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锦：《出身论》诞生

第二天一大早，便传来了二姨的恶耗--她于昨天深夜自杀了，吃了一瓶氨茶碱。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脸颊红扑扑的，静静地像睡着了一般，只是在枕边有一个空药瓶。再也听不到她风箱般的令人窒息的哮喘声了。我这才明白她送我衣服的深意……

火葬场也由红卫兵控制着，地、富、反、坏、右、资、黑干等“黑七类”，死后一律不准进入火葬场。几年前“国家”便有规定：为了少占地亩，不准将死人土葬；现在又不准火化，因此尸首臭了的大有人在。自杀者更算是“畏罪于人民，罪加一等”。

急得姨父东求西哭，一个劲儿表白她是病死的，街道革委会终于发话说：“既然是病死的，必须有医院证明。”

幸好二姨从小就患有气管炎，近年来又扩展成肺心病和肾炎，医院总算开了证明。尸首业已停了三天。又无钱雇汽车、买衣服单被等物，便直挺挺将二姨抬上了一辆平板三轮车，由姨父蹬往火葬场……

姥姥被姨父送回家，竟没看到她掉泪。自从那个早晨发现二姨死去，她就只是发呆。她行动变得迟缓，连做饭也强打精神，说话没了底气，一坐下就空空地凝视着一个方向发愣……那爱说爱笑、嗓音豁亮的姥姥永远消失了，现在只留下一个无声无息的灰塑人形。

“死了……”这是她回家后议论二姨的所有语言。仅仅这么两个字，像是自言自语。“死了……”

她那凝视空中的呆木神情，就像永远想不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一言不发，再也没有心思缝缝补补，整天虚弱地坐在桌边，臂肘无力地支靠着桌沿，空对着墙壁，一愣就愣上半天。她健忘得厉害，记忆力在急剧地衰减，好像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那天早上发现二姨再也不醒的模样。

“姥姥，”我真想抱住她，使劲摇晃她，“您哭出来吧！好好发泄发泄吧！您哭吧！”

可是谁又敢大声哭呢？我们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姥姥哭不出，她的魂儿已跟着她去了……

李连城被勒令回兰州，并被警告；“再也不许和这样的反动家庭来往。”日记事后，我被厂里揪斗，成了处处被监视的阶级敌人。他们从二十多本日记中筛糠似地找出了六句话，成了“思想反动根深蒂固”。同班的张季和孙成在我的批斗会上积极地发言，给予无限上纲，又扩大了不知多少莫须有的“事实”。他二人本已分配在别的单位工作，所以如此积极，不仅因为他们一跃而成了红得发紫的造反头头，也因在学校时，张季因和一位女同学搞恋爱，我曾画过一张漫画，他便怀恨在心；而孙成呢，想和我好，我却没有工夫理他，便也趁今日来报复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次小人得志的大好机会！

我和哥哥的日记及母亲交与我的照片都在“北京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展出过。展出过后，全部上交给了公安局。

哥哥和母亲分别被关在厂里，两个弟弟也进了学校办的“黑七类子女学习班”。

不久，我们都被放回家了。母亲的头发短短地呲着，只好整天戴个男人戴的旧帽子。

“他们还会斗我吗？”我忧心忡忡地问母亲。

“不会了。”她沉静地说，“他们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千万老实行事。”

“他们让我写检查，”哥哥调皮地笑着说，“我就检查毛选学得不够好，共产主义人生观还不坚定。‘不深刻！重写！’好，我把底下的挪上头，上头的挪底下，再换上两段毛语录--又一份儿。‘还不深刻！’好，我再把中间的挪上头，改头换面再来一篇儿。我写了整整有二十多回。态度绝对不会错，也绝对检查不出什么问题。我可以这样写上它一百回，反正毛语录有得是。”他咯咯地笑了。好像这次进学习班，实在是一场有趣的游戏。“一间大仓库整个儿腾出来了，地上铺了稻草，一个挨一个睡，足有四百多人，全是厂子里出身不好的或有点儿问题的。也有二十多个‘走资派’。我跟原先的‘党支书’宋玉鑫认识了，谈得挺投机。让他跪在煤灰渣上，膝盖直流血，汗珠子哗哗地淌，让他承认反党，他还是那句：‘我忠于党……’真坚强！私下里我们俩常争论问题，他老是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可是他挺喜欢我。我们俩有空就杀一盘儿（象棋），回回我赢。”说罢他又咯咯地笑了。

可这笑声里有多少辛酸的血泪啊！太沉重了。我理解哥哥对宋玉鑫的复杂的心情。他有教哥哥钦佩的一面--不变节、不屈服。但他既然一直得势，必少不了顺应潮流的、过左的东西，否则，历次政治运动早就饶不了他了。而他过去压制的，还不就是我们这些人吗？--他敢培养我们入团、入党吗？他敢评我们为先进生产者吗？他敢不给我们打成“右派”吗？他敢不送我们去劳教吗？如今，正是这样一位极得势的代表人物，和哥哥关在一个“牛鬼蛇神”的大棚里，哥哥对他的复杂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罗文、罗勉被关在各自的学校里，每天由出身“红五类”的人监督着，早晨列队，低头唱“我有罪”的歌，然后是背语录，背“老三篇”拔草……

