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砸“联司”大武斗之前

1967年的上海，最大规模的武斗事件无疑首推砸“联司”行动。这场闻名全国的大武斗发生在1967年的8月4日，其成因却可追溯到1966年的8、9月份甚至更早。本文试对厂内两派群众对立的过程进行具体分析。

上海柴油机厂地处上海东北角工业区军工路上，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柴油机生产工厂，也是直属上海第一机电工业管理局的大厂，有6千多名职工。1967春天，它成为上海关注的焦点。原因是这家工厂两大派群众组织的矛盾，不但闹得全市皆知，而且由一个工厂内的分歧，逐渐引发出全市性的分歧。

上柴厂两派形成，最初源于对已经调往贵州柴油机厂任厂长的原上柴厂长朱文斌的评价。朱文斌较早参加共产党，但曾两次脱党，而在脱党期间，经宋子文驻沪办公室的机要译员介绍，曾在国民政府军用仓库工作过。文革前夕的“四清”中，上柴厂的上级管理部门第八机械工业部（八机部）以及上海市委曾专门为此调查，结论不是叛徒

但文革开始后，厂党委中有人因对八机部有意见，就说朱是被包庇下来的，要将朱文斌作为批判对象；有人不赞成，认为对朱的历史，“四清”已有结论，没有新材料不应推翻。朱文斌管生产，平时平易近人，不但干部，工人们也都对他有好感。上柴厂就这样形成“反朱”和“保朱”两派。“反朱派”大多是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的政工系统干部，“保朱派”大多是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

上柴厂生产军用船用柴油机，和海军关系密切。1964年上柴厂为扩大规模，向八机部要干部，部里给他们分去六七十人，大多是海军部队转业下来的营、团级干部，党员。这么多转业军人一下进厂，原来都是干部，但没有专业技能，厂里只能按他们原来的部队级别，相应地安排他们当了政工干部，大多数在各个车间当书记副书记，也有在厂部的；甚至还将原来的书记调去管生产，将书记之职空出来安排这些转业军人。就这样，上柴厂的政工系统的干部，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基本是转业军人干部，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干部。那些转业军人大都资格老，许多人1949年前就参军了，进厂就因自己在军队的相应级别担任车间干部，而不是由厂里培养提拔，所以他们与厂级干部的关系，就不会像一般从工人一步一步地被提拔上去的干部那样多了层个人感情色彩，贴领导大字报也就少了感情和私人关系的干扰；而且又由于当初他们是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转业而来，本来就有共同经历和来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工厂更容易抱团。他们工作作风简单，而且不懂业务，工厂和车间的生产干部有问题不愿找他们，因为找他们，他们听不懂也没有能力处理。上柴厂政工系统的干部，与行政和生产系统的干部就这样工作和感情上沟通不畅。这两个群体的隐形矛盾，到文革时终于显现两派。（资料引自《关于上柴联司的调查报告》，华东化工学院红旗总部驻上柴联络站1967年6月中旬印，以及《东方红》1967年7月3日第44号中所载：《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以下所有引自藏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资料，都属“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

上柴厂在1949年前，因为与宋子文的关系，有部分职工曾经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这些职工在建国后长期不被信任，反复受审查，心里自然有不满。而“四清”，正是由政工系统负责的，那些部队转业干部整了不少职工；对青年工人，也得罪不少，尤其因“KO反革命小集团”事件结下许多怨。那是在1966年5月28日，上柴厂最后一批“四清”工作队员刚离厂，“在图书馆、阅览室、理发室同楼男厕所里，发现有四张用蓝墨水写的反动传单……污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我不能不为目前的半个月工资只能买一双鞋子，而感到羞耻！’并恶毒地说我国‘生活水平只能同落后的非洲相并列，国弱民穷！’这些反动家伙还高呼‘女人万岁！美国生活方式万岁！’‘立即开放舞会！’”（引自《东方红》1967年7月3日第44号中所载：《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这些传单署名“KO直属”，撰写者都是青年工人。他下班住在工厂集体宿舍，业余生活十分枯燥。一些人聚在一起，喜欢谈论女人和时尚；有几个人还在自己的裤子的皮带头上刻上英文字母“KO”，标新立异。上柴厂党委马上立案，不久破案，一个“KO反革命小集团”被揪出，“核心成员4人，外围3人。处理的情况是：首恶分子一名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处分3人，免于处分3人”。不久又抓“KO集团发展对象”，结果补充交待出来的“发展对象”共有30名（“KO集团”人数及处理结果的资料引自《联司战报》1967年7月8日第3期所载：《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俩》，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战报编辑部》主办，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那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工人，那些“KO集团”的“发展对象”，或多或少受到批判或审查。

文革开始后，厂部的转业军人干部跟着厂党委的一些人贴朱文斌的大字报。车间的转业军人干部也大多成为“反朱派”。就这样，政工系统的大多数干部都成了“反朱派”。受他们影响，许多党、团员和复员军人也加入了“反朱派”。

