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雷：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

孔尚任（1648―1718），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是曲阜孔子的64代孙。他在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完成的悲剧名著《桃花扇》，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文艺思潮的新生和演变，对《桃花扇》的“史识”和“艺识”新见迭出。到了60年代，对孔尚任《桃花扇》的评价众说纷纭，在极“左”思潮和政治风浪中，经历了波折，甚至一度遭厄。新时期以来，从否定之否定走上正常的学术争鸣，桃红柳绿，万象更新，从而使剧中侯方域和李香君两个艺术形象的评析也得以正本清源。再加有关孔尚任诗文和传记材料的新发现，促进了问题的深入探讨。现将近百年来这方面的学术概况，分期简述如下。

一、前半世纪评家的推崇

20世纪之初，王国维自1908年至1912年钻研中国戏曲，曾极口称赞元剧之文章，但却认为不及《桃花扇》。他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王氏指出，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桃花扇》是中国戏曲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1915年，吴梅为刘世珩暖红室校订《桃花扇》后，写了一篇题识，并在所著《顾曲麈谈》中赞扬此剧“不独词曲之佳，即科白中诗词对偶，亦无一不美”。1918年7月，

他又写了《桃花扇传奇跋》，专论其艺术成就说：“东塘此作，阅十余年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结撰，其中虽科诨亦有所本。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作信史。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王国维和吴梅是20世纪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开创者，他俩对《桃花扇》的艺术评价很高，但都没有触及孔尚任的身世和剧作的思想内容。在清末民初，能结合文艺思潮来探索孔尚任《桃花扇》主旨的学者，当推梁启超为第一人。1903年，他在《小说丛话》中首先揭示了《桃花扇》的民族主义实质，他说：

《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盖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一读之使人生故国之感。……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注：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4页。）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强调小说戏剧能开发民智，促进变革。早在1902年，他自己就着手创作了具有革命精神的《劫灰梦传奇》和《新罗马传奇》两个剧本，宣示其创作主旨是“振国民精神”。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梁启超特别张扬《桃花扇》的民族意识。他的论点，影响深远。他偏爱此剧，手不释卷，即使航海出国，也必带此书，“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最终在1925年8 月完成了对《桃花扇》的校订注释工作（注：梁启超：《桃花扇注》，上海中华书局于1936年辑入《饮冰室合集》，列为专集第九十五种。1940年用《合集》纸型出版单行本，分上下二册。1941年在昆明再印。1954年文学古籍刊印社据中华书局纸版重印。），梁氏在书首附有《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一文，考述了孔尚任的生平和经历，指出剧中老赞礼就是“云亭自己写照”，“眉批是云亭经月写定的”，又考出孔尚任“性情恬逸”，“夙精音律”，“生成有好古之癖”，是一位“历史戏剧家”，“专好把历史上实人实事加以点染穿插，令人解颐”。梁启超原本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史学家，他对《桃花扇》的注释，主要的便是勾稽史实，对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人物侯方域、李香君、史可法、左良玉和马士英、阮大铖等作了十分详尽的史料考释和辨正。梁氏对《桃花扇》中许多与史实不符的描写，均在注中一一揭示。他以治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剧，忽视了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对孔尚任的笔法苛求太甚。特别对于《沉江》一出，他认为与史可法殉难于扬州的史实完全不合，于是便进行了一番辨析订正的工作。梁氏也知道历史剧不等于历史教科书，承认“剧场搬演，勿作事实观也”（第四十出注二），“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剑也”（第七出注一）。但总的说来，梁启超之注《桃花扇》，史识多而艺识少，这是他的局限。

受梁氏影响而以史识来研究《桃花扇》的论文，有萨孟武的《由〈桃花扇〉观察明季的政治现象》和《由〈桃花扇〉谈到明代没落的原因》（注：载于1933年《中央时事周报》2卷25、27期及29期。），

还有絮因的《〈桃花扇〉里的民族魂》（注：载于1934年8 月《民族文艺》1卷5期。）。至于进一步研究孔尚任生平的，则有容肇祖发表在1934年4月《岭南学报》3卷2期上的《孔尚任年谱》。

容氏以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七十七的《孔尚任传》为基础，排比了孔尚任一生的历程，优点是对孔尚任的诗文作品进行了编年，但在事迹考述方面失于简略。

这期间，在各家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孔尚任《桃花扇》是必定列举的文学名著，而且公认它是“写亡国哀感的历史剧”。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28年）、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1931 年）、

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1933年）、林之棠《中国文学史》（1934年）、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1935年）、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1937年）、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40年）等等，对《桃花扇》都一致推崇。

从3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桃花扇》“成为使大家激励奋发的古典作品”，《桃花扇•余韵》中的《哀江南》套曲成了中学国文课本中的必读篇目，形成了“《桃花扇》热”（注：见黄裳：“杨龙友”，（《读书》1980年第11期）。）。抗战期间，中华书局在昆明重印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剧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引起了读者的共鸣。1943年4月，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国文月刊》第21期上，

发表了方霞光的《校点桃花扇新序》，道出了当时国难当头、民族救亡者的识见。方霞光认为“《桃花扇》是明亡痛史”，文中说：

侯李的恋爱，不过是宾，是衬托；桃花扇一词乃出于杜撰，或别有寓意（方氏认为是针对权奸阮大铖的《燕子笺》而发的）。而所称扇上所系的南朝兴亡治乱，却倒是作者所要认真评述的。他对于这亡国之原，忠奸之辨，看得很痛心，很透彻，所以才用一种历史的态度来撰作这一部传奇，微言大义，有所寄托，我们不可不用心去领略。……其中人物，各具个性，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成仁取义，廉节自守的英雄义士烈女；一类是求名骛利、卑诈下流的奸佞小人。前一类人奋斗、吃苦，不屈；后一类人偷安，享乐，投降。刻画深微，活灵活现。

