青年，领导青年之罪愆”“急起直追”[26]因此，国民政府实行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说的“开明专制”。国民党中央指示中政会和教育部发出200份聘书，邀请大学教授、各界领袖参加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一时来源草根社会的、自由主义的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因抗日活跃于主流社会。自诩为“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忍不住的新努力”[27][P9]的胡适这时也担任了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而且一做就是七年。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人人由一个权力中心点投射出去，再由此权力中心点将每人系缚着以对此一权力中心点负责。于是人格、知识、社会，不复是人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只有此权力中心才是人的出发点与归结点。”[28][P74]这对有着“清议”传统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中国，每遇政治危机和经济困难的时候，或者文人们组织起来讨论那些他们认为政府举措失宜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以“清议”为事的集团。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要想办法来恢复政府的元气，使它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29](P230)）和五四运动以来自视为革命的精英，有塑造舆论和改造社会使命的知识分子及其那些知识上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异是一种沉重的心理负荷和权势打压。因此，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又迅速边缘化了。

就中共而言，“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在将来的国共争夺的政治格局中占主导地位，也须在主控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中共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制定了“三个一切”：“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