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平：“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

之一：我们没有自愿

四十年前，1968年10月18日，我们，江南一所著名中学的一千多个学生，被学校的邻居江苏省军区教导大队的军人们用几十辆军用卡车，送到农村去插队。那一天万里无云，秋高气爽，黄叶满地。我们的心情却和秋色相反，是阴云密布，沉重、阴郁、惶恐 ― 因为我们感觉到自己正在滑向一个无底的深渊，青春的梦想就在这一天破灭。

我在农村插队总计八年半又四天。八年半的插队生涯把我从一个曾经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的中学生折磨成浑身伤痛，身心俱疲，不敢有梦的青年。学生时代，我们曾经怜悯那些为谋生整天奔忙的芸芸众生是“做稳了的奴隶”， 八年半的农村生活，却使我们羡慕起那些“做稳了的奴隶”来， 反而痛惜自己“想做奴隶而不可得”了。我们一千多同学的青春还没来得及闪光，就被葬送在黄土中；一千多同学的梦想从未有实现的机会，就被无情地扼杀；一千多个同学的父母眼看自己的孩子落入深渊而无法救助，其痛苦锥心刺骨；一千多个家庭经受着长期的煎熬。而全国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一千多万，“知青”家庭有一千多万户！从东北的北大荒到云南边疆的橡胶园，从陕甘的黄土高原到东海的崇明岛，全国的农村、农场，到处留下了“知青”的血泪。

历史上的这一段，无论如何是逃不过“史笔”的。那么，历史将会如何评判这场运动呢？

不同背景、不同经历、不同时代的人，自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但是，评判历史事件的最终标准是人，是人的生存与发展，是具体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评判这场运动的标准也只会是“上山下乡”对我们这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所起的影响。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二十岁左右的“知青”，如今都已六十岁上下了。“知青”们四十年来的遭遇已经足够对“上山下乡”运动作出的评判：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一辈子没有有过理想的职业，一辈子没有有过稍稍富足的日子，许多人一辈子没有有过爱情，有人一辈子生活在“上山下乡”的阴影中，还有人因病或自杀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同日下乡的一千多人中，后来能够通过77，78年高考进入大学的竟然不足四十人，能够出国留学的只有五、六个。我们那可是一所曾有过近100%高考入学率记录的中学啊！2002年，我回国和同班同学聚会，发现他们中的多数已经下岗、退休，无所事事地在麻将和电视剧中打发余生。当年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生命中从未有过闪光的日子，就已经满头华发，被社会遗忘。我们在相对唏嘘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如果没有那场运动，他们怎会潦倒至此！

我们是被牺牲、被蹂躏的一代。和祖辈、父辈相比，我们和他们一样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饥饿，多数人却没有享受过他们曾经有过的受教育、求职、迁徙的自由；和我的后辈相比，我们中的多数没有像他们那样能够享受物质的丰富。国家历史上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不公正地、过多地由这一代人来承担了。

我知道这不可能成为大家的共识：当年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及其继承者，为了维护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不会对我们说一声“对不起”；当年的受害者也往往怕揭开创伤，有意无意要在创口刷上一层色彩，使鲜血显出玫瑰色来。

今天，有人或许会说，当时你们不也曾经向党表忠心，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改造自己吗？不也曾经发誓要把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农村，立志做革命大业的接班人吗？

是，当初是有一些人这么做了。那是由于他们太年轻，对现状缺乏了解，对统治者无条件的信任。记得北京还有人到天安门去宣誓，决心去延安插队，走老革命的路 ，等等。

但是，我相信怀有那种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他们是在真实信息被封锁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判断，是受到了愚弄。在和我一起插队的一千多位同学中间，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豪情”，哪怕是装出来的。因为农村的实际情况无法被完全封锁，我们还是了解不少；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接班人”；因为我们知道，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少数同学，根本就不在我们中间，他们早已经由父辈安排参军就业，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是，当年我们都是“自愿”。但我们有可能不“自愿”吗？

