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用阶级理论清算文革只能是南辕北辙

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明和野蛮的关系。小说第一章写到男主人公李淮平（即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与南珊偶遇在公园，李淮平发表了一通关于野蛮和文明的“高论”。这番“高论”尽管颠三倒四、逻辑混乱、概念不清（一会儿把野蛮等同于骂人，一会儿等同于铁的发明，一会儿等同于战争和革命），想不到却很快征服了南珊，动摇了她之前对于野蛮的看法：“是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从前我一直认为，野蛮是人间一切坏事的根源。而今天，你却和我证明了它可能是好的……。”

15年后，他们在泰山顶上相遇。面对南珊，李淮平悔爱交加，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唯独忘掉了与南珊初次见面时自己关于“文明与野蛮”的那番高论；而南珊呢，她早已失去当年的热情，唯独对这番高论念念不忘。经历了“文革”灾难，她越发认为其“发人深省”：“你的那些话，就是这样深地启发了我。使我想了整整十五年。十五年来，你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了，遗忘了，但你说的那些话在我心中却始终没有淡漠，没有泯灭，为了找到它的答案，我思索了这样久。”

她思索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彻底的相对主义、不可知论以及虚无主义：“几千年来，人类为了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文明而艰难奋斗，然而野蛮的事业却与文明齐头并进。人们在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斗争和冲突中，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宗教，为了阶级，为了部族，为了党派，甚至仅仅为了村社和个人的爱欲而互相残杀。他们毫不痛惜地摧毁古老的大厦，似乎只是为了给新建的屋宇开辟一块地基。这一切，是好，还是坏？是是，是非？这样反反复复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意义又究竟何在？”结合上下文看，促使南珊（也可视为作者）发表这番感慨的，是“文革”时期的那种走火入魔的“革命理想主义”。如果这种思考能够深入下去，的确是有价值的：到底什么是“革命”？什么样的理想主义在什么情况下（特别是制度环境下）会走火入魔、走向其初衷的反面？我们应该如何在坚持理想（否则就会坠入虚无主义或犬儒主义）的同时保持对理想的警惕以免其走火入魔？但南珊没有能够沿着这个思路思考下去，而是直接跌入了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当“我”（李淮平）追问南珊什么是其思考的“最后答案”时，她摇了摇头：“远不是一切问题都能最后讲清楚。尤其是当我们试图用好和坏这样的概念去解释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我”非常认同南珊的解说，认定“再也不会有比南珊说的更好的答案。”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番高论出现于“文革”极权灾难之后，是南珊本人和整个社会经历了真正的野蛮行为之后，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南珊和李淮平的这番“顿悟”是针对中国的特定历史即“文革”而发的，她显然完全没有理解这场浩劫以及自己的命运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也没有能力对它进行社会理论层面上的反思，于是只能走向糊里糊涂的不可知论。用不可知论来解释“文革”和其他走火入魔的理想主义，显然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意义。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这样的结论客观上给读者的感觉是：“文革”到底是好是坏，是文明还是野蛮，都是一笔糊涂账。这样处理“文革”是不负责任的。

那么，王若水对此又是如何解释和评价的？在王若水看来，历史对南珊“之所以显得不可知”，是因为“南珊仅仅是思索而没有好好学习理论；尽管她很好学，看过许多书，我却怀疑她是否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1]也就是说，南珊的错误在于不会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解释文明和野蛮的关系，只会用抽象的道德解释历史：“南珊的错误在于：她企图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的道德尺子去衡量历史，而一旦发现这是行不通的时候，她就觉得要根本抛弃‘好’和‘坏’，‘是’和‘非’这样的概念。”[2]王若水说：道德不能解释历史，“科学”才能解释历史。这个“解释历史的科学”在王若水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对于好和坏，善与恶，各个阶级有不同的观念。但是，从历史唯物论的立场看，凡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而这一点又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在一种条件下是好的东西，在另一条件下会是坏的。”[3]在掌握了“阶级斗争”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王若水看来，南珊的“这一切是好还是坏”的提问方式就不对，就“注定了正确答案的不可能。”王若水质疑道：

“‘为了国家’――为了什么样的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还是被压迫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阶级’――为哪个阶级？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进步阶级还是反动阶级？这样的问题不分清楚，可以笼统地回答‘好’或‘坏’，‘是’或‘非’吗？‘互相残杀’――历史上的战争并不都是“互相”残杀，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奴役，被压迫民族起来反抗侵略，这就不能说是双方互相残杀。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属于正义战争，它们是好的，是‘是’；反革命战争、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战争，它们是坏的，是‘非’。难道可能不作区别而笼统地斥之为‘互相残杀’吗？‘摧毁古老的大厦’也要作具体分析。如果这座大厦本身已经腐朽不堪，摇摇欲坠，而它又占据了人们可用的基地，如果人们在摧毁它以后建起了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大厦（这不妨碍利用古老大厦中某些有用的材料并把其余的东西送进博物馆保存），那就不能说这是‘野蛮’而予以简单否定。”[4]

王若水的这个“科学解释”简单归纳起来就是要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区分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进步的暴力与落后的暴力。他批评南珊是一个抽象的人性论者，“把一切战争都视为野蛮而加以谴责，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不区别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5]好像一旦做了这样的区分，就万事大吉了。

