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在一首“反动诗”的背后――从有关《悼》诗的一句“交代”说起

读李亚东的《查勘地下文学现场――从1960年代蔡楚的“反动诗”说起》，意外读到他从历史档案中抄出的一句提到我名字的话，那是蔡楚在1970年就其一首“反动诗”《悼》所写的交代中的话：

当何蜀看到我这首诗批评我沿用了五四时期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晦涩的艺术形式时，我还不服气，认为自己是旧瓶装新酒，没有错。

我惊异于自己的记忆，竟会在岁月逝水的反复冲刷下对此事毫无印象了。不过，我得承认，当时我的思想认识确实就是如此，正处于一个十分狂热、激进、偏激的状态，对所谓“资产阶级文艺”一概嗤之以鼻，认为现在是“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了，必须重头开始，另起炉灶，开创一片全新的天地――真正是“无知者无畏”，实际上自己对所谓“资产阶级文艺”的接触和了解极为有限，比如蔡楚早已在文革前就精读熟吟的戴望舒、闻一多、汪静之的那些诗，除了一两首或个别句子外，我都基本上没有读过。只读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很少几首，从内心讲是很喜欢而且过目难忘的，但在意识上却总是告诫自己那不是正道，只有郭小川、贺敬之以及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才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正宗，才是效法的样板。

李亚东兄查勘地下文学历史现场的努力令人钦佩。不过他还只看到了这些“反动诗”及其相关交代材料，不了解在这些诗及交代材料的文本背后还有些什么。我愿再提供一点有关《悼》诗及其交代的背景情况。

蔡楚本名蔡天一，他的那首“反动诗”《悼》，是为无辜死于文革武斗的孙从轩写的。

我和他们相识在文化大革命中。

那时我们都在参加“四川石油大会战”，是四川石油管理局机械化筑路处的工人――不是真正的“石油工人”（虽然我们经常要唱那首“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的流行歌曲），只是为真正的石油工人做好钻井前的“钻前工程”――修公路、平井场的临时工。

这场大会战，我们是从文革前夕的1965年开始参加的。我们那个名字很好听的“机械化筑路处”，实际上除了很少一点推土机、空气压缩机和较多的运输车辆外，劳动工具仍然主要是锄头、扁担、箩筐、钢钎……仍然是以五六十年代常见的那种手挖肩抬的“人海战术”进行施工。全筑路处有七八个工程大队，大多是从重庆、成都、荣县、威远、资阳、乐至、蓬溪等大中城市里招收的临时工。重庆人最多。几个大队都是以重庆人为主，基本上是按一个街道办事处编为一个中队。成都人在文革开始时只剩下了一个中队（一百来人），即蔡天一交代中落款所写的“土建中队”，我们那时都称他们“成都中队”。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已经是文革群众造反高潮中的1966年底、1967年初了，在位于荣县东兴场旁边一座小山岗上新落成的筑路处机关所在地红旗村－－当时整个石油会战的指挥中心（会战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设在威远新场附近一处山坡上兴建的红村，据说其他各处按计划要建红一村、红二村、红三村……是否都建起来了，我们不知道，只知道筑路处被排为红七村，文革中为了名称上的革命化，也被写作红旗村。

我和蔡天一、孙从轩，用当年的话说是“造反战友”――都参加了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运动。其实我们都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时也叫“狗崽子”），我的父亲是“右派”，蔡天一的父亲是“反动军官”，孙从轩的父亲是“小业主”（他父母曾开有一家小中药铺），成都中队的另一个朋友张征祥的父亲是“资本家”，本来都不应参加文革造反，为什么我们也成了造反派甚至还当了头头或骨干呢？这就涉及到我们那个临时工队伍的整体状况。

