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文革”在何种意义上是一场闹剧？

在“伤痕文学”中，“文革”被描述为一场惨烈的、给民族、国家、社会和个人带来巨大肉体和精神痛苦的灾难、悲剧。即使在今天，阅读“伤痕文学”，面对这样的一个创伤记忆，即使是其中描写的“文革”期间的各种荒诞不经的事件，我们也笑不出来。而在梁晓声的《年轮》第二章中，“文革”变成了一个虽然荒唐却很有乐趣的时代，这种乐趣来自人们通过自己的高超智慧戏弄“文革”中的那些代表权力当局的“左”派革命分子。梁晓声小说的这种把历史灾难娱乐化的倾向，在九十年代以后的“文革”叙事中并不罕见，因此值得引起注意。

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小说“第二章”王小嵩的母亲假冒“走资派”的情节：为了保住自己所在的厂，特别是保住一心为工厂操劳的张厂长，也为了家里人和工友们有饭吃，她同意工友的提议，把自己当作“走资派”游街批斗（因为每个单位都必须有“走资派”，否则厂子就要倒闭）：

母亲和几名妇女正在商量什么。一个个愁眉不展、六神无主的样子。

“要是我们不揪出一个人来，游斗一番，那些红卫兵小将，还会再来的！”

……

母亲说：“就算是演场戏给那些孩子看，也非演不可是不是？”

女人们说：“是啊是啊……”

“张厂长创办了咱们这个小厂，咱们这帮家庭妇女才有了干活挣钱的地方，再说人家又没什么错，为咱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不容易。”

母亲说：“我听说他女人有心脏病，他是四个半大孩子的父亲，咱们可不能做伤天害理的是啊。”

最后，女人们说出了真正的想法：希望王小嵩的母亲充当一次“走资派”：

“干脆开门见山地说吧，你能不能舍出自己的一次脸面，假装一回‘走资派’，反正那些半大孩子，也不知究竟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母亲一愣，渐渐地矜持起来，渐渐地又觉得可笑，不由得笑了：“我？假装一回资派？”“我看，在我这方面，也没有什么不行的。”“恐怕，还得戴高帽。”“那就戴吧。”“少不了还会挂块牌子。”“那就挂吧。”“还得涂鬼脸啊，假戏，可要唱真的啊。”“那就涂吧。”

游街结束后，这些“走资派”被扔在郊区，要他们自己天黑以后走回来，好像很凶残。但是王小嵩去接母亲（坐着“好心人”的车子）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而母亲呢？正在兴高采烈的采蘑菇！并把蘑菇装在“高帽”里（很像菲斯克说的“周旋的艺术”）。临走时还把挂的牌子上的纸撕掉，“都捡回家去，过日子用得上的”。虽然王小嵩的邻居说“这又不是郊游”，可你看了之后觉得这就是一场郊游，好玩极了。

就这样，母亲若无其事地充当了一次“走资派”，用自己的机智和乐观和“小将”们周旋了一次，大获全胜。回到家后被拥戴为英雄，女工们凑了十几元钱给她，算是“赔偿损失”。她和她的整个家庭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文革”这场闹剧似乎没有对任何人、包括那些被批斗的“走资派”形成任何伤害！这整个情节充满了戏剧性，“文革”、“批斗”等等如同儿戏，不可怕，还好笑。

我们说，“文革”的确是一场闹剧，但却不是可以被如此戏弄和调侃的正经的闹剧，是会要你命的闹剧，否则也就不至于给社会、民族和个人造成巨大灾难，不至于搞得几千万人家破人亡了。我们也在其他虚构文本、纪实文本以及回忆录中了解到：“反右”和“文革”中的确有不少误打误撞成为“走资派”“右派”的例子，比如《蓝风筝》中那个在揪“右”派的会上因中途上厕所而被“推举”为“右派”的林大龙，有《悲情大地》（姚蜀平作）中因自己的名字和托派哥哥只差一个字而被“推论”为托派的杜医生。但是，这些荒唐的闹剧对于当事者来说绝不是可以取乐的儿戏。权力可以制造闹剧来折磨你、侮辱你，但是你却不可能是这个闹剧的旁观者（《蓝风筝》中的林大龙被批斗之死，《悲情大地》中的杜医生托派的帽子戴了几十年，长期被劳教。就是在梁晓声自己写于八十年代末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文革”闹剧的巨大伤害性也表现得很突出）。

《年轮》对文革的这种处理给人的感觉却是：“文革”对社会大众和个人都没有造成什么巨大的伤害，人民群众用一点小小的聪明智慧轻易地就战胜了它。也就是说，被当成“走资派”戴高帽、游街、批斗都不会给一个人带来实质性的伤害，甚至也是挺好玩的事情。这样，“文革”被写成了可以被随意戏弄的“纸老虎”。对于这个的“纸老虎”，我们还揪住它不放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