问题恰恰在于：王若水对于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理论本身丝毫也没有反思。他用以解释战争和暴力是否合理、正义的依据，就是阶级理论，无产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的暴力和战争就是合理、正义的，否则就是不合理、非正义的。这个解释的问题是：首先，在宗教的理论视野（南珊的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宗教的视野）中，阶级的解释框架是全然无效的，两者不可对话。因为宗教反对把人分为阶级，也不依据阶级界定“正义”；其次，“文革”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旗号、打着“革命”和“正义”的旗号发动的，就是以消灭“剥削阶级”“打倒帝国主义”自居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把这种现象完全归结为一小撮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阴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阶级斗争理论把人分为不同的“阶级”，并断言：其中所谓“落后腐朽”的阶级（比如“文革”时期的“黑五类”）是“注定要”灭亡，也应该灭亡的，就像法西斯主义认定犹太人作为“劣等民族”是注定要灭亡的。消灭他们就是“正义”的，就是“替天行道”。既然如此，通过暴力把“阶级敌人”消灭掉又有什么错？不但没有错，而且是在“推动历史前进”。要破除这种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为合法化手段的暴力和屠杀，需要的恰恰就是为王若水所不齿的所谓“抽象人道主义”：不管特定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也好，阶级斗争也罢）把“地富反坏右”、把犹太人如何非人化（“臭虫”“人渣”“魑魅魍魉”），他们首先是人，是不可化约的个体，是与你我一样的人。阶级斗争理论之所以为演变为极权主义，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类型化思维，它不重视个体生命本身，而是把个体化约为“集体”（阶级或种族）的分子，化约为“进步”的和“落后”的人、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人和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人。从而，前者对后者的歼灭和屠杀，就变得合理而且正义了。

因此，在我看来，王若水的局限与盲点恰好在于没有超越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理论，在于依然用意识形态话语来解释暴力和战争。南珊的确没有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但是也正因为这样，她不自觉地超越了政治的尺度和意识形态的尺度，在某种程度上，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要比王若水深刻。

当然，作为不久之后被批判的人道主义思潮的代表之一（这点很讽刺），王若水在驳斥南珊的抽象人性论和抽象人道主义的同时，不经意间也会滑进自己所否定的那个主义。比如，在批判南珊说的“军人之间是天生的敌人，你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准备在战场上打死那些和你们一模一样的人”的时候，王若水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对把奥斯维辛集中营变成杀人工厂的纳粹分子来说，犹太人、波兰人决不是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对在南京实行大屠杀甚至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来说，中国人也决不是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他们也的确和普通人不一模一样，因为他们把自己变成了灭绝人性的野兽。难道可以把他们的侵略、屠杀和人民的自卫、反抗都说成是杀人而等量齐观吗？”

王若水大概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这里援用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阶级理论，而是抽象人道主义了。因为“人性”恰恰是一个抽象人道主义术语，“灭绝人性”恰恰是不能用阶级意识形态和阶级政治加以解释的人道主义灾难。他举的法西斯主义所犯的就是典型的反人性罪，而不是反阶级罪。对这种反人性罪，用所谓的“阶级斗争”学说能够清算彻底吗？如果按照王若水说的那样，要对暴力、战争等等做阶级分析，做进步和落后、正义和非正义的分别，那就无从谈论什么“灭绝人性”的兽行，只能谈“违背进步阶级的兽行”或“违反历史进步方向的兽行”，而代表进步方向和先进阶级是不会有什么“兽行”的。这就像“文革”时期那些高喊阶级斗争口号批斗老师、屠杀“黑五类”的造反派们，从来不可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灭绝人性的极权主义暴行，对他们而言，对“落后阶级”的仁慈就是对“先进阶级”的犯罪。这里不可能有什么抽象的“灭绝人性”的兽行。

当然，这不是说世界上就没有“兽行”了。兽行是有的，但只有反人类的兽行而没有反阶级、反进步的兽行，对于这种反人类的兽行，用阶级理论是清理不了的，因为反人类的兽行本来就是打着“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旗号实施的。

南珊虽然糊里糊涂地把“文化大革命”也当成了好坏是非说不清的一场莫名其妙的运动，但是在整个小说中，无论是南珊、李淮平还是作者，对这场动乱是否定的。作者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做了否定，另一方面又从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角度认为它是“说不清的”。但王若水的批评却不同。他先是肯定革命的暴力可以起进步作用，可以引起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然后补充说“这当然不适用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必须否定”。为什么？因为“这一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已经作了结论。”很遗憾，党的六中全会“决议”虽然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仅仅援引“决议”不是一种学理的论证。何况特定时期党的某个决议也可能是错的。比如“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也曾经写入党的决议。党的伟大不是体现在党的每个决议都是对的，而是体现在党能够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的决议。

注释：

[1] 若水《南珊的哲学》，《文汇报》1983年9月27-28日连载。

[2] 若水《南珊的哲学》，《文汇报》1983年9月27-28日连载。

[3] 若水《南珊的哲学》，《文汇报》1983年9月27-28日连载。

[4] 若水《南珊的哲学》，《文汇报》1983年9月27-28日连载。

[5] 若水《南珊的哲学》，《文汇报》1983年9月27-28日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