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义之：文革末期我在公安部

特赦战犯

公安部在华国锋部长领导下，进行了“特赦战犯”的工作。

解放以后，从1959年开始，我们对于部分国民党、伪满高级战犯已经分别进行了六批特赦。l974年底，毛主席指示：“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1975年3月，华国锋召开核心小组会议，讨论贯彻毛主席这一指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

在公安部、高法、统战部、中调部、新华社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公安部摸清战犯名单，首先搞清国民党军队军以上、地方局以上战犯名单，并要求各单位做好特赦前的准备工作和特赦后各地安置的准备工作。

3月17日，人大常委会开会作出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3月18日新华社发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电讯。这次特赦战犯共293名，其中蒋军军官219名，国民党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释放后有公民权，来去自由，可以去台湾。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到各个战犯管理所宣布决定。3月21日释放战犯集中到北京。由华国锋主持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宣读了国务院特赦令。3月22日，组织他们参观学习，会晤亲友，4月2日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其中有10人愿意去台湾与家人团聚，4月14日抵香港，但台湾拒不接纳，发生了张铁石（61岁，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在港自杀身亡事件。

在后来审查被释放的战犯名单时，发现调离战管所到农场劳动的战犯被遗漏，被遗漏战犯和自1962年到1965年窜犯大陆先后被俘的武装特务和特务船的船员，共144人。中央决定把被遗漏的战犯和俘获的武装特务再作一批宽大释放。9月22日新华社发布了全部宽大释放的电讯。9月25日集中到北京。其中有65人愿意去台湾与家人团聚，分批经香港去台湾。其他也分到各地安置。还有日、韩籍特务4名，遣送回国。

第二批特赦工作因华国锋去西藏，经邓小平批示后基本上由我主持进行。两批战犯的特赦工作于1975年10月结束，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安置。

筹备召开各类专业会议

华国锋指示公安部除抓好日常业务工作外，多开点专业会议，不开全面性会议。

1975年上半年，于桑带了几个干部去广州调查，准备召开侦察工作会议。边防局的干部到黑龙江蹲点调查，准备召开边防会议。我同祝家耀带干部到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调查了解治安工作面上的情况。8、9月份由铁道部、公安部联合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和铁路系统公安局长参加的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华国锋讲了话。会上反映江苏宿迁在教育控制盲流人员方面的经验好，经华国锋批准筹备在江苏宿迁召开现场工作会。

而侦察工作会议因为于桑和祝家耀二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作的看法分歧很大，文件迟迟起草不出来。到11月后全面“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侦察工作会议没有开成，其他专业会议做了筹备也因“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开成。1975年的许多工作因此被搁置而无法完成，又投入到政治运动中。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全面整顿方兴未艾，公安部正在筹备召开侦察、边防、宿迁治安工作现场会等专业会议。1975年冬毛主席从支持邓小平工作转向批判邓小平、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毛主席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信作了批示后，11月下旬，中央召开了党政军各部委负责人的打招呼会议，我参加了。在打招呼会上华国锋讲话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接着中央发了23、26号文件，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在全国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

2月3日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并批准叶剑英病休，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l976年2月5日，打招呼讲话要点向全党传达。

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说：“当前主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推向全国。

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由毛远新整理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即《毛主席重要指示》。如：“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等等。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转发《毛主席重要指示》即中共中央[1976]4号、5号文件。同时在报刊上开展“教育大辩论”和开展对“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株大毒草”的批判。

从1975年11月中央23、26号文件（关于清华大学）下发到1975年底，华国锋曾多次召开公安部核心小组会议，指示“政法干校不要忙着开学，现在路线不清，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的再去教育人”。当祝家耀汇报筹备侦察工作会议起草文件中与于桑的争论时，华国锋表示祝家耀的意见是对的，并说：“右倾翻案风不仅教育战线有，各条战线都有影响。”“公安部有些同志思想上总是疙疙瘩瘩，要做些调查研究，通过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错误路线，解决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公安部要带头，你们批好了，对下面有影响。”还说：“刘复之写信说他被保护审查期间，曾威带人在他的住处安窃听器，矛头是对着我的。批右倾翻案风要联系他的实际。”华国锋指示：你们把今年（1975年）的文件查一下，铁路治安会议上你们给我起草的讲话稿上有“三项指示为纲”，有机会的时候你们要检讨几句。

中央和华国锋部长的指示精神，是不能损害文化大革命。仍如部内在算旧账和反算旧账的争论时一样，首先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做法。

按华国锋的指示，我们通知不在家的核心小组成员赶回，于桑从广州、凌云从江苏宿迁、杨贵从大寨回部，共同研究如何贯彻华国锋指示，研究部署公安部内“反击右倾翻案风”。原来正进行的几个专业会议的筹备工作都停顿下来，原定召开治安工作宿迁现场会议也因抓运动是主要的而无限期推迟。

