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赖特：二十世纪的逻辑和哲学

一

下面我试图评价逻辑学在本世纪哲学中的位置。这种尝试必然是主观的，其结果也许会因该评价者主要是一位哲学家还是逻辑学家而不同。我以为自己作为一名哲学家在近60年来一直密切关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着逻辑学的发展。

在我看来，20世纪哲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复兴，它是哲学发展的发酵剂。这一复兴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最初以剑桥和维也纳为中心，后来扩大到整个分析哲学运动，这一复兴与之汇合，这是逻辑学登上哲学舞台的标志。进入世纪末，我们能注意到，逻辑学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有下降的迹象。

在我们的时代，逻辑学在哲学中处于突出的地位，但这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在西方文明的轨道中以前至少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古希腊，在公元前四世纪和三世纪。第二次逻辑文化的伟大纪元是在基督教中世纪。这与通过阿拉伯人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有关，并且它大约从12世纪中期持续到了14世纪中期。

在这两次高峰之间，逻辑学处于“冬眠状态”。它的最近一次冬眠持续了近500年――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在这段时期， 也出现过一些有伟大才能和影响的逻辑学家。其中最伟大的是莱布尼兹。但作为逻辑学家他对那个时代的哲学气候的影响是很小的。直到本世纪初，当路易斯・考托拉特出版了《莱布尼兹的逻辑学》和大量未加编辑的材料后，作为逻辑学家的莱布尼兹才被发现。

处于停滞状态的逻辑学因它过去的成就而受到尊重，但人们并不认为它能取得重大的进一步的发展。康德的著名《格言》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他在《格言》中认为逻辑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一步也不能前进了，所有的名誉、声望都将消失”。

二

我们今天使用“逻辑”一词所表示的东西，并不是一直就这个名称而论的。

尽管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词根，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因为我们认为他的著作是关于逻辑的而使用它。最初，它们根本没有共同的名称。以“工具”一词给它们命名是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的。斯多噶学派曾以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使用术语“辩证法”来表示我们今天所指的关于逻辑学的研究。这一术语通过晚古时代的拉丁传统传播到了中世纪。标志着逻辑复兴的最早著作之一是阿巴拉德的《辩证法》。然而，阿巴拉德也使用过“逻辑”这一名称，在怀疑主义的黄金时期，这一名称变得流行起来，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它再一次屈从于其对手“辩证法”。后来，“工具”一词也重新被使用，在18和19世纪的德国作品中，“理性”和“科学”等术语也被大量使用。

为了恢复“逻辑”这一名称，曾一度颇有影响的《逻辑和思维艺术》亦即《波尔・罗亚尔逻辑》一书看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次复兴是与对中世纪传统的反叛同时发生的，并且也是与创造同新世纪的自然科学相协调的东西这一努力相呼应的。我们认为，波尔・罗亚尔逻辑并不是“逻辑”，它更像我们所称的“方法论”，正如该书的标题所说的，是“有助于思维的”。

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不可能再有发展的康德，打算通过创造一种他称之为先验的逻辑来复兴之门学科。这将要涉及一种先天的或“纯粹理性”的知识“起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而被认为比其他人更应对“逻辑”一词的最后确立负责的黑格尔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以前与这一主题相联系的概念“应该彻底消失并且完全改变这门科学（逻辑）的地位”的时代已经到来。

黑格尔的改革家的热忱并非完全没有成功，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黑格尔主义和辩证逻辑直到今天在哲学中还有其一席之地。但这不是我心中极力颂赞的在当代哲学文化中的逻辑的角色，远远不是！

在本世纪前十年，当真正的“逻辑观念”进入哲学舞台时，它在术语上表现出犹豫不决的特征，它太想在自己的名下出现了。考托拉克提出为它新造一个词“逻辑斯蒂”（Logistique，德语为Logistik），这一思想强调的不仅是它的新意，而且是它与上一世纪的腐化的逻辑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陈旧的经院哲学传统思想的区别。例如，我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正是在这样的“现代性精神”中接受逻辑训练的。术语“逻辑斯蒂”在英语中从未获得广泛流行，可能因为该词的多元形式在英语中已有了一种带有不同内涵的固定的用法。“数学的”和“符号化的”属性倒是长期用来区分新的逻辑形式及其古老形式。

