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德发：上海文革散忆

编者按：丁德发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创始者之一。以下是他正在撰写的上海文革回忆录中的两篇。

江青•卷烟厂•老地下党员

原苏联共产党领袖列宁曾号召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文革时期，上海工总司把每星期四定为干部参加劳动日（编者注：“星期四干部参加劳动”的规定既有遵循列宁教导的因素，更是起源于1959年上海学习推广“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工总司”的这一做法只是沿袭了原有规定，并非文革期间的创新），要那些在夺权中当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下基层或回原来工作的工厂参加劳动，以示不脱离群众。报纸刊物上经常宣传他们“做官不像官，与群众打成一片”。

我母亲周铁女是解放前上海卷烟厂的老工人，从小就在卷烟厂打工。有一天她回来对我讲：“王秀珍每礼拜四来我们卷烟厂二车间劳动，并还有二车间的总支书记陈金娣陪同。”我听了母亲讲的情况后非常惊讶，此时王秀珍身兼市委副书记和市革委副主任，已当上共产党“九大”中央委员。王秀珍是国棉三十厂出来的，为什么不去自己的单位劳动，而跑到卷烟厂劳动？后来陈金娣告诉我，王秀珍曾对她说，是江青要她来卷烟厂参加劳动，要她来看望大家的，江青讲：“卷烟厂的工人很苦。”

看来，江青对卷烟厂很熟悉，似乎她在卷烟厂上过班，干过活。但是据卷烟厂的老工人与老地下党员回忆说，他们从来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江青解放前在卷烟厂干活这件事。

所以，我后来特地留心注意卷烟厂的历史，发现解放前上海卷烟厂有几十家，小厂居多。以后稍大点的厂兼并掉了一些小厂，解放后就剩下五、六家有规模的厂，如卷烟一厂至卷烟五厂等。加上年代久远，知情者远去，大概是卷烟厂的老工人与老地下党员不清楚这段历史罢。

文革时，经常有地下党的老人来工总司所在的总工会大楼找我们反映单位及本人的情况。他们有的曾在第三国际的国际旅担任过列宁的警卫员；有的是老红军；有的是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他们的老师是毛泽东），还有前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丈人谢衍南来报销饭费的。这些人的来访，让我了解了不为人们所知的一些情况。

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名叫宋有荣的老人，解放前是上海著名的“88个地下党员”之一。他就是江青所在的党小组组长，证明1929年江青年仅16岁，在上海浦东的卷烟厂工作过。所以，根据我所接触的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的回忆，1929年间江青确实在卷烟厂工作过。

我们在接触宋有荣的过程中，发现他的历史也很复杂：1932年7月17日，在上海共和大戏院召开江苏省反帝代表大会，由于叛徒告密，参加人员被国民党逮捕，先后有95人被押送南京，有13人被宣判死刑，其余的被分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宋有荣就是其中被判有期徒刑的一位。在1937年9月间，被判有期徒刑的幸存者经周恩来营救，集体出狱。宋有荣出狱后被周恩来安排在国民党里任少将高参，专门为苏北新四军购买制造枪炮的无缝钢管。解放上海时他还是军管会成员。后因不明原因被遣送到江苏省连云港市劳教多年。

宋有荣来找我们，就是要解决他不幸的历史问题，要我帮忙借给他200元钱，说要去北京找江青反映情况。他讲起江青在卷烟厂的过去，说江青是他所在党小组的成员。我与他谈起市委干部夏明芳、庞夫力、沙裕林等人，他们都是老榆林区卷烟厂出来的。宋有荣讲，他过去搞地下工作时与庞夫力是很熟的，但不知庞夫力现在居住地址，我就提出可以试一下，与宋有荣一起去了庞夫力家，想得到他的帮助。

我母亲就是在上海唐山路上的卷烟四厂（后来的工业缝纫机厂）工作。解放后的卷烟四厂党委书记是庞夫力。我怎么会知道庞夫力家地址的呢？是由上海红警头头、老公安葛维玉亲口告诉我的，葛维玉的家就在庞夫力家（上海陕西北路延安中路口）的隔壁。

我和宋有荣找到庞夫力家，只见庞夫力正闭目养神，坐在躺椅上悠闲地前后摇晃，一看到我们，马上站起身来，神情非常紧张，问我们怎么知道他家的地址，他的住址只有市委常委才知道！他问，你们来干什么？宋有荣就对庞夫力说：“老庞你不要紧张嘛！你是知道我是中共中央特工出身的，你能帮忙就帮帮我，不能帮忙我也不会强求你的。”庞夫力看到我带人来一脸不高兴，就像对待不认识的人一样说，你们以后不要再到我家来，如有事就到机关去，那里有人接待。我当时觉得他们老战友时隔多年见一次面很不容易，应该很高兴，怎么会怕得要命？

从此，我就被庞夫力所记恨，他尽量回避我。有一年，我工作的单位错发我5元奖金，财务科长追来说我是批斗对象是没有奖金的，要拿回去，我不肯，把这5元钱寄给了时任机电一局局长的庞夫力。庞夫力没有给我回复，厂财务科终于还是从我仅有的一点点生活费中扣除了5元钱。

