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景龙:《十二公民》想表达当下社会偏见和常识的缺失

作者:韩景龙发布日期:2015-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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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1957年希德尼・鲁迈特执导的电影《十二怒汉》震惊世界,更是斩获了该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共有6个版本,其中美国1997年威廉弗里德金首度翻拍,随之日本于1991年与2006年有了两次翻拍,到了2007年俄罗斯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进行了第五次翻拍,再次入围奥斯卡金像奖。

可见这个题材在世界影坛已然是硕果累累,这次话剧《喜剧的忧伤》导演徐昂将这部电影带到中国,进行了第六次本土化演绎。在人性的法场上,这部电影又将带来怎样的观影体验呢?而中国版《十二怒汉》又有着怎样精彩的幕后故事呢?为此我们采访了电影《十二公民》的编剧韩景龙。

做一个更有意义的电影

我们知道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好题材好演员,未必会有好作品;有好题材好剧本,也未必会有好作品。因为电影无论在什么时代,它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哪个环节出了差错都不行。

韩景龙:这个剧本从开始策划到最终完稿,都不是一个人的独立创作。每个阶段都是大家群策群力的结果。《十二公民》是聚本文化传媒的第一部作品。从最开始我和制片人王鲁娜就不想为了完全迎合市场去追求大投资、大制作,或者是过分趋同的爱情或者喜剧类型片。

我们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电影,所以确定要做一个现实题材电影,锁定法律题材,也是它最具时代性与社会性的,却恰恰是时下电影市场最缺少的。为此还找过不少导演,直到最后遇到徐昂导演。是徐昂提出想改编经典法律电影《十二怒汉》,与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并且通过话剧《喜剧的优伤》,我们也很相信徐昂导演的能力,所以我们一拍即合,事实证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改编的主要问题是故事本土化的合理性

无论是1957年原版,还是后来的日本、俄罗斯等不同的版本。都进行了故事的本土化。可以说《十二怒汉》反映的是一种普世价值观,然后这种价值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表现。

韩景龙:改编上的问题主要是在于故事土本化的合理性。因为没有外景,我们抛开由环境产生的差异,除了在大学里虚拟陪审团的设置以外,最大的本土化都是紧紧围绕人物展开的。我们必须要求这12个人要带有中国人的普遍性与代表性,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让这12个人物真的是我们身边认识的或者看到的人,这样观众才能相信。

万分之一的错误与百分之百的灾难

12个中国公民, 12段不同的人生。一间屋子,一个案件。11张有罪票,1张无罪票。这样的结果,还有讨论的意义么?当然有,正如电影里何冰所饰演的“公民”所说:“万分之一的错误,对当事人而言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韩景龙:各个版本的《十二怒汉》,大家在追求最普世的公平正义之外,还会有各个国家民族不同的诉求。像俄罗斯版提到的车臣,而我们想表达的是在当下社会舆论导向下产生的偏见和常识的缺失。

我们主要是关注当下,由于媒体、舆论的影响,大家对于彼此的偏见和对政府执法机关的偏见。我们整个电影就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制之间的沟通,然后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

除去偏见,达成共识

中国电影处于所谓“娱乐至死”年代,小鲜肉与女神称霸大小荧屏,当然这是符合当下价值观的,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需要这种“娱乐”代表给我们的快乐去冲刷现实生活的无奈与艰辛。

但是如果你置身于一个现实的环境,甚至生活把你投入了一个极其恶劣的环境,你该如何自处,你该如何面对你的人生呢?这个现实环境中,每个人都有一张普通而寻常的脸,但却有你琢磨不透的心,有滚烫的心,也有冰凉的心。或许,正好,其中一个人,就是你。你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出群戏,而你恰恰是群戏中的一员。你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辩解,都在企图与这个社会达成共识。

韩景龙:这是导演做这个戏的目的,他要12个演员在互相沟通,讲出自己的故事,最后去除去偏见,达成共识。我们的创作也是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在构思人物的时候都会先想到他背后的故事。

在长达两三个月的策划讨论中,12个人物一直是我们讨论的热点。我们就当时网络和媒体的热点新闻,把大家讨论的热点进行分类梳理,最终选取了中国现在最具普遍性的贫富、地域、子女问题。在做这样的设计时我们还是基于剧情,并没有太从观影人群角度来想,我们相信只要是好故事,是适合不同口味的观众。

相信这个事情的结果,观众才会相信你

正如电影是一部“群戏”一样,这部电影的剧本也是一出“群戏”,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编剧就有不同的视角,所以这恰恰也是《十二公民》所表达的核心意义。

为何没有女性公民?

韩景龙:首先,十二怒汉有很多版本,除了你提到的1997年的翻版还有日本版的《12个温柔的日本人》里面加入了女性,但其它的版本还是保留了全是男性的设定,包括2007俄罗斯版。加入女性角色,是与电影要表达的主题息息相关。而我们这一版《十二公民》除了对于公民之间沟通还有更多是父子的沟通。全部男性更优于表达。

其次、导演徐昂坚持用十二个男演员,也是担心在中国的环境里如果有女性很难真的愤怒起来,在这种虚拟讨论的前提下更不容易表现。

群戏的优势与不足是什么?

韩景龙:群戏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每个人物都更加立体,不足就是不容易分出主次,让观众抓不住重点。《十二公民》还是能考虑到这个问题,严格按照剧情的需要和冲突来决定几个人的戏份的。我们虽然为每个人都想了很全面的人物背景故事,但在故事里并不是严格平均分配的。

集体创作的优势与不足是什么?

韩景龙:关于集体创作,首先要确定大家所寻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在创作中只注重个人表达。这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而集体创作的优势在于头脑风暴会给创作带来更多可能性。不足就是大家水平差异还有价值观和表述的细微差别会让创作很难统一,拖延项目推进。但集体创作是必然趋势,能更好实施一定要将分工细化,不至于重复工作,充分发挥每个编剧各自的优势。

作为编剧一定抓住电影要表达的主题,做好本土化。要先让自己相信自己创作有可能发生在中国,相信它的结果,这样观众才能相信。

结语

在人性的法场上,有十二位公民就可能存在十二个不同的结果。因为我们都擅长为自己辩解,但是等我们抛除偏见,达成共识,坚信万分之一的错误就能造成百分之百的灾难,那么我们集体的发声就更有力量,我们集体的语言也就更有意义。

美好生活不是有十二个公民就能简单定义的,同样残酷世界,也不是十二个公民就能轻易去化解的。但是,集体,永远是一种力量。

电影《费城故事》说:“当一千个律师被绑在海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好的开始。”

所以,当十二个公民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意味着什么?对,意味着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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