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我与妻子丁玲“文化大革命”遭难始末

“文化大革命”遭难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宣传小分队的，下去宣传“十六条”，还叫我带队呢。我带队下去第一站，脚就被开水烫坏了。那是在汽车上，路不平，刚下过雨，道路被雨水淹着，司机也是个转业军人，看不清路，车颠簸得很厉害，猛的一跳，车上有夫妇两口子，抱着个热水瓶，一下子热水瓶跳到我这边来了，开水全烫到我的腿上脚上。我被烫坏了，下不了车，是宣传队员背我下车的。在医务室包扎了一下，我就回家了，我没钥匙，进不了门，就坐在门外头等着。有人去告诉丁玲，丁玲就回来了。那时我们还住在招待所的套间，但是造反派已经勒令我们搬家了，要我们搬到“六十户”去，那里是全场部最简陋最破旧的房子。我的腿不能动，老是这么吊着，这家怎么搬哪。这时文化宫的同志来帮忙，包括文化宫的主任董辰礼，他是个老红军，还有邓婉荣，她是垦区标兵，就是丁玲写的那个杜晚香，她原来在乡里做家属工作，现在也是在工会。他们都来给我们帮忙。

当时场部有八个家属区，我们搬去的那个地方是八委，又叫“六十户”，都是土房子，很简陋，这六十户，是1958年转业官兵刚到农场的时候，为了解决住房困难，临时突击抢建的草棚土墙简易住房，经过八年的风吹雨打，人们形容是“披头散发，拄着拐棍，满身膏药，整天掉泪”，意思是说苫房的草已经乱如散发，土墙歪斜，用木杆支撑着，墙体的裂缝处糊着泥巴，一下雨屋子里就掉泪。冬天，屋里水缸里的水都冻冰，所以每一年过冬之前都得加泥巴，加草。东北的冬天很冷，窗户都是双层窗户，但我们那个房子是单层窗户。那个时候已经是秋天了，大概是9月份，北大荒的9月已经开始冷了，要做过冬的准备了。邓婉荣的爱人在管资料的地方干活，他从仓库里搞来几张包装肥料的纸，比较厚实，邓婉荣就给我们糊个窗帘。老红军董辰礼也劝我们宽心，不要难过，说他会照顾我们。搬家的时候，邓婉荣帮了我们很多忙。

文革期间，陈明、丁玲在北大荒宝泉岭农场住过的草屋。我们原来住的是两间套间，现在搬进这个七平米的土墙茅草房，我的书都摆不下，没地方放啊。我本来还想提意见，说地方太小，我的书没地方放，后来我一打听，这七平米的屋子，原来住的是两口子加几个孩子，一大家子住这么一间小屋子，我就不说话了。我想办法把屋子整修了一下，炕对面是一个土墙。我在上面钉个楔子，搁块板，下面也钉个楔子，搁块板，这两块搁板上面放油啊盐啊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我有一藤条箱的《新华文摘》，舍不得丢。

这时，原来汤原农场的书记程远哲也调到宝泉岭农场来了，他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有些情况还得问我。有天晚上，我杵着一个四条腿的凳子，和丁玲一道去看他，我们向他提出，想到生产队去，不要在场部了。他还劝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很快就过去了，很多工作还得靠你们啊。

慢慢的，有些造反派，青年人，就开始找到我们家里来了。

有一天中午，三个北京的知青，到我们住的房子来了。他们守大楼，说没烟抽了，来找我要钱。我说我没钱啊，我有钱也不能给他们啊，要是给了他们，人家不是会说，他拿了我的钱，我支持他们吗？当时两派武斗很厉害，那怎么行呢？他问我要存折，我说你翻吧。他就翻箱子。我们的箱子很简单，就那么一个，没多少东西，一下就翻完了，存折就拿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赶快到我旁边的医院门诊部去给银行打电话，那个门诊部有些医生我们都熟，对我们挺好的，他说你用不着打电话，这钱他取不走的。我说我还是打个电话吧，我就在电话里说了一下这个事，告诉银行不要给他们取钱。

第二天，我到招待所的食堂去买馒头，在食堂门口碰到了一个北京青年，姓米，就是会打快板的那个，他扎了根皮带，别了一把刀。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小米啊，昨天有三个人到我那里去要存折。他问，是些什么人啊？我不认识那三个人，我就把他们的样子、说话声音等等都讲了。他说我知道了。第二天，那三个青年就跑到我屋里来了，他们说，我不知道你认识我们米大哥，现在我们来向你赔不是，道歉来了。我说那就算了，存折呢？把存折还给我吧。他们说存折撕了。我说那就算了。他们就回去了。