1993年春节，我从深圳回上海，我的一位朋友将我安排在一位老革命家里。这位老革命也是上海88名地下党员中的一个，叫胡学良（又名胡阿仁），时年87岁。我朋友说，胡老孤寡一人，没有子女，但两房一厅房子可暂住，既可照顾他生活，又可帮他落实右派彻底“改正”问题。

胡老和我很好，谈话很投机。他说他被国民党逮捕后判了六年，关在苏州模范监狱，有一段时间与方毅（原名叫方静洁）关在一起。被周恩来营救出狱后，为了寻找党组织，胡老一路乞讨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由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为他们办理了重新入党手续。因胡老懂技术，又曾是上海地下党成员之一，党组织就安排胡老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宝应县任县长。随后党组织又派胡老到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任职，在刘少奇、黄克诚领导下负责技术方面工作。1946年，饶漱石派胡老到东北搞工业，胡老带了1400人边走边打，终于到达东北，任丰满水电站站长，林彪、叶群、罗荣桓、彭真都去看望过胡老。胡老后来又担任了东三省建设厅厅长。1956年回上海工作，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因不服处理，继而被判刑10年，实际入狱服刑20年。1980年，最终由黄克诚出面为胡老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平反。因胡老被国民党抓捕六年之事未计入参加革命工作的实际年限，胡老又不断向组织反映和上访。为了帮助胡老申诉，我带胡老找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原党中央上海机关机要处处长）反映了情况。我在旁见他们俩说话非常投机，从顾顺章叛变谈到中共领导机关如何从上海安全撤退至江西，又从右派平反事情谈到党的各次历史运动和变化，陈琮英就像与老战友拉家常一样，话说个不停，胡老非常高兴。

我向胡老求证宋有荣其人其事，胡老说他曾与宋有荣一起被捕，一起被周恩来营救出狱的。后经了解，粉碎“四人帮”后宋有荣被平反落实了政策（包括当时一起被捕后幸存的地下党员），享受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待遇。宋有荣曾经对胡老和我都说过，江青那时叫王秀珍，到卷烟厂去劳动是有政治目的的。她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不但是旗手，而且还是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地下党领袖，扩大其在党内外的政治影响力。

王洪文与“工体司”和“上体司”之争

1967年6月3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开大会时说：“这几天又把上体司砸了一下！”张春桥所说的，就是上海工人体育运动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体司”）与上海体育运动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5月30日的斗殴事件。起因之一，工体司希望参加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体育革命运动委员会（简称体革会），想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遭到上体司拒绝；起因之二，有老工人被上体司作为流氓阿飞，遭到殴打，于是工体司围攻上体司，酿成大规模斗殴事件。

工体司最初的成立与王洪文有关。

当时工总司二兵团耿金章成立了体育大队，有举重队、摔跤队、武术队等，保卫耿金章的安全。王洪文闻讯后，即指示我也尽快成立体育大队，来保卫工总司领导和办公大楼的安全。

正好几天后，总工会体工队的葛海珊、葛海瑚兄弟俩由张柱国（作家）陪同，到总工会大楼找我。葛海珊、葛海瑚是乒乓球运动员。他们自己家就是开设乒乓球运动房的，从小就打乒乓球，人们戏称他们是“复兴路乒乓房小开”。他们要求将体工队挂钩到工总司下面，专门成立一个主要由原体育运动员组成的组织，经王洪文点头同意，1967年初“工总司直属工人体育系统联络总站” 成立，后称“工体司”，人数发展到20万之众，葛家兄弟俩成为工体司领导成员之一，张柱国也成为工体司的副司令。

工体司的成员曾都是专职运动员，拿过金银奖牌，退役后被分配进上海的工厂，文革前上海市总工会又将他们组织起体工队，作为工人运动员参加各种体育比赛。其中有一个运动员我认识，他叫王国华，是当时上海华钢厂的一名年轻工人，曾经获得上海市乒乓球比赛第一名，报纸做了大幅宣传。王国华把当天登载他获奖的新民晚报一下子买了200份，在厂门口，看到一个熟人就发一份，不认识的只要向他索要也发。

王洪文对体育颇感兴趣，特别是看足球比赛津津有味。这与他所工作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足球队（在上海足球界有相当知名度）有关。王洪文在十七厂工作期间，曾担任过厂基干武装民兵连的连长，还兼任过厂技校的体育代课老师，口令清晰嘹亮，队列操练中规中矩。他也是厂足球队比赛的热心观众，是个球迷。

1967年工体司成立初，正是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之际，社会上群众组织之间相互冲砸事件时有发生。王洪文希望那些曾经当过运动员的工人们保卫工总司。工体司成立后，按王洪文意思，我将工体司办公机构安排在市总工会大楼的一楼。这样，有事或发生情况时运动员们可保证迅速赶到，守住大门。工体司的活动经费由我负责与原总工会体育部长商量研究后签字、拨款。

工总司让工体司担任保卫工作，第一件事是当时市领导徐景贤委托张柱国，将徐景贤的原来三个老领导章力挥、言行、闻捷转移到安全居住地保护起来，因为他们三人都是样板戏的执笔人，地位重要，不能受到伤害。