方霞光特别欣赏《桃花扇》第三十出对史可法沉江的描写，认为“那是一篇最好的文章，读之令人泪下。虽说他是在南京未陷之前死守扬州，城破之时，被多铎杀了的，沉江之说，与事实不符。但史公死事之烈，却是众人承认的。”方氏分析孔尚任不写史可法死于扬州而虚构沉江殉国的原因，除了“要造成戏剧的气氛”以外，更主要的是为了“避免直接描述清兵的罪行”。因为清代的“文字狱多极了，作者是只能如此”。如果按事实写史可法在扬州殉难，则势必触及清兵在扬州屠城的惨祸。“我们得体谅作者那时的政治环境。试想作者写的事情与清人关系极多，而却避免，一字不及，那可想而知作者怨恨之极，只能作无言之斥责了。”这种论述，可说是方氏独到的见解。

综上所述，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桃花扇》作为古典文学名著，获得了读者的广泛传诵。至于专家的研究工作，也已初步展开，但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多；由于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学者偏于历史的研究，而艺术的研究少了些。学术界对孔尚任的传记材料挖掘不够，对其生平、思想尚未深究。

二、新风气、新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来评介古典文学遗产，在学术界形成了良好的新风气。据初步统计，50年代发表在各地报刊上有关孔尚任和《桃花扇》的研究论文，就有25篇之多，超过了前半世纪之总和。1951年11月1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范宁的《〈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文中考述了孔尚任隐居石门山以及为康熙皇帝识拔而出仕的经历，又论述了他“倦于为吏”而创作《桃花扇》的夙愿。1954年5月24日，

《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第7期发表了马雍的《孔尚任及其〈桃花扇〉》，

马文评论此剧“不仅在写作方法和文字技巧方面，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在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的看法和处理上，也有许多地方，是难能可贵而值得我们提出来表扬的。”文中指出：“《桃花扇》在内容方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民族意识的特别浓厚”，“尚任借着对故国的追怀，对民族烈士的凭吊和对时政的讥讽来发抒他的民族意识。”同年8 月29日《文学遗产》第18期，又发表了陈志宪的《关于〈桃花扇〉的一些问题》，陈文分二节，第一节论历史题材，认为“《桃花扇》所选的题材，几乎是句句可作信史”，“但是史剧家在他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往往还是有他创造的地方。”文中以香君却奁、四镇争位、史可法沉江、左良玉殉忠四出戏为例，按之史实，均大有出入，“但这虚构是以史实为根基的”，“不是作者随意擅变史实，而是着意经营的地方”，是文学作品所允许的艺术创造。第二节论主题的积极性，认为“它是企图以历史教训、民族气节来警惕人心，激励后代的”，“从这一点说，《桃花扇》真是中国民族戏剧中具有极丰富的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内容的杰出作品。”与陈志宪的观点相呼应，宋汉濯在《西北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发表了《〈桃花扇〉的爱国主义精神》，赵俪生在同年 10月号《文史哲》上发表了《论孔尚任爱国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赵文首先肯定“《桃花扇》含蕴着充沛的爱国主义思想”，但接着提出问题：孔尚任是康熙帝“破格赏识”的，荣宠之极，怎么能写出《桃花扇》这样的作品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源何在？赵文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追寻到三方面的社会根源：一是明末满兵入侵，大掠山东诸府州县，“当地人民曾受到严重的焚杀淫掠，因而对以后的清朝统治者很早就埋藏下仇恨的种子。”这种“民族仇恨的普遍心理”，孔尚任“绝不会感染不到的”。二是孔尚任曾于康熙二十五年奉命到淮、扬治河，接触到冒襄、龚贤等明末遗民，“这些交游往还的事迹，在孔尚任为了写作《桃花扇》而积蓄史实资料、而引发爱国情操的过程上，都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三是“顾炎武、颜元的学风对孔尚任也不无启发”。所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从外形看是越来越潜藏，但在实质上是更牢固、更深广了”。

在此期间，王季思带着苏寰中和杨德平二位弟子，开始校注《桃花扇》的新读本。王季思在1956年6 月写出了《〈桃花扇〉校注前言》，先发表在1957年第1期《文学研究》上，《前言》共分九节，

对《桃花扇》的思想与艺术作了全面的评析。其中论证了《桃花扇》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简要地介绍了孔尚任的生平事迹，阐述他是“怎样借传奇中男女主角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之情，写南明一代兴亡之感的？”对正反两方面的人物形象以及曲词宾白和结构艺术也都作了深入的分析。校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于1958年5月，

卷首序目经过调整后又于1959年4月重新出版，嗣后多次重印，

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的学者和新编的多种《中国文学史》中，有关《桃花扇》的论述，基本上都追步王注本《前言》的思路。

从1958年到60年代初，各地报刊发表的评《桃》论文已开始注重艺术分析，并着重讨论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大家在“历史剧是艺术品而不是历史书”的论题上取得了共识。对于《桃》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编剧技巧，也是这一时期大家讨论的重点，如黄天骥《略论〈桃花扇〉艺术特征》（注：见《中山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