当石油会战指挥部开始在四川各地招工的时候，已经是全国开展“四清”运动之后了，这时在社会上还没有正式工作、能够应招去参加石油会战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当作一切工作的“纲”加以强调以来，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首先都要查“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初、高中毕业生（其中相当部分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此成为失学、无业的“社会青年”（有的已经被迫上山下乡去当了知青），“社会青年”中还有个别高中或大学没有毕业就因“出身不好”而被强令“自动退学”的学生（不退学就要开除）。当听说石油大会战招工而且无需“政审”来者不拒的时候，这些人当然就欢欣鼓舞踊跃报名参加。因此在我们那个队伍里，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还有少数未成年的小学生和个别被强令退学的大学生），成年人则大多是本人有“问题”的，有的是劳改、劳教刑满释放人员（当时被称为“刑满释放犯”，头上仍然有一个“犯”字），有的是家中有被“杀、关、管”（被镇压、被判刑关押、被戴上“帽子”管制）的亲属而难以找到正式工作的人员，有的是被原工作单位开除或精简压缩的人员（多半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之，不是家庭就是本人总会有什么“污点”。在某些人的眼里，都是所谓的“社会渣滓”。也因此，我们临时工队伍里几乎没有一个中共党员（每个工程大队都只有几个领导干部和炮工班的几个师傅是党员）。

由于这样的人员构成，文革发展到群众组织遍地开花的全民造反阶段时，我们那里不光造反派组织，甚至连保守派组织都几乎找不到几个人是“根红苗正”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们就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被推到了第一线。

此外，我们都是长期受那种“革命教育”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当时有一句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恐惧不是苦，也不是死，而是被排除于“革命”之外（这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很难体会到的），在长期受到政治上的歧视、压制甚至打击之后，突然之间，一场由“伟大领袖”发动的、席卷全国的群众造反狂潮把原有社会秩序完全打乱了，颠倒过来了，似乎让我们有了合法的机会“参加革命”了，甚至可以表现得比那些过去歧视压制打击我们的人更“革命”了，而那些过去一直以“革命”自居的当权派和政治运动积极分子们一下子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犯下了“反对毛主席”的滔天大罪，威风扫地，狼狈不堪……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这样的人有了一种得到“解放”的扬眉吐气之感。这样，我们就兴高采烈地戴上红袖章，投入到了这场“比赛革命的革命”（胡平语）当中。

在1966年底、1967年初我和蔡天一他们相识的时候，我还不到19岁，蔡天一年长我3岁，孙从轩年纪还大一点（1941年生）。我因在此前被打成“反革命”监督劳动两个多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由筑路处党委正式平反，这时自然成了造反派，被推举到几个大队的造反派组织在红旗村联合组建的造反司令部当“勤务员”（如前所述，我们那个司令部的“勤务员”里没有一个是“根红苗正”的），我主要负责写文章、刷标语、刻印传单、上广播宣读各种稿件（广播是处机关设在红旗村的有线广播，各个群众组织都可以去排着队自由宣读自己的东西，最混乱的时候甚至有职工到广播上喊他的家属快把钥匙拿回来开门）。当时成都中队驻红旗村坡下，我听说他们中队的几个“眼镜”文化高，很有头脑，这几个“眼镜”就包括蔡天一、孙从轩，还有张征祥。当时一般都称他们蔡眼镜、孙眼镜、张眼镜。

看得出来，孙从轩在成都中队是有威望，有号召力的，他个子不高，皮肤白晰，眼镜后一对小眼睛，上唇留着一抹小胡子，经常见他在破棉袄腰间拴根稻草绳，头上一顶皱巴巴的帽子也很少戴端正，总之做出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后来知道，他父亲早逝，同父异母的哥哥是成都晚报社的“右派”，他本人因“家庭出身”问题于60年代初期被甘肃省农业大学勒令退学。在筑路工地上，这样的大学肄业生自然要算凤毛麟角的“高知”了。我们临时工当中像我这样的初中生最多。因毛泽东主张的愚民政策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官方信得过的依靠对象往往是文化不高的老工人、转业军人之类。对这种“依靠对象”的文化素质，成都中队就曾有过一个笑话：“十六条”刚公布过后，官方组建的“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主要是政工、保卫干部及一些老工人）派人下来“宣讲十六条”，到成都中队宣讲的那位“依靠对象”，讲到“十六条”上规定的各单位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时，自作聪明地讲解说：你们晓得巴黎公社在哪里吗？那是北京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民主选举搞得最好，所以中央把它作为样板……听得成都中队那些略有点文化知识的“非依靠对象”们都忍俊不禁但又强忍着不敢笑出来。孙从轩当时与身边的蔡天一议论了几句并笑出声来，就被当场揪出来批斗－－这是他后来带头造反的直接原因。

