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曙生：我复查的三宗自杀案

1966年4月中旬，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老郑给我布置一项任务：把西宁市在城市“四清”运动试点单位中自杀的人统计一下，分分类：自杀的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自杀？有没有办法避免？他说，公安部要召开全国公安会议，研究城市“四清”运动中对敌斗争问题，我们要提前准备一些典型材料。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开始刮了，不久公安机关就被砸烂，所谓全国公安会议也不可能召开，我的调查材料也没有派上用场。这一期西宁城市“四清”运动试点开展不过两个多月，截至4月15日，5个试点单位（“四清”运动从1963年秋开始先在农村进行，1965年秋开始在城市进行“四清”运动试点）已经自杀23人，按“四清”工作团的分类，自杀的人中，有大小“走资派”9人，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5人，“特务间谍嫌疑”4人，“贪污受贿”5人。他们的问题都没有定性、定案；自杀前多数人都受到过批判斗争，有的遭受到严厉的刑讯逼供。

在自杀者中，有3位女性，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所以我逐一进行了详细调查了解。时隔近半个世纪，我对她们的悲惨遭遇，仍然记忆犹新。对照保存的当年的笔记本，我把她们3人的情况简介如下，看看“文化大革命”前人们的生存环境有多险恶，而十年“文革”是这一险恶环境的继续和发展。

◇ 省立医院马秋迪的所谓“畏罪自杀”

省立医院是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地方，因而也是这一期城市“四清”运动重点单位，由省委副书记直接抓。近50人的“四清”工作团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揪出了5个“走资派”，23个“四不清”干部和15个历史反革命，作为初期斗争对象；但是，在这样“复杂”的单位，没有揭发检举出一个间谍、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工作团认为这很不正常的。于是连续召开积极分子会议，采取大会统一部署，会下个别谈话的形式，要“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主动提供线索，大胆检举揭发，并承诺在运动中表现好的人，将作为入党、提拔的重要条件。于是马秋迪很快就进入了一些人的视线之内。

马秋迪的父亲马永祯是马步芳统治青海时期的军队师长，是马步芳的亲信。青海解放前夕他带着大老婆和一子一女，跟着马步芳逃往台湾。马秋迪是马永祯和小老婆韩桂琴所生。马永祯没有把她们母女带到台湾。韩桂琴年轻时长得漂亮，1938年她17岁在西宁上高中时，被马永祯强行纳为妾，但是遭到大老婆强烈反对，不能跟马永祯一家在一起生活，在西宁市文化街独居一处。

解放后，韩桂琴当上了小学教员，母女相依为命。马秋迪小学、中学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语文、数学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两次高考得了高分，但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没有被录取。后经人帮助，到省立医院当上了收款员。她意识到自己家庭出身不好，默默地努力工作，从不惹事生非，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她自学英语多年，梦想有一天当个英语教员；她天天写日记，记读书心得、体会和个人情感经历，用日记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她先后找过两个男朋友，到了谈婚论嫁时，男朋友被“组织”劝止。尤其是外科一位男医生，人长得好，医术也好，马秋迪非常满意。但是，当结婚报告送上去后，医院领导对她男朋友说：你不是申请入党吗？是不是打算连党员、外科主任都不想要了？吓得这位外科医生一身冷汗，为了逃避，他调到另一家医院。这事给马秋迪刺激很大，日记里有详尽记载。

和马秋迪同住一室的是内科女护士曹颖（化名），工作团单独给她布置收集马秋迪反动言行的任务，争取入党、提拔。曹颖向工作团反映说，马秋迪每天晚上都要记日记，而且不让别人看，锁在抽屉里，肯定有反动内容。工作团秘书（也是那位省委副书记的秘书）对她说，这个情况很重要，你要设法偷看日记，只要日记内容有一句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强行没收日记，进行审查。

马秋迪的末日到了：1966年3月11日晚上，她像往常那样，读书到9点半钟，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开始写日记。而佯装熟睡在床上的曹颖，悄悄起来，站在马秋迪的身后，屏声静气，看她在日记本上写出如下一行字：我是一粒不幸的种子，被大风吹落，飘洒在这贫瘠而又无情的土地上……