这个小米是头啊，挺哥们义气的，如果有人对我们不好，他就要管的。那时几乎天天有人到我们家里去，抄家拿东西。我跟他说了。他问：是哈尔滨青年，还是我们北京青年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样吧，明天我到你那儿等着，我看看是谁。我说谢谢了，你千万别来了，将来说我挑动群众斗群众？那我还受得了吗？这事你别管了。

还有个温州青年，是一个基地司令员的儿子，他讲普通话我都不太听得懂，跟我关系也很好。我一喝酒，他就要，说给我也喝一口。我说我可不能随便给你喝，我是右派，怎么能随便给你酒喝呢？他说，没关系！我为什么要喝点酒呢？夏天我给麦地里割麦的人送水，下着雨，路上都是污泥，很滑，我穿着胶底的水鞋，挑着担子，常常陷在泥巴里。我晚上回家就喝点酒，我怕湿气，要驱潮。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要开会斗争我，那温州青年就说，交给我，我来处理。他也不打我，也不骂我，出个题目叫我背语录，说是背毛主席语录哪一页哪一段，我都背得下来呀。实际上他是在保护我。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驻军部队38军找丁玲谈话，告诉她，你不要参加群众派别，连观点都不要有。他们对我们还比较友好，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前过年的时候，我带着文艺小分队去慰劳过，他们以礼相待，我们现编现演了相声，表扬部队的模范人物，歌颂英雄麦贤得。那时还没有把老丁当做批斗的重点，她只是有时候做个陪斗，等到后来，北京的红卫兵到了农场串联，才开始抓丁玲去斗。

本来要斗的是两个人，一个姓冯，在宝泉岭农场管房产，另外一个是造纸厂的厂长，说这个人是走资派，但是宝泉岭中学的红卫兵去抓这个厂长的时候，厂长不见了，可是他们已经糊了两顶高帽子，那一顶帽子给谁戴呢？他们商量商量，就抓丁玲吧。于是他们就来抓丁玲。那时我正在工会办公室，在文化宫的楼上，有人来告诉我，说批斗丁玲了。我就在楼上朝下面望，看见丁玲穿了一件蓝色的大襟褂子，脸上被抹了灰，戴着高帽子在游街。红卫兵还要她站在板凳上，丁玲就领着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孩子还跟着喊。这是丁玲第一次挨批，是很滑稽的事。斗争完了，学生还跑来找我，要我把丁玲领回去。我拒绝了。我说：“你们从哪里抓的，就把她送回哪里去。”我下午回家了，看见丁玲躺在炕上。

第二天，常委徐官书记在大会上讲，北京的红卫兵来批斗，没什么了不起的，抹了黑，洗洗脸，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嘛。我知道他这是讲给我听的宽心话。

高大钧那时已经调到东北农垦总局当副局长，佳木斯局里的人把他押回宝泉岭来批斗。他是个老干部、老红军，在宝泉岭当场长时对职工很好，威信很高，很有人缘。把高大钧拉到宝泉岭来斗时，也把丁玲拉去陪斗。高大钧“坐飞机”，实在受不了了，就说，让我跪下吧。那些造反派就让他跪下。跪下之后，又把他背上加上一只脚，把他头靠下，这样更不好受了。他是这个样子，丁玲也得跪下来，也是头靠到地了，再踩上一只脚。这时，宝泉岭的两个女职工，对佳木斯来的小将说：“你们休息一下，让我们来。”她们俩站在丁玲旁边，喊：“丁玲，站起来，抬起头来，让大家看看你的鬼样子。”丁玲就站起来了。实际上，她们是看着丁玲太难受了，想让她好受一点。丁玲到了宝泉岭之后，组织家属学毛选，学时事，家属吵架的少了，出工的多了，把猪圈里的肥料都攒起来积肥。丁玲还组织成立农忙托儿所，和场部交涉，搞了一间房子，还给家属们买点书、画，还搞了一个邻里服务站，帮助光杆青年洗衣服，缝补衣服。她干了这么多好事，所以那些家属和女职工要保护她。