另一件事是，1967年上半年周恩来总理陪同非洲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访问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工总司领导黄金海所在单位）时，由工体司委派人员担任警卫工作。这次访问王洪文参与陪同，王洪文第一次与周恩来直接见面。王洪文后来对我们说，周恩来在视察期间曾问他，在哪个工厂工作？他答是在杨浦区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周恩来又问，“杨浦区的引翔港北街还在不在？我20年代就在引翔港搞地下工作！”王洪文回答说，引翔港还在，引翔港北街现在叫双阳路。

工体司从成立到解散，时间不到半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承担工总司保卫责任的组织很快解体呢？这就得从1967年5月30日事件说起。

1967年2月11日，上海工总司发布了“2.11通告”。内容主要针对北上返沪的一、二、三兵团，工三司、野战兵团等造反组织，解决跨行业跨区域、各种造反组织归口管理问题。之后有许多造反组织执行了该通知，归口进行了调整。但还存在非产业工人造反组织归口不顺的问题，如体育界、文艺界、教育界、卫生界等行业造反组织，不能统一步骤，梳理归口，形成很多问题和冲突，其中工体司便是一例。工体司为了解决自己组织的归口问题，想在即将成立的上海体革会中占一席之地，与上体司谈判遭到拒绝，心生不平，进而酝酿了一场大行动。

当年5月30日，上海杨浦区工体司联络站的沈克祥，因第二机床厂几个老工人被上体司当作流氓阿飞毒打，30日下午在杨浦区劳动公园召开声讨会，后又随同华丰钢铁厂的谷财发、严德才以及曾经是全国摔跤冠军的曹志鸿，带着几千人，开着几十辆大卡车，直奔南京路上国际饭店旁的上体司，包围了上体司，引起南京路上大骚乱，当时葛海珊、张柱国都到场。张柱国劝说无效，沈克祥、曹志鸿、谷财发、严德才等人带人冲进上体司大楼，因人手不够，结果被抓，打成重伤；我有两个小学同学蒋遗发、尹国第不知怎么也参加了围攻，被上体司打伤后，被逼写下忏悔书贴在上体司大门口和西藏路等主要马路上。那天我也赶到上体司，由于上体司门卫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把我拒之门外，否则我可能也难逃一劫。

我急忙赶到西藏路上海工人文化宫，等候消息。第二天，即5月31日上午，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馆召开的工总司领导碰头会，王洪文看到我，就急匆匆向我走来，冲着我说，昨晚的事你知道吗？我们被上体司的人搞得一个晚上不得安宁。工总司潘国平对我讲，上体司的人开摩托车追他的小轿车。陈阿大说，我被他们打了几记耳光，到现在还疼，脸上还红肿！张宝林对我讲，丁大爷，你又惹祸了！

他一句，你一句，工总司领导不停地讨论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该怎么处理。最后王洪文讲：“工体司是打砸抢组织，予以取缔！”并当场决定，由王明龙当天下午去上海文化广场宣布工总司通告。我听到这话，当即站起来对王洪文说：“老王，你不能这样做！工体司这个组织是你叫我发起成立的，是为了保卫工总司头头和办公大楼的安全，现在出事了，你就不管了，你不能这样做！”耿金章接着我的话说，上体司把我们的老工人作为流氓阿飞来打，并打伤了很多人，群众意见很大，敢怒不敢言。原二兵团副司令孙玉玺也立起身，大声讲了上体司如何打老工人的事。黄金海也站起来指责上体司打人行径。

上体司当时在上海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随意抓人打人，工总司的人早就对他们意见很大。以上发言的人都是工总司重量级人物，王洪文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上体司打人后的处理方案。会后他要王明龙取消发布通告。

结果，工体司头头葛海珊在张柱国的陪同下，到上海市政法指挥部要求保护。上体司随后去葛海珊家进行毁灭性抄家，家具全部砸得粉碎，连筷子也全部被一拗两段。葛海珊要求政法指挥部保护，结果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待了三、四年。因受刺激，葛海珊以后大脑神经紊乱，经常自言自语。

7月，上体司又与交运局的工人造反派发生冲突。起因是他们以打击流氓阿飞为名抓了上海交运系统红卫兵汽车学校的4个学生，打得遍体鳞伤。交运局造反派头头龚炳荣带了好多挨过上体司殴打的工人到延安西路33号海格大楼上海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告状。那天碰巧上体司的人看到我也在场，正与上海政法指挥部领导、空四军军法处处长徐光辉谈话。徐光辉知道上体司打人事件，但他也没办法出面干涉。龚炳荣不服，随后就调动了二百辆卡车，还有几辆汽车吊，运来几块大型钢锭堵在上体司门口，另还安排几百辆卡车在人民广场待命。随后两天，又开到市政法指挥部和“上体司”门口示威，要求交出凶手。

这两次大规模围攻上体司的行动，引起了张春桥、徐景贤、马天水、王洪文等当时上海市革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出面调停，事态才终于平息。

2010年8月4日

(原文载于网上刊物《记忆》2010年11月15日20期总第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