很难。当时动员的手法，就是非让你“自愿”不可。最简单、最客气的办法是所谓“车轮战”，三班“工宣队”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你家里动员，不让你和家人睡觉，直到你“自愿”为止。两三天下来，钢铁的人也受不了，何况是血肉之躯？不“自愿”就发疯。邻居家的孩子因为数天“车轮战”而神经失常，操起把菜刀来要和工宣队拼命，结果被捕判刑。我们学校有一个被大家称为“聪明美丽而又最大气的”女同学，不过在给叔叔的信中说了句“不知命运的小舟，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竟然被套上“破坏和对抗‘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而在全校批判，――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自愿”？

后来读到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才知道，这是统治者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手法：当年在东北招兵买马，也就是用这套“车轮战”而让农民“自愿”参军的。甚至会在大热天烧一热炕，让农民坐在炕上烘烤，一直烤到你“自愿”参军为止。在斯大林统治下，布哈林、季托维也夫们，不仅“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国际帝国主义间谍”，还恳请法庭判处他们死刑 ― 连冤死都能让你“自愿”！

那些真的曾经豪情满怀下乡的“知青”们，在信息被封锁、被歪曲、被捏造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也算是“自愿”？即使退一步承认那是“自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四分之三――四分之三，只是我不愿意把话说绝，才没有讲百分之百。这四分之三很快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很“自愿”回到城市来。那时，有人考虑过他们的意见吗？

或许有人会说，农村严酷的环境锻炼了我们，使得我们更懂得社会，更懂得生活，生存能力更强。

是，这些都没有错。我自己经受过那场血泪生活的磨练，到海外来遇到一些挫折，就真看成“小菜一碟” ， 用美国人的说法，是“蛋糕一块”(a piece of cake)了。有一年母校的人事处长到美国来交流访问― 她本人也曾是“知青”― 看到我这么个书生竟然能自己装修房屋，踢天弄井，就曾说过，“还是‘上山下乡’锻炼人啊”这样的话。

但是，磨练了意志，学得了谋生能力，都无法补偿我八年多的青春时光，无法补偿那八年多在绝望中所受的煎熬，无法补偿消失了的梦想、失去的爱、损害了的健康；更重要的，运用暴力强制我的意志、限制我的自由，对我人格的污损和造成的精神创伤更是永远无法补偿。如果在自由、青春、教育、理想的自主追求和生活经验的被动获得两者之间让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我想大多数同辈人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青春时代有过一场非常特殊，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的人生经验，值得珍视。

是，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人生经验。但，“特殊”本身就意味着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然需要！而越是惨烈的经验越特殊：“劳改”，“古拉格”的经验够特殊吧？有人喜欢吗？杀头、抄家特殊吧？除了金圣叹以外，会有人说“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或许还有人会说，当年让我们“上山下乡”，本来是出于好意，是让我们经风雨见世面。证据是毛太子当年不也曾被送到农村去锻炼吗？

是，有些太子、公主们是去过。那真是出于他们父辈的苦心，那是为了让他们将来接班的时候不致像阿斗、晋惠帝那样不谙世事而轻易丢掉政权。他们去，有明确的目标和既定的程序 ―下农村，进工厂，去部队，进学校，学成文武艺以继承他们的事业。因此对他们不需要强迫、欺骗，他们自然也不会不自愿。对我们则从插队的第一天起就明白无误、板上钉钉地说清楚了：我们将在那里一辈子，那培养接班人“程序”的第一步对我们来说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不是人亡政息、天下巨变，这程序的第一步也确实没有终结之日。这两种“下乡”还有什么可比之处？

或许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家的在经济、政治上的困境，因此也为国家、民族作出了贡献。

是，我们是为国家、民族，也为统治者的错误作了牺牲。但我们的牺牲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当年谭嗣同拒绝逃亡，喊出“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毅然走向死亡，为变法牺牲，是求仁得仁，自愿如此，因此了无遗憾。我们却是被迫、被逼牺牲的，这两种“牺牲”哪有什么共同之处？