到了1967年，几乎天天晚上有人来抄家，他们把我们门上的纱窗撕开，抄的东西从窗户往外扔，有人在外面收，我们的衣服、饭票、菜票、笔记本、书、毛选，都拿走了，弄得我夏天只剩下一件绿衬衣了，那件衬衣还是我刚到北大荒时在汤原买的，袖子都撕掉了，背上都是汗渍，一搓就烂，都不敢过水，这件衬衣挂在角上，他们没有拿走。有一回，他们翻我的箱子，问，工资呢？刚发的工资呢？我说我还没去领呢。那时我们的房子小，一来人，我们就只好坐在炕上。他们打丁玲，我就坐在炕上念“十六条”，念“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大声读。头几次还有效，后来他们把我的头一摁，说现在不讲这个了。他们也打我呀，用皮带打，把我的脑袋揪在她的膝盖当中，拿皮带从后面抽，浑身都打紫了。丁玲一看打我，总是用手来挡，把她的手都打肿了，是用擀面杖打的，后来丁玲的胳膊一直有毛病。有一次在斗争会上，丁玲从桌子上被人推到台底下，腿扭了，肿了。找谁呢？找不到人哪，医院不给看病啊，没办法，我就去找支部的蔡书记。我问他兽医院有没有关系，得给丁玲看病哪。他说可以，他就给我写了个条，我就去拿了点治牲口的药，回来给丁玲敷了。还有一回，丁玲的脑袋被打破了，出血，晚上下了班了，我们到医院去，人家问是怎么搞的？我们都不敢说，就说是劈柴时崩的。医院离我们家很近，有个姓吴的医生，是协和医院下去的，她不但有医术，对我们也很好，看到我们那个样子，家里没法休息，就说，我隔壁有个床，你到那里去睡吧。以后有几天，一到晚上天黑了，我就躲到医院里头，我在屋里头，丁玲跑到后面去。在那种情况下，只有靠这些知情达理的人了。

那时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晚上睡觉时，我心里想，老丁年纪大了，睡着了一来人，一进来凶神恶煞的，她见了，心里一惊，这可不行。我就说：“老丁，你先睡，？坐一会儿。”老丁说，你坐着他还不是照样要来吗？我说我晚一点睡，你先睡。只要听到狗叫，知道是来人了，我就叫醒她，让她有个精神准备。

我们那时烧煤，煤没有了，我要热饭就点报纸，炕上有个火口。小米里还有沙子，有一天下班了，我衬衣脱下来了，挂在那里，拿个小盆子挑小米里头的沙子，弄到一半，造反派来了，我说还没吃饭呢，他们说走、走、走，就拉我去陪斗。他们当然也斗我。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吃了很多苦，认识了一些坏人，但是也认识了更多的好人，帮助我们，关心我们的人。宝泉岭七队，是个模范队，“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去参观过，认识了一些北京青年，一些转业军人，觉得那里很好。我们去七队，正是麦收的时候，我们帮助出墙报，还认识了一个姓强的转业军人，人很直爽，怪话也多，好发牢骚。我们跟他说话不是顺着他说，可他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文化大革命”时，北京中央专案组来人到农场审丁玲，丁玲让他给我通信的，丁玲讲，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过头话。他就提醒丁玲，说你就给他们拖，他们来人总是要走的啊。他还给丁玲说，我看你饭吃得少，水喝得多，你怎么喝这么多水啊？因为都是他给打水。实际当时丁玲已经患上了糖尿病。丁玲上厕所他们都跟着去的，站在外头，看守得很严。后来，丁玲得上工劳动，一上班，就有些小孩拿石头子儿扔她。那时老强在招待所上班，我到招待所去干活时，就告诉了他。他说，你叫老丁走我这条路，走我管的苗圃这条路，我管得住这批孩子。可是丁玲不敢，丁玲说，苗圃那边是条小路，走小路，要是人家搞我，更没办法，更无人知道，要走就走大路，走人多的地方。这也是对的。你走小路，你晓得会碰到谁？老强他能管得住孩子，万一有些坏人呢？

我们那间七平米房子的隔壁，是21队的拖拉机手，他听到我们这边来红卫兵了，要打我们了，他就跑过来，说，那一派红卫兵来了，在路上呢，要截你们呢。这一派红卫兵赶快就走了。他说，我真想不到他们这么对待你们。这个人后来有时敲敲我们窗户，问我们要不要鸡蛋，他给我们买。但是住在我们对门的那个女的不好，我们还曾经帮助过她的孩子，学校组织要去什么地方参观，她家里没有钱，不让孩子去，我说去参观还是好嘛，钱我们给你就是了，几块钱嘛。但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她对我们说，你们这样遭罪，还不如死了好呢。看到情况这样，我们得有个精神准备呀，我们俩想，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死，也不能疯。我们在宝泉岭农场相约了两个事：第一，不死；第二，不能疯。

有个时期，我把原来铺在床底下的一个大毯子拿出来，是我自己的军用毯子，折叠好几层，晚上把我们那个不大的窗子遮起来，外面看起来是黑的，这样也躲过几次，晚上没人来了。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秋天，我吃辣椒炒玉米粒，炒毛豆，吃得犯了胃病，疼得三天不能吃东西，当时正闹武斗，农场的医生白天都躲起来了，不敢出来，怕挨打，晚上才出来看病。我住的地方离医院还比较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