后人可能难于置信，我们当时的造反，完全是按照中央的号召在亦步亦趋地进行，真的是“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从来不去考虑为个人谋取什么利益，甚至没有想到要借机把自己最切身的利益－－临时工身份改变一下。当时只有成都中队的老夏是这方面的明白人，他不知何时联系上了那个专门为临时工谋利益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即后来被中央明令取缔、被首都三司等造反派围攻、砸烂的“全红总”），参加进去后还当了个什么分团的头目，但他基本上只是个“光杆司令”，没有几个人跟他跑。我们这些自认为“正统”的造反者都看不起他，认为他是在搞“经济主义”，背离了“斗争大方向”。

1967年初，毛泽东在号召向走资派全面夺权的同时，又通过他亲自批准发布的“公安六条”、“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他亲自修改审定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全国大张旗鼓发动了一场打击社会上“牛鬼蛇神”的“镇反”运动。3月初，“镇反”之风刮到石油会战工地，孙从轩、张征祥以及那位老夏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进荣县监狱。从公布出来的“罪状”中人们惊骇地看到，孙从轩参加过“反动组织天主教圣母救国军”！－－人们后来才知道真相：他的母亲是天主教徒，母亲在他两岁时即让他接受了洗礼，从他母亲的角度看，他是皈依了天主教。不过，孙从轩从8岁开始即“长在红旗下”，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接受的完全是共产党的党化教育，当时根本就没有可能参加宗教活动，因此他显然说不上有什么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在成都中队没有人知道他与天主教的这一层关系，只有掌握人事档案的官方才知道。那个年代，凡信教都会被视为“反动”，信洋教简直就等于是“帝国主义特务”，这种身份还参加和主持造反，这当然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了。

“天意从来高难问”。孙从轩他们在狱中刚待了一个月，1967年4月初，善于变脸的毛泽东又把明明是自己部署搞起来的“镇反”说成是下面的支左部队和专政机关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并与所谓“二月逆流”挂在一起进行批判（其实许多地区的“镇反”都是在“二月逆流”已经被否定、批判之后才开始的），强令转向，各地赶紧给“现行反革命”们平反，监狱陆续放人。孙从轩他们出狱的时候，我们正被解雇回家－－石油会战因为文革的冲击已经难以继续，加上各级领导不愿再看到这些重新平反的造反者们找他们的麻烦，就干脆解雇了事。我们回家后不久，四川各地就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从动乱走向新的更大的动乱，陷入大规模武斗之中。招工无望，我们一些人又返回红旗村“造反”。成都中队的一些人还通过蔡天一的努力，办成了复工手续，重新领到了工资。

不过，孙从轩返回筑路处复工后，没有再像“镇反”前那样积极参加造反活动了，或许他已经看透了这场所谓“大民主”愚弄民众的真相，或许他知道自己那个“天主教徒”的身份不宜再参与造反活动，再加上他家庭的困难：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被打成“右派”后失去公职，靠在成都走街串巷补铝锅为生，他亲姐姐据说在重庆大学读书期间下乡参加“四清”时溺亡。家中年迈的老母亲卧床不起，需要供养。他趁到处“全面内战”、停工停产之机，悄悄跑回成都，一边打“黑工”――蹬平板三轮车送人送货挣点脚力钱养家，一边照顾老母。

不幸的是，1968年4月21日，他蹬平板三轮车从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门口经过时，被该校的“红成”派“野鸭子”（当时成都人对那些不是为派别利益作战而是在社会上胡作非为的武装团伙的称呼）人员拦住，要他帮忙拉伤员去医院（伤员是“野鸭子”与“红成”派的川医“九一五”武斗人员争饭吃打伤的），在枪口下，他不得不照办。当他被押着蹬平板三轮车从四川医学院门前经过时，占据该校的“九一五”武斗人员又跟“野鸭子”展开枪战，他无辜中弹身亡。终年27岁（生日刚过三天）。尚未成家。

那时我和张征祥都在成都（我以无业者的身份在那里为朋友们义务当“笔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