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及其学术贡献

［摘要］近三十年来我国宗教哲学的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与我国宗教哲学界宽松、自由的学术争鸣密切相关，特别是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密切相关。本文在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作出历史追溯的基础上，强调和论述了这一争论对我国宗教哲学研究的巨大解放作用和重要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 宗教 鸦片 宗教哲学 本本主义

1978年在我国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一块耸立的界碑。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其他二级学科是如此，对于作为哲学一分支学科的宗教哲学尤其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是我国宗教哲学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的三十年。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哲学的出现，在我国虽然是一件相对晚近的事情，但是，倘若从戊戌变法时期算起，也已经有了一百一十多年的历史。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在1978年前的八十多年间，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讲，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哲学专著仅仅出版了一本，这就是1928年由青年协会书局刊行的谢扶雅的《宗教哲学》。然而，1978年以来的这三十年间，局势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各种类型的宗教哲学专著竟然出版了二十多部，而且，其中也不乏能够与国际宗教哲学大体接轨、具有当代宗教哲学视野、对我国哲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影响的力作。毫无疑问，我国宗教哲学近三十年来的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与我国学术环境的改善密切相关，不仅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而且也与我国宗教哲学学术圈子内的学术小环境密切相关，与我国宗教哲学界宽松、自由的学术争鸣密切相关，特别是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密切相关。

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是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哲学领域爆发的第一场影响深广的宗教哲学争论。其所以被称作“南北战争”，乃是因为这场争论虽然吸引了许多学者参加，但是，至少在其初期，争论主要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宗教学会的罗竹风等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张继安和吕大吉之间展开的。这场争论又被人戏称作“第三次鸦片战争”。其意思是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的鸦片战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我国宗教哲学学者之间展开的这场关于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条语录的争论则是第三次鸦片战争。［1］（）第424页当然，倘若从政治层面看，所谓“第三次鸦片战争”与前面两次鸦片战争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绝对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倘若我们就其对我国宗教哲学发展事态的直接影响看，从其对当代中国宗教哲学学者思想解放的推动作用看，把后者称作“第三次鸦片战争”一点也不过分。

争论的直接造因或导火索可以一直上溯到1979年春。1979年2月，全国首次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当时担任全国宗教学科规划小组副组长的罗竹风和时任中华圣公会主教的郑建业会后深感在宗教研究或宗教哲学中有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语录的必要。1980年4月，郑建业（1919－1991年）主教在《宗教》杂志上发表了《从宗教与鸦片谈起》一文。[①]上海宗教哲学界和宗教学界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名言展开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和争鸣。

1981年，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研究室副主任的张继安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研究室主任的吕大吉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文章予以回应。张继安文章的题目为《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的初步理解》（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张文的基本观点在于；马克思于1844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揭示了宗教的最根本的属性，科学地阐明了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明确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2］（第375页）这就意味着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基础、理论核心，是我们研究宗教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指导原则”。［3］（第1、8－9页）张文针对“有人或者认为宗教不但反动统治阶级利用过，而且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以及农民战争都利用过，宗教似乎成了某种中性的东西，不具有阶级性”的“不合适”立场，强调指出，这种立场的“不合适”，“从理论上讲”主要在于“混淆”了问题的“内容”和“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兴资产阶级和农民所利用的宗教”“称之为‘宗教的外衣”，即是一个明证。［3］（第9页）文章最后还提醒人们注意，“马列主义在宗教问题上也进行过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但反对左的倾向，而且也反对右的倾向。”［3］（第11页）吕大吉在《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上发表署名文章《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的科学指南：重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该文“认为在当前宗教研究中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并且具体指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是我们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的科学指南”；“马克思关于‘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的论断”“有普遍的意义”；“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原理应作全面的理解，它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4］（第1页）