12月28日，我因发高烧住进医院。我住院期间核心小组的工作由杨贵代理。有一天杨贵、祝家耀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如何联系实际问题上意见不一，到医院找我。杨贵主张联系批刘复之，祝家耀意见要批于桑。我同意了杨贵的主张，表示要按华国锋的指示重点批刘复之。另有一次杨贵来医院说：“有件事要告诉你一下，王洪文要我和祝家耀把部里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现在政治部整理了一个材料，我想送一份去。”写的什么材料什么内容以及事前如何安排的都没有告诉我。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虽然他不是分管公安部的，但他要祝家耀和杨贵这两个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弄材料，我是不好问的，我只有默认。过了几天杨贵又来告诉我说：“我想了一下，材料光送给王洪文不好，我给华国锋也送了一份。”材料最终也没有让我看。1976年1月26日我出院后，杨贵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华国锋看了。华是部长，他知道了就行了。

1976年2月25日，中央分批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后，组织到会干部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过去部里有人提议组织干部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因为上面没有通知，我没同意。看到中央组织各地来开会的负责干部去参观，我便同意政治部组织一部分干部去参观。后来接到国务院要求各部委组织干部去清华大学参观的通知，公安部组织了干部去参观，我也去看过。

1976年3月中共中央发了[1976]4号、5号文件，重提了“阶级斗争为纲”，要“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说老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

华国锋指示“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领导首先要转好弯子，带头进行批判”。还指示“在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解决公安部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广大干部团结起来”。经核心小组讨论研究，决定先组织局以上干部学习，然后全体干部学习，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要求联系实际开展批判。联系实际中批判了刘复之、于桑和几位老局长。在公安部第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上，为了响应华国锋“领导首先要转好弯子，带头进行批判”的指示，凌云、严佑民带头发了言。我也集中了几位同志起草我的发言稿。后来因为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没有再开大会，发言稿没有写成，也就没有发言。

关于“天安门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我正好在北京医院住院，参加了守灵和向遗体告别。对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低，许多住医院的老同志都有意见，我也有意见。在医院里我见到吴庆彤（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向他提出我的意见，并请他转告华国锋。那时我不知道是“四人帮”在捣鬼。

由于周总理的崇高威望，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逝世无限悲痛。1976年清明节前后，广大人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自发地悼念周总理，寄托哀思，同时也发出反对江青、张春桥等的呼声。

早在3月中旬，华国锋批转来王洪文对福建陈佳忠给他来信的批件。王批：“建议公安部派人弄清反动诗词的来源。”华国锋批“立即派人协助省委查清反动诗词的来源”。我派部边防局干部侯西斌、黄斌奎去福州进行查处。

这是我最早收到中央要我们办的这类事的批件。来信是一首古体诗词，内容是悼念周总理，影射、反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在批件上定了性，也在我头脑中定了调。

3月下旬，南京的学生、工人因为对《文汇报》3月5日删去周总理对雷锋同志的题词，及在后来又发表了指桑骂槐反对周总理的文章表示抗议，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贴出责问《文汇报》，反对江青一伙的大字报。江苏省公安局来电话问我们怎么办，我要他们通过省委直接请示中央。后来我们收到中央发的“南京发生政治事件”的代电，我电告江苏省公安局，传达了中央代电的内容。不久江苏方面又来电话报告：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车厢上写有“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等大标语。

我一直坚信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是正确的，认定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则是错误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中央文革小组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号施令。长期以来对于江青一伙的横行霸道，我是有所耳闻，也有过各种疑问。可江青与毛主席的特殊关系，使我一直认为她是代表毛主席的。林彪集团垮台后，尤其是“十大”以后，毛主席把江青一伙放在党中央重要位置上，权力越来越大，他们经常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指挥全党，有极大的欺骗性。毛主席关于批评江青一伙是“四人帮”的指示在当时并没有传达给我们，只要不是中央文件和报纸公开确定的我则认为不可信，怕犯错误。对江青一伙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的宣传，我以为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在出现一些反常的“混乱状态”时，我没能认清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的起来向他们斗争的行动，主观上接受了“有人利用群众怀念周总理的感情，分裂党中央”的论断；也主观的认为这样做是违背“安定团结”，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只能起到煽动、扩大事态的作用。在接到中央发出的代电后，我认为这是一起分裂党中央的事件。我在来电记录上批：这些标语是反动的，教育群众不要受骗上当，并查清幕后策划者和为首的。

3月31日，华国锋在核心小组会上提出：南京发生了政治事件，南京同北京有串联，你们要掌握情况，要注意天安门的动态。第一个送花圈的是上访的公安人员，要查出这个人来，要保证公安部下属单位不去天安门送花圈，不去凑热闹；天安门有闹事迹象，天安门在你们鼻子底下，你们有责任及时向中央反映天安门的动态。

我们立即向各局、各部属单位进行传达。当我得知部属329厂送了花圈到天安门，认为厂领导不执行华国锋的指示，把329厂的负责人找来批评了一通。

从3月底开始，首都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赋诗词，悼念周总理。4月4日是清明节，数十万群众涌向天安门，有的排着整齐的队伍送花圈，有的朗诵悼念诗词，有的发表演说，同时出现了反对江青、张春桥的诗词和标语。中央政治局讨论，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当晚，北京市清理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诗词、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