“他们说，今后得随叫随到。”罗文说。

全家提着心--学生打死学生的事，已经听说不少了。出身好的打死出身不好的，连命都不必偿。

“我们俩干脆去串联。”罗文、罗勉决定，“一到了外地，谁知道我们是什么出身？”

“行吗？”母亲担心，“能让你们上火车？”

“都一窝蜂似的，连票都不查，只要有个学生证。有卖红卫兵袖章的，买个带上就行了。”

幸好学生证上没有“出身”一栏。

“没钱哪……”母亲发愁道。

“我们不带钱。哪儿都有接待站。”

“不放心哪……”

“不走，还等他们给我们叫到学习班去？”

罗文、罗勉二人只带了十元钱、三十斤粮票和极简单的洗漱用具，便上了火车。邻居中，由于轰走了地主出身的王家，那间空着的南屋便搭了地铺，供给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住，各家还必须捐借一条干净的棉被，屋里住着十几个从湖南徒步长征来的女高中生，她们说火车上挤得无法形容，行李架上坐满了人，脚耷在底下人的头上，窗前的小桌上也坐着人，挤得无法上厕所，就只好憋着，火车连停也不停，一开便是十几、二十个小时。缺衣短鞋甚至缺钱，就向市委接待站伸手，没有不去要补助的。国家花的钱自然像淌海水似的。

“我们可没要国家的钱，”她们操着湖南话说，“我们凭着对伟大‘领袖’的红心，长征来的。脚底板全打了血泡哩。”

我们不敢再跟她们多话。而街道一定也嘱咐了她们，她们也不再理我们。这个小院，没有一家出身“红五类”--除了我家，东屋是小业主，后查出是历史反革命，被轰走；南屋和北屋的一家是职员。

第四天，罗文、罗勉就来信了，他们讲了火车一气开到广州，拥挤不堪，现住在广州市一所中学里。他们谎称红卫兵袖章挤丢了，便在接待站买了一个。他们还说，广州开始有非红五类出身的组织，他们对出身问题耿耿于怀，就连许多出身好的也对现状不满……

各种组织，各种“战斗队”，各种小报，像雪片般地多，大字报也铺天盖地。哥哥每次都注意地看，竟没有一张小报和大字报是为“出身”问题鸣不平的。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认为出身不好的人受压迫历来就是常事。就连出身不好的人在私下里议论，也只是悒郁地叹气，好像认命一般。不久，在北京较有影响的“兵团战报”，在第三版不惹人注意的一块地方，发表了一篇提到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文章，观点不明不白，羞羞答答、躲躲闪闪，读完给人的感觉，只是加倍的羞辱和气愤--仿佛一个出身不好的人跪在地上，满脸乞求地仰视着一位出身“红五类”的人说：“我们不值得团结吗？对我们好一点儿吧！我们对你们是忠心、热爱的！我们甘愿做你们的红外围！”

好像做狗还不够，还要做一个舔人脚后跟的狗！

而“红外围战斗队”这样以出身职员为主的学生组织，迅即便出世了。

愚昧到什么程度啊！自己把自己打入“另册”还在沾沾自喜。亿万出身不好的人在备受污辱、悲惨地死去，却还要组织什么“红外围”！我们和“走资派”、“黑干”、“反动学术权威”不能相提并论--别看我们现在关在一起。他们过去得势，将来也可能翻身，而我们却从一生下来就不是人。现在，当狗还不够，还要以自己的谄媚姿态，给别的狗做榜样了！

这就是从“建国”以来第一次公开涉及到出身问题的文章。这是对所有出身不好的人更大的污辱。哥哥实在不能沉默了，在提笔之前，他深知这是在冒着死的风险的。他是要么不干，干就要彻底的人。如果他把一切郁积在心里的话，把那无数铁的事实全说出来；如果他把统治者用来压迫人民的最好办法驳斥得体无完肤、彻底败露，那么，能让他活才怪！但他是唯物主义者，他无所畏惧。他的幸福观正是要解放全人类。他奋笔疾书，立即写了一篇“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笔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亲自送往“兵团战报”编辑部。他们当时看了，立即回答说：

“太锋利。我们的观点略有不同。”

“哪儿锋利？”

他们指出了许多关键的地方--几乎满篇全是。

“虚伪！”哥哥回来说，“明明是不敢刊登！”

“如果哪儿都不登，我就把它写成大字报，贴到人多最热闹的地方去。”他横了心。

十月一日、二日“国庆节”的两天假，全家被街道革委会监视着，不许迈出大门一步，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哥哥坐在他的小屋里，又一次修改他的文章。从那狭窄的门外，阴暗的光线里，只看见他专心致志地思索和写作的背影……他真地在把命交出去吗？

两天之后，他递给我一篇东西：

“你看看，我又修改了一遍。”

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份子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份子、高级知识份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下面我们就从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闻述我们的观点。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副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副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

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同时受到了这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分。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