三

鉴于术语上的混乱和传统的多样性，有必要说一说我（相信大多数现代人和我一样）对逻辑的理解。

看来康德是第一个为亚里士多德和经院传统意义上的逻辑使用“形式的”这一术语的。逻辑研究的是我们称之为论证、推理或证明的推论过程的结构方面。它制定的规则是用来断定由前提到结论的转换的正确性，而不是断定前提或结论本身的真。这就赋予了逻辑形式化的特征――这也正是康德和黑格尔抱怨的主题之“贫瘠”和缺乏内容之所在。

我们可以说形式逻辑研究的“内容”是“概念”。逻辑对它们的研究不是它们与世界的外在联系，而是它们的统一或对立的内在联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分析”。在最为简单的状况中，它采用的是通过种差和最邻近的属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定义形式。在更复杂和有趣的状况中，它由概念的网络或“域”的结构组成。这种结构的性质包括对实体赋予意义。形式化的公理系统就是这种构建的例子。希尔伯特机智地称它们为“隐含定义”。

推理以及概念之间的意义关系的研究是逻辑训练的两大主要工作。有些人也许希望在这两方面作出更为严格的区别，把它们分别看作“形式逻辑”和“概念分析”。这两种看法都能被证明是合理的。而事实一直是，在赋予本世纪的哲学以浓郁的“逻辑色彩”这一点上，这两方面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四

当哲学的许多分支之一――形而上学或伦理学或逻辑学的地位特别地突出时，常常与一些其它时代的文化特征有关。在西方文化中，有三个时代是逻辑研究处于突出地位的时代。

在哲学史上，从通常以诡辩学者的名字命名的时代接下来的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是一个幼稚的时代，人们喜欢在为处理法庭或市场的争论而使用或误用的论证中重新发现语词的力量。对这些早期出现的原始的理性的批判性反思导致了所谓的哲学上的苏格拉底传统和在其中的我们称之为逻辑的对思想形式的更加专业化的研究。这也是最先试图将数学知识系统化的时代，有尤多克斯的比例规则和前欧几里得对几何元素公理化的努力。

中世纪经院哲学盛行的文化背景是非常不同的。对数学和自然的研究处于低水平，这个时代的理性的努力转向对基督教经文的“逻各斯”的说明和诠释。由于其退化的形式，这一活动获得了一个拘泥小节、吹毛求疵、作无谓的细微分析的名声。但是，应该记住的是，这种“细微”分析的对象是“概念”及其“分裂”。当其被技巧化地做时，它就是一种可以与我们本世纪最好成就相媲美的锐利的概念分析方法。

随着14世纪降临欧洲的灾难，基督教中世纪时代的理智的文化也衰落了。渐渐地，一幅世界和人的地位的新的图画成形了。它是建立在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和使用数学工具并对它们进行理论化的基础之上的。经院哲学名誉扫地，而逻辑则开始了我们前面已提到的500年的沉睡期。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9世纪末期逻辑的复兴呢？我们可以从这一事实得到答案：西方科学到那时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这就使得它对其理性基础进行反思。新的科学刻划世界的工具是数学，因此，很自然地，这种反思是从那些主要是数学家的人开始的，比如两位现代逻辑之父布尔和弗雷格。

然而，他们各自对这一主题的探讨是相当不同的。与其同时代的奥古斯特斯・德摩根一样，布尔关注的是数学工具对传统逻辑的应用。他们的这一方向通过皮尔斯和斯拉德得以继续。弗雷格的目标则不同，他想在纯逻辑中为数学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最后，他不仅复兴而且改造了逻辑。