曹颖被这句话弄糊涂了，忘了自己的使命，忍不住笑了起来，并说道：马秋迪，你是我们女职工中最爱读书、最有文化的人，可是你日记里这句话就不通，你怎么能把自己比喻为种子，而且是不幸的种子；种子是植物的果实，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有什么幸与不幸？马秋迪合上日记，回头对曹颖说：你不该偷看我写日记。第二天早晨，她上班时遇到给她布置任务的“四清”工作团秘书，把昨晚看到的马秋迪日记里那句话说了，并检讨自己不冷静、不沉着，没有完成任务。工作团秘书郑重其事地问她：你说你看到马秋迪昨晚在日记里记的那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可不要瞎编啊！马秋迪肯定地点点头，并说：如果日记里没有这样的语句，我怎么编得出这么疯疯癫癫的话呢？！

秘书说：你这个发现很重要。她这句话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发泄她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强烈不满，把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说成是不幸，你想想，这不是反动思想、企图变天是什么？这位秘书立即向“四清”工作团领导汇报，得到同意，马上带领人员到马秋迪宿舍，撬开她桌子的抽屉，搜出厚厚的五本日记，翻到3月17日晚记的日记，证实曹颖没有说谎，经领导同意宣布对马秋迪隔离审查，并组织10个人轮流阅读日记，寻找反动内容，组织群众批斗。

10个人用两天时间把日记通读、细读后，“四清”工作团长亲自开会，听取汇报日记里面的反动内容。10个阅读过日记的人都说，日记里有很多类似3月17日日记内容，但是没有找到直接骂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话；5本日记主要记载她读书心得、体会，和她的个人感情经历，用大量篇幅记载她接连谈的几个男朋友，都很优秀，都因她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最终都是男朋友主动告吹，使她伤心难过，甚至悲痛欲绝，对生活失去信心，流露出要不是顾忌母亲，她早就不想活了。日记还记载医院几个她不爱的人，却经常纠缠她，达不到目的就威胁她，使她很痛苦。被认为思想反动、企图变天的部分，就只有她3月17日晚日记内容和她憎恨父亲不该强迫和母亲结婚、不该生下她，不该把她和母亲留下，受人欺辱。

“四清”工作团据此怀疑她和她母亲是被马永祯有意留下充当潜伏特务，一旦时机到了，她母女就会接受命令，积极从事特务活动。于是从3月22日起，连续对她进行批斗，要她交代潜伏特务问题。与此同时，韩桂琴所在学校也组织人员对她进行批斗，要她交代丈夫马永祯临走时给她布置了什么潜伏任务。多次批斗一无所获。4月1日上午，将韩桂琴押到医院，母女同台接受批斗，重点逼迫她们交代潜伏特务问题。韩桂琴交代说，马永祯有几个小老婆，她是其中的一个，都是被逼迫的，没有夫妻感情。马永祯逃跑时没有告诉她，更谈不上给她布置潜伏任务。由于母女拒不承认是潜伏特务，被残酷武斗，韩桂琴鼻子被打流血不止，马秋迪的衣服被撕破，就这样，她们仍然拒不承认，僵持不下。这时，一位政工干部站起来揭发批判，说马秋迪利用谈恋爱，用美人计拉拢腐蚀青年医生，想拉他们和她一起搞反革命特务活动，并说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甚至随便和年轻医生上床，并宣布说，马秋迪已经不是处女。

此话一出，马秋迪再也忍受不了，质问政工干部：你说我和年轻医生上过床，那么，请你指出是哪一位医生，如果那位医生也承认和我上了床，我就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潜伏特务；如果没有哪位医生承认和我上过床，你就是诬告陷害。政工科干部说：我要你自己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马秋迪说：你血口喷人，你是在报复我，因为你三番五次纠缠我，想占我便宜，遭到我拒绝；你是有老婆的人，竟这样做、现在又说这样的话，充分说明你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如果你们不信，我日记里夹着他曾经给我递的小纸条，请你们在我的日记里仔细找找；尽管没有署名，但是笔迹可以证明是他写的――（日记里确实有政工干部的纸条，马秋迪死后，没有追究他，把他调到食堂帮厨――笔者）。

马秋迪的话击中了政工干部的要害，为了阻止马秋迪继续说下去，他走上前去给她一记耳光。马秋迪毫不示弱，用头向他胸部撞去。政工干部躲闪不及，一个趔趄，倒在地上。会场顿时乱了起来。主持会议的工作团长大声斥责马秋迪。马秋迪横眉冷对，站到板凳上，纵身从五楼窗户跳了下去，只听吧嗒一声，坠落在楼下的水泥地上。韩桂琴反应最快，第一个冲出会场，跑到楼下，抱着满身是血的女儿，号啕大哭起来。“四清”工作团长和队员们下楼后，看见马秋迪已死，宣布她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并强行把她母亲带走。