紧接着，吕大吉和张继安又在《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四期发表署名文章。吕大吉文章的题目是《试论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该文“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结合中外历史上与宗教有关的社会运动的事实，分析论证了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作者认为，‘宗教外衣论’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在历史上的宗教社会运动的基本观念，在各种有关情况下都得到有力的证明。”［5］（第89页）该文的着重点在于强调“世界观的对错”与“政治上的正反”的区分，断言：“把世界观的对错与政治上的正反等同起来，是宗教研究中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具体表现，必须否定。”［5］（第90页）该文集中批评了“人民自己的宗教”的说法，强调指出：“人民自己的宗教，不仅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存在。”［5］（第94页）该文的结论是：“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宗教外衣论’在各种情况下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不是人民的福音。”［5］（第102页）张继安文章的题目是《学习马克思关于宗教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该文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论述了应该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我们研究宗教问题的科学指南”；“第二，论述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本质的论断，并初步考察了宗教的基本特征”；“第三，论述了马克思关于宗教社会作用的论断，并简要考察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特点”。文章强调马克思的“光辉思想”“仍然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还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指南”，“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研究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马克思关于宗教的基本理论，学会在我们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6］（第79页）该文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本质的论断是真正科学的论断”这样一个思想；强调“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概括了宗教的本质，说明了宗教的社会作用”；断言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与他的“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的论断以及恩格斯的“宗教乃一种幻想的反映”的论断“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是对宗教的本质的确切的说明”。［6］（第82－83、85页）此外，该文在讨论宗教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时，还特别突出地强调了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种上层建筑”这样一个观点；［6］（第83－84页）并且继续坚持认为，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的基本思想是说宗教如同鸦片一样是一种精神麻醉剂，它对于人民来说，归根到底是有害的东西。”［6］（第85页）

针对上述观点，罗竹风、尹大贻、罗伟虹、赵复三、丁光训等学者则要求对“宗教鸦片论”作出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的理解和阐释。1983年，罗竹风（1911－1996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宗教学会合编的内部学术刊物《宗教问题探索》（论文集）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几个问题》的论文；接着，在1984年，在丁光训为所长的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内部理论刊物《宗教》上又发表了题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的论文。罗竹风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作为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马克思并未把“宗教是鸦片”作为“定义”来提。前边还有“抗议”、“叹息”相关连的话，不应断章取义，只见“鸦片”，而不及其余。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论断，是离不开社会现实，离不开政治斗争，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各国国情的。马克思从来不抽象谈论宗教。宗教研究工作者一开头如果就以“宗教是鸦片”作为指导思想，那么文章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问题决没有这么简单。”他强调指出：“不管是马克思或者列宁，都把宗教问题从属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并坚决反对在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之间挑起争端。我们今天应当‘就中国而言’，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德国、俄国都不一样。……仅就汉民族而言，宗教就有自己的许多特点。”［7］（第91页）例如，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所谓“国教”，没有政教合一制度，教权一直从属于政权。再如，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很强，强调对现世道德的遵循，淡化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宗教理论，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尹大贻也在《宗教问题探索》第1集中发表了题为《青年马克思的宗教批判观点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观点的区别》的署名文章。该文认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观点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认为必须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马克思强调在认清宗教的本质以后，并不需要纠缠在宗教本身的批判，而必须转到从政治的批判、现实斗争的开展来消除宗教产生的根源。而这是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说的依据。该文还认为，马克思说“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强调了宗教是现实苦难的反映，是有其经济基础的。宗教的麻痹作用是因为社会政治而造成的，不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宗教问题就不能解决。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罗伟虹也在《宗教问题探索》（第3集）上发表了题为《试论马克思宗教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过程》的署名文章。该文对马克思宗教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历史的分析，认为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批判宗教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待宗教的斗争。他关心的是对社会、对国家问题的批判。作者指出，如果认为宗教有其不变的本质，在任何社会中都只能起消极作用，恰恰是以抽象绝对的观点看待宗教，离开了马克思关于宗教分析的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于当代宗教研究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者认为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分析现在的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如果断章取义地把马克思早期批判宗教的个别无神论观点作为马克思宗教思想的精髓，作为研究当代宗教问题的出发点，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束缚了自己的头脑。

1986年，曾为中华圣公会牧师、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赵复三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长文《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进一步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强调“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重新认识宗教的本质”，断言：“如何通过对我国当前宗教的认识来加深我们对宗教本质的理解，这是当前研究宗教问题的基本之点。”［8］（第3－4页）该文着重突出和强调了下述几点：（1）“‘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说法在马克思以前的德国早已流传，马克思引用的原意并不是用来概括宗教的本质，传统理解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尤其不能应用于我国当前的宗教实际。”（2）“马克思关于宗教是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