五

从起源看，逻辑的复兴来自对数学基础的研究。

最先走上这条道路的是弗雷格，然后是罗素。不过，罗素只是跟随者之一。根据后来的发展，弗雷格和罗素的方法也许应该更好地被理解为是试图给数学提供一个集合论基础而不是从一个纯逻辑的基础中推导出数学。在逻辑学家努力的背景中，康托尔的影像渐渐突现出来。

对基础问题的另一种研究方法是希尔伯特作为公理化的形式演算的一个家族的数学概念，它在元数学的意义上研究一致性、完全性、独立性以及其它一些“完善的性质”。在某些方式下，希尔伯特纲领是对莱布尼兹的在一特有的论域内进行的“演算推理”概念的复兴。

最后进入数学基础第三种冒险的是布劳维尔的直觉主义。作为其先驱，在他之前有科罗尼克的“结构主义”和鲍雷尔与彭加勒的“半直觉主义”。布劳维尔关于逻辑地位的观点十分不同于弗雷格和罗素以及希尔伯特。“直觉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通过怀疑传统逻辑的基石之一――排中律，布劳维尔及其追随者们也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异常逻辑或非标准逻辑或非经典逻辑的开拓者。

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是三大主要学派，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对立，占据了我所建议称之为逻辑研究的复兴中的“英雄时代”这一时期的舞台。它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从弗雷格的《概念文字》（1879）和《算术的基础》（1884）到希尔伯特和贝奈斯合著的重要的《数学的基础》第一卷的出版。作为这一时代的余波中培养出来的一员，我总是禁不住以某种深深的怀旧情结来回顾它，它最终在一种激动人心的高潮中结束了。我不久还会再谈到它，但首先，我们必须更迫切地来看一看在已有了新逻辑之后对其哲学的影响。

六

在早些时候，常常认为逻辑研究的是“思想的规律”。这也曾是布尔杰作的题目。但也有人认为逻辑并不关注心理的思想过程（的规律）。那么，逻辑研究的是思想的哪一方面呢？我们可能回答说：语言中思想的连接。也就是说，语言是逻辑研究的原始材料。（古希腊的“逻各斯”一词也模糊地具有言语和推理两方面的意义。）如果在某一时代逻辑在哲学中占主要地位，那么，这个时代的理智的文化语言也必定处于突出的地位。

这一点在古代逻辑的黄金时期是明显地真的。诡辩学派运动的爆发就是由于过度地喜欢将语言看作是逻各斯即看作是论证、说服和证明的工具所至。逻辑和语言的训练就是这一态度的孪生产物。

学校的逻辑也一直被形容为是一种“斯普拉赫逻辑”或语言逻辑。对语言的玩弄即对“诡辩”的过度兴趣看来是导致经院哲学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

哲学在本世纪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已经成了大家的口头禅，以至于可能引诱人们将逻辑看作是诸多语言研究的一个分支，与语言研究的其它分支比如理论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过程和人工智能的研究等相提并论。但这是对历史观点的歪曲。与古代不同，古代的逻辑是从对语言的兴趣中引发出来的，而现在则正是逻辑的复兴使语言成了哲学的中心。在这里，弗雷格的工作具有划时代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发现，弗雷格作为一位语言哲学家远远晚于作为一位逻辑学家。弗雷格影响的复兴以及对弗雷格的研究仅仅在本世纪中期伴随着逻辑学的“语义学转向”才出现。

希尔伯特对我们称之为演算的语言结构的关注并没有对语言哲学的发展产生多大影响。布劳维尔的工作也没有对此产生直接影响。但有趣的是，布劳维尔对形式主义的攻击，也就是对作为数学思维的下层的直觉的连接的一种语言的批判。由于他关于语言界限的思想以及其他思想，布劳维尔作为哲学家中的一位先驱，在使语言成为当代思维关注的主要对象这一点上，他作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贡献。

七

尽管维特根斯坦从未在数学哲学中的逻辑学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坚定地站在了弗雷格和罗素的肩膀上。这本书的地位在我们正在刻划的这幅图画中是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