因此，不管现在还是将来，如果有人试图从这场血泪斑斑的运动中寻找什么“积极因素”，什么“闪亮点”，都是白费劲：一场以强迫为手段而戕害了一千多万青年的运动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不人道，不要梦想会在历史上得到正面的评价。手段的卑鄙从来都只反映目的的卑鄙。《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个故事。当年他还是苏共第一书记的时候，去访问一个集体农庄。一个农民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是想用棍子把我们赶进天堂。”改革者赫鲁晓夫闻之大受震撼，因为他懂得“棍子”本身就是对“天堂”的嘲弄。强迫婚姻不合法、不合理、不人道并不在于婚姻的双方不般配，而在于不是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即使是一个天堂，人们也不愿意自己被棍子赶进去，人们也应当有选择进去还是不进去的自由。何况当年赶我们去的地方，连面目狰狞、手操刀棒驱赶我们的人，也不好意思说是天堂。

历史无情！今天，拿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万种所谓积极的因素，想为那场运动辩护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青年灾难的性质，只需一句话：“我们没有自愿”。

二零零八年十月

之二：青春无悔？

作为一个“知青”，我也算是“资深”了：从1968年秋到1977年春，我曾经插队过八年半多一些，总共3，104个日日夜夜， 比抗日战争还多出173天！四十年过去，当年插队的一切已经从记忆中渐渐淡去，那些人和事渐渐模糊，那段经历对生活的影响似乎也渐渐在消失之中。但是，每当看到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讨论、研究等等，还是忍不住要关注；碰到当年的“知青”，无论是相识还是不相识的，总有一种亲切和信任感。我知道，那段生活给我的阴影会淡下去，却一辈子无法消除掉。

然而，在与“知青”有关的活动之中，有一种我却从不参加，那就是“知青”组织的聚会。这类聚会在海外常有，我居住的地区的“知青”就曾举行过纪念活动。

为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我怕看到那些聚会打出的口号“青春无悔”。

本来，“上山下乡”出于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逼迫，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本身无所谓“悔”不“悔”。因此所谓“青春无悔”，说的无非是我们当时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以及在思考基础上所作的选择，我们面对苦难态度，等等，都没有什么值得或需要后悔、反思的。

然而，我们当真无悔吗？当真？

否，我自己就有许多需要后悔、反思的地方。因为，当时在逆境之中，如果能够正确面对的话，我过去和现在都要快乐得多，对自己的命运的把握将会坚实一些，对我个人、家人和社会也能做得多一些，好一些。有许多事情我有可能做到，应该做，但是我就是没有做。

我无法不悔。

比如，如果当时对社会现状有较为深入的考察和思考，对历史能够有较为清晰的理解，对世界潮流有较为坚强的信心的话，我当年就不会长期处于焦虑、悲观之中而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就应该明白，那种企图将十亿人民统一在一个人的思想之下、由少数人用暴力和欺骗进行统治、而且尽力把中国从一个曾经努力融入世界潮流的国家拉回孤立状态和自然经济方向、排斥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政治，无论如何是维持不久的，“人亡政息”将不可避免。我就应当认识到，那不过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逆流；是继那拉氏、义和团之后愚昧、没落势力的一次垂死哀鸣、回光返照；是那些恐惧自己在现代化世界将被无情淘汰的人群的一次绝望的最后挣扎。我就应当深切理解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的走向，而为必将到来的巨变做好准备。

或许说，对我这样一个只上过两年初中，既无足够的知识也无社会阅历的孩子来说，要求我从那厚厚的黑暗中，依靠对历史的思考和现状的分析来预见必然到来的光明，那要求是太高、过苛了。

这话当然很有道理，但也并不说明我们当时就无可作为。虽然那时的中国象一个铁桶样被密封：书籍被烧毁、封存，大学被关闭，以致思想资源极为贫乏；新闻、消息被封锁，我们整天接受的是官方宣传机器的谎言，而传播事实、真相要冒生命危险，等等。但铁桶仍然有漏缝：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偷听国外、海外的电台广播来得到有限的信息；我们仍然能够从流传的“灰皮书”、“黄皮书”和漏烧、漏封的书籍中获知一些被看成是“离经叛道”的学说而与主流意识形态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