上海市委1966年9月间曾派马天水前往上柴厂处理过朱文斌问题。“反朱派”要求将朱文斌调回上海批斗，马天水等市委领导先是不同意，表示朱的历史1956年的审干和文革前的“四清”都已有结论；后来实在顶不住，让朱回上海，但还是想方设法保护朱。“反朱派”于是认为上海市委包庇朱文斌，又参加了反对上海市委的行列。而且，因为国务院分管农业机械的八机部是上柴厂的业务主管上级，八机部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都曾经不同意将朱文斌调回上海批斗，上柴的问题又被提高到“根子是四级党委”，即机电一局党委（上柴厂在上海的上级主管局）、上海市委、华东局、八机部，“阶级关系特别复杂”（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大事记编辑组[包括上柴东方红战斗总部、工总司上柴大队、上柴红色革命指挥部、上柴东方红曙光兵团]1967年4月编印）。

“反朱派”于1966年9月15日成立了“红色革命指挥部”，10月31日又与厂内相同观点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了“东方红”（全称“东方红总部”），成员一千人左右。

另一派于1966年10月4日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群众串联总站”，1967年1月10日又与厂内观点相同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联司”（全称“上柴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成员三千人左右，负责人是上柴厂技术员杨仲池。（两派的资料引自《关于上柴联司的调查报告》）

就这样，以政工干部系统为核心，“东方红”形成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车间级党支部干部居多的特点。因为反对上海市委，所以“东方红”又参加了“工总司”，参加过“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初期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样的成员构成在当时应归入“老保”之列，然而，“东方红”又偏偏是造反派组织。

“联司”的成员则以青年工人和普通群众居多。还有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挨整对象和边缘分子，也是“联司”的成员或同情者。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17年受压制者”，应该是造反派。然而，因为“联司”中的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队”，在“安亭事件”中，还为“赤卫队”印发过《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等传单，于是被对立派指为是“老保”。（“联司”参加过“赤卫队”的资料引自《东方红》1967年7月3日第44号所载《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党团员多的组织持造反派观点，底层群众和被视为“落后分子”多的组织被指责是“老保”，完全颠覆了1966年底的造反派“落后分子多”和保守派组织“党团员多”的特点。这是上柴厂两大派阵营构成完全不同于上海其他单位的独特之处。

1966年12月2日，王洪文为负责人的“工总司”成立不久，“东方红”参加“工总司”，正式宣布成立“工总司上柴大队”（这个日子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而“联司”其中一个组织加入过“赤卫队”，在1966年12月3日成立过“上柴工人赤卫队”，还印发了《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赤卫队宣言》（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虽然不久这个组织在“康平路事件”前退出“赤卫队”，但“联司”还是被“东方红”抓住把柄说成是老保组织。

其实，“联司”12月底后，也加入了“工总司”，“联司”与“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关系比较好，挂在与潘国平关系较密切的“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下，是杨浦分部的直属大队。但“杨浦区分部”的负责人李某，不久因轧进反“工总司”的“双造司”事件被抓，“杨浦区分部”实力大减。3月，“工总司”清理整顿各区既有“联络站”又有“区分部”状况时，“杨浦区分部”与“杨浦区联络站”准备合并，而潘国平此时已失势，“杨浦区分部”派没有了势力。“联司”与“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从此不再联系，由此也与“工总司”总部切断关系。

“东方红”指责“联司”受市委操纵，因为“联司”中有厂党委书记的女儿，她与市委一些领导干部熟悉。“东方红”还指责“联司”“搜罗了厂内大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四清中的双不清分子，反革命KO集团分子”，“而在四清中未彻底清算的KO反革命分子，现在也有百分之八十在柴革会（即联司。笔者注）中鬼混”，还指责说“联司”参加过“工三司”（引自《东方红》1967年3月22日第20号所载《“上柴革命委员会”是牛鬼蛇神反革命勾结的产物――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市东方红总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联司”则指责“东方红”党团员多、干部多、“五好工人”多、积极分子多；文革前“都是党委的红人”，是“中上层干部的大本营”，“彻头彻尾”的“铁杆保皇”（引自1967年2月的传单《上柴“红卫兵指挥部、东方红战斗总部”的保皇铁证》，上海柴油机厂“揭老保”战斗组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联司”还说“东方红”批判原厂长朱文斌是投机，因为朱已经调往外地，批判他没有风险；说“东方红”批判市委是“炮口向上，大放空炮”（引自《群众的眼睛全然没有错》，载1967年2月16日第2期《东风》，“东风”编辑部编，”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是“只造市里的反，不造家里的反，就是造了反，也只是虚张声势，装装门面”（引自文革传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罪该万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1966年12月23日，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还说“东方红”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层干部，自己就是当权派，本身就应该是被革命和造反的对象。

关于“联司”和“东方红”两派组织各自的成员状况，“联司”曾经做过统计。以下是当时的统计（表格中的“红卫兵指挥部”即“东方红”的前身之一，“串联站”即“联司”）：

（以上两个表格引自1967年2月的传单《上柴“红卫兵指挥部、东方红战斗总部”的保皇铁证》，上海柴油机厂“揭老保”战斗组编。）

“联司”又公布自己总部常委等人的情况：“19人中党员7人、团员2人；家庭出身除1人系小业主外其余均为工人和贫下中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