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城:一代文人有厄

按：本文作者是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文革前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主要著作有《辛弃疾传》、《唐宋古文运动》、《韩愈》、《袁宏道集笺校》、《观景楼杂著》等。本文作于1981年，选自《观景楼杂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一书中第三辑的第一篇，原题为“十年噩梦今似醒”，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小 引

十年浩劫，一场噩梦，中国人今日算是醒悟过来了。但是也还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种人是真正醒了，痛感不能再让这类噩梦重现，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下决心，用大力，根绝其产生的原因；具有这种认识的人，是民主和法治的坚决拥护者和实践者，中国若想真正实现“四化”，主要靠这种人。另有一种人是似醒未醒，开头曾经醒过一阵子，觉得照过去老样子下去不行，他们从亲身遭难经历，知道那样岂仅自身难保，连老婆、儿女也将不免；但是后来官复原职，一般且多加官晋爵，比前更为安富尊荣，又觉得还是原来一套办法行之得心应手，于是又迷糊了；当然，迷糊还不等于入梦，等到有所行不通时，可能再次清醒过来。还有一种人则是根本未醒，凡三十年的不倒翁和十年中的既得利益者，或“四人帮”垮台后的失去利益者都属此类，他们等待时机，以图有朝一日风云突变，重温“好梦”。这三种人遍布各界，情况大同小异。这篇文章专谈上海出版界，大致也有这样三种人，情况并无例外。题目不用“今始醒”，而用“今似醒”，似者，或然之辞，读者当能领略其意。

说起出版，上海一向是全国文化、出版和印刷事业的中心。到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市出版局领导下的各专业出版社，计有：上海人民、上海文艺、上海文化、上海人民美术、上海少年儿童、上海科技卫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辞海编辑所、朵云轩、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等十家。这几个出版社，规模大小不等，但几乎网罗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的所有人员，其中许多且是知名之士，加上后来新参加的，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自“反胡风斗争”后，历次运动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上海各出版社被称为“藏龙卧虎”之地，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运动一来，自然首当其冲。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上海各出版社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就有近三百人之多，比例之高，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超过其他各界。这批“右派”（即相当于斯大林时代“人民公敌”的称号），从此打人“另册”，受尽凌辱折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出版界因过去向来是各次“运动”的重点，自然在劫难逃，知识分子受祸之烈，冤假错案之多而酷，真可谓血泪斑斑，几天几夜诉说不尽，足可写一本厚书而有余。古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里剪辑上海出版界十年噩梦中的几个镜头，不假虚饰，概从实录，如鲁迅所说“立此存照”，非求垂鉴于后世，庶几有望于来哲云尔。

一代文人有厄

《儒林外史》是一部专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洋相”的小说，但是在它那板着面孔说笑话的讽刺外衣下，却隐藏着一个严肃的主题，这是为向来的读者和研究者所忽略了的。这个主题概括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回的“楔子”这段描写内：

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惊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原来《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作者吴敬梓，虽然把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描写形容得淋漓尽致，而且尽情地嘲笑、揶揄他们一通，但是他充分体会到这些处在专制高压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其命运是多么可笑可悲可怜，这些他全称之为“厄”。王冕看到天象“贯索犯文昌”，贯索是牢狱星，文昌是文星，文人碰着牢头禁子，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他发出了“一代文人有厄”的叹息。这才是《儒林外史》的真正的主题。

说老实话，我看许多知识分子本来是不很可能了解这部小说的这个主题的，只有经过三十年的实际体会，结合他们自己的遭遇，又看到周围同类人的一系列遭遇，方才有可能逐步得到这个认识。特别是每当一个政治运动的开始和终了时，他们方有可能会想起《儒林外史》的这段描写，会感到不寒而栗；会钦佩吴敬梓真是了不起的预言家，他不仅看到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可笑和悲惨的命运，而且他的预言还一直应验到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不是完全适用于称之为“四人帮”的垮台前知识分子的境遇吗？

自然，吴敬梓对未来是寄予希望的，这就是王冕说的，“天可怜见，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可惜就是“我们是不及见了”。今天的知识分子恐怕也有同感吧：经过三十年的折磨、凌辱以至摧残，岁月、精力消磨殆尽，这一代人是完了；但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出来“维持文运”，不要再重复上一代人的苦难，虽然“我们是不及见了”。

以上所谈，看似闲文，其实不然。这说明世上许多事物，必须亲身经历，方能领会它的真实意义。隔岸观火，虽然看到河那边起了火，但是火烧掉多少房屋器物，伤害多少人，必须亲自去现场看一看，方才知道。同时他的感受，又肯定没有身罹其灾者的沉痛深刻。本篇前两节所谈虽都是上海出版界十年劫难，但只及于党员领导干部，即所谓“走资派”，人数还是不多的；这一节要谈普通群众了，他们才是人数众多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即所谓“臭老九”，所有大小知识分子全在其内。如果说“一代文人”，所指应是这部分人；如果说“一代文人有厄”，所指即是这部分知识分子所受的深重苦难。引《儒林外史》这段描写作为本节的开场白，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楔子”吧。

但是还需要再弹一支前奏曲，因为对知识分子的忌与整（这有个专门用语叫“批倒批臭”，换句直截了当的话就是“廉耻扫地，身败名裂”），文化大革命时期固然到达登峰造极，但也并非凭空而来，不妨说其渐久矣。较远的如《武训传》批判、思想改造、《红楼梦研究》批判等且不说，到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波及面就越来越大了（官方的数字是一万多人）；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就扩大到了全国范围，官方公布的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数字是四十五万人，实际当超过一倍以上。家属亲友受株连的，更不计其数，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在这两个运动中被戴上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帽子的人，都属于所谓“敌我矛盾”性质。就是说，这么多的上百万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像苏联大清洗的恐怖时期那样被官方宣布的“人民公敌”。