马秋迪死时25岁，青海解放时，她才11岁，怎么可能是潜伏特务呢？至于日记中暴露的对现实不满问题，那是因为现实对她太不公平、太不公道，难道还不允许她发发牢骚吗？！时隔一年多，1968年，韩桂琴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也是因为潜伏特务问题过不了关，投湟水自杀。

◇ 红军女战士罗昌玉自杀

1966年3月18日下午1时许，西宁市南川凤凰山烈士陵园，走进一位约50岁左右的妇女。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目光呆滞，站在烈士陵园墓碑前，久久不愿意离去。她进陵园时被看守大门的值班老人张文举看见，对她在这个时候进入烈士陵园感到奇怪，但是没有制止，因为凭吊烈士是每个人的权利。

1936年10月至1937年5月，红军西路军2.1万多人，长征到达甘肃，西渡黄河，开辟宁夏战场，遭到马家军阻截，浴血奋战河西走廊，最终兵败祁连山，除李先念率领几百名红军指战员突围到达新疆外，大多数红军战士战死疆场，少数人脱逃，另有4000多人被马家军俘虏，先后押解到青海省西宁市，其中被杀害、活埋近1000人，包括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内。这些死难者被埋在凤凰山上的万人坑里。这个烈士陵园就是为这些死难烈士、围绕凤凰山而建造的。

没有被处死的3000多被俘人员，被改编成马家军的“补充团”，从事建桥、修路、兴修水利等繁重苦力工作，受到非人道的待遇。1937年冬，马步芳将“补充团”的3000多名红军调往甘肃张掖，编入国民党中央军孔令恂师。而被押解到西宁的近百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遭遇则更加悲惨。这种悲惨不仅仅是她们受到马家军官兵十几年的凌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且解放后，她们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对待，罗昌玉就是其中的一位。

烈士陵园平时很少有人来此凭吊，因为那些被害人连名字、家居何处都不清楚；同时他们都是南方人，亲属不在这里，平时无人来凭吊，只是在清明节，机关、学校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职工、学生来纪念烈士。

张文举看罗昌玉站在墓碑前一动不动，以为她可能是烈士后代或亲属，千里迢迢来青海悼念自己的亲人，很受感动，因为来此悼念的人太少了。他走到罗昌玉跟前，对她说：请问你这位同志是从哪里来的，你的亲人烈士叫什么名字？看你这样子，一定走了很多路，吃了不少苦，来看望自己亲人长眠的地方，难得啊！罗昌玉望着和善的老人，眼泪流出来了，回答道：我叫罗昌玉，是四川人，红军女战士，我是来悼念自己战友的。张文举恍然大悟，连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是被俘的红军女战士，然后……罗昌玉追问：然后什么？张文举接着说：然后你们就嫁给了马步芳军官当小老婆，解放后被管制起来，说你们是叛徒，是不是这样？像你这样的人前几年也来过几个，她们被俘虏后，不反抗，甘愿当马匪军官的小老婆，有什么资格到烈士陵园来？你不属于这种情况吧？

张文举说的这些话是根据宣传部门对西路军被俘红军女战士被马步芳赏赐给下级军官当婢妾问题的宣传材料上讲的。据统计，青海省解放后还有40多位红军女战士活着，因为她们曾经是马家军军官的婢妾，大多数人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对待，有的人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长期接受监督改造，受尽屈辱。罗昌玉虽然很生气，但是她觉得和一个烈士陵园看门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她不再理他，默默地站在墓碑前思考、暗下决心，死也要和她的战友们在一起，即使不能埋在这儿（她知道她死后尸体会被拖出陵园烧掉），也要把自己的鲜血流在这里。

张文举看她不理自己，自个儿走了。还没有等到他走到门口值班室，听到一声响动，回头一看，罗昌玉倒在墓碑前。他赶紧跑回去，只见罗昌玉的头顶向外不断喷射着鲜血，身体在抽搐，不一会，一动不动，死了。他跑回值班室打电话，报告陵园领导。陵园领导要他保护好现场，马上就有人来。不久陵园领导和南川派出所民警相继来到。民警从罗昌玉的衣兜里掏出绝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