上海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在这两个运动中都曾遭受严重的清洗、冲击。

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斗争，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即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是一个重点。在分三批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新文艺出版社被点名的就有八人之多。有社长、总编辑、副社长、副总编辑和编辑等。这些人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开头都被关押起来，有的监禁长达十年之久，等到放出来，妻子也死了，家也没有了，真是家破人亡。有的虽然审查半年一年放了出来，也都受到降职降薪的处分，而且永远带上一顶“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揪出来当反革命分子批斗一番。有的人虽同胡风的关系不深，只是因为公布的材料“批语”中点了名，就被加重处分。还有吃冤枉官司的。新文艺出版社有个青年考取了厦门大学读书，这本是好事，他却请后来定为“胡风分子”的为他写两封介绍信。胡风案件发生后，他们写的介绍信就成了他的罪证，也被当做胡风分子关押，审查了半年方才释放，从此在他的档案袋里就装上了“胡风集团影响分子”的结论，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在上海出版界称得上规模宏大，战果辉煌，“挖出”了近三百个右派分子。除少数善于保身者外，稍露头角的知识分子几一网打尽。这里且以上海文化出版社为例。这是一个以出通俗文学、艺术、音乐等为专业的出版社，是由几个私营出版社合并组成的。原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西风》杂志主编黄嘉音、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许君远，都在这个出版社工作，都被打成右派。因编《现代作家书简》、鲁迅为之作序而出名的K君（某名作家亲戚），曾任某私营书店总编辑，也并进这个出版社，他素有“大炮”之称，原已被出版社的反右领导小组划成右派，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则碍于名作家的情面，不予批准。但是这个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W，出于私怨，非把K君打成右派不可，连续呈报三次。最后一次石西民发火了：“是你做部长，还是我做部长!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W方不敢做声，K得以免此一难。就是这个反右功臣W，一九五九年却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别人的批斗，自己也尝到了挨整的滋味，从锦江饭店九层楼跳下来，一命呜呼。

有一出版社有两个党员副总编辑和三个党员编辑，全被打成右派。一位“胡风分子”的夫人，自丈夫被捕后在这个出版社做个小职员，养活两个孩子，只因随便讲了两句话，也划入右派，受不住当时环境的残忍压力，投河自杀，丢下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还有由于“爱人”即妻子“大义灭亲”，揭发丈夫许多枕边“私房话”，而成为右派。这种事例在几十年来纯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时代，并非少见。仅以一九五七年说，公开登在报上的，就有“大右派”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儿子揭发父亲的新闻。至于妻子揭发丈夫的，报上登载更多了，当时都是极为时髦的革命行动。

今天大家已经清醒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点也不“完全必要”，但是从它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展看，则是“非常及时”的，因为按照这种斗争哲学“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规律走下来，其必然的结果，一定要来一次总其成的文化大革命，而且一定是以其彻底失败而告终。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一向声称，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事实证明它同以前多次运动一样，纯然是一场自上而下生搬硬凑制造出来的。这只要看它所安排的步骤和节目就明白了：工作组，批判资反路线，清队，工、军宣队进驻，批《水浒》，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各界各单位，无一例外都依此安排进行，人们可以觉察到，这个表面混乱的十年里，每一步都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有条不紊地调拨――很得意，但是每一步都在走向自身的毁灭。玩火者必自焚，不可一世的江青之流即是。

上海出版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高潮，从开始到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多次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完全不是由原有的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而是由造反派――一般都是由狂热的青年党员和群众组成――来领导。各行各业都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司令部。上海出版界的造反派组织叫“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版司”。后来又出来一个“版联”与它抗衡，但势力及不上它。各个出版社的造反派，大体就归这两个司令部管。对所谓走资派和大批知识分子总称为牛鬼蛇神的专政、定罪等等，就是由这伙自称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的造反派，再加上工、军宣队干的。

对知识分子实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集中在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个阶段，那是根据一九六七年底江青的一次谈话后开始的。在那以前，知识分子已经倒霉了，但程度还没有这么厉害。从清队开始，对知识分子的凌辱、管制、虐待、酷刑、诬陷，变本加厉，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那一阵以上海来说，两个大报天天发表社论，督促对各种“分子”加紧清查，不许心慈手软。尤以其中某一大报最为猖狂，煽风点火，凶相毕露。此大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受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控制，等于是“中央文革”的机关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意图、部署常常由此报先行透露，地位甚至超过《人民日报》，而作恶尤甚。徐景贤任上海市委书记，专管文教，是张、姚一手提拔的一条忠实走狗，嗅觉灵敏，专会噬人，上海文化界受他之害最深。如一个在煤气公司工作的青年桑伟川，只是写了一篇对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有不同评价的文章，逆了徐景贤的意，就被他作为反革命，不仅在报上批，还押到各单位“游斗”，最后把他逼疯。在张春桥的示意下，此一大报把早已撤职调离的此一大报创办人兼总主笔的徐铸成，又从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揪回来批斗，说他翻案，并在报上用头版头条新闻刊载“批斗老右派徐铸成”的新闻报道。以后只要是新闻界和出版界开什么批斗大会，徐铸成就要被拉上去陪斗，还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原《国讯》（抗日战争期间黄炎培创办的刊物）主编S君，也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