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钢：十八大与中国改革的方向」正文
30年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穷，所以改革方向是发展经济，30年后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民生，所以改革方向应该转变如何改善民生。改善民生能够一举两得，一能够扩大内需，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二改善民生可以化解贫富差距矛盾。那么，如何才能改善民生呢？一是增加工资收入，二是模仿美国和西方国家采用信用消费模式，三是政府投资民生，把老百姓从房地产，医疗和教育新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
增加工资，能够改善民生，扩大内需，但是问题是目前中国企业增加工资的空间非常有限。企业给员工增加工资的前提是生产效率与利润的提高，而中国企业现在的竞争力来源于低成本特别是劳动力廉价成本，所以，如果增加工资，中国企业也就将失去自身的竞争力，结果不是企业倒闭，就是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或者转移到海外，而企业员工可能面临涨了工资，但没了工作的处境，对此如专家分析的那样，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增加劳动者报酬，但增加工资的副作用是降低就业的增长，当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时候，就业增长会减慢一个百分点。增加工资给劳动者报酬，会增加每一个有工作人的报酬，但不能增长所有劳动者报酬的总和，就是因为增加工资以后，参与劳动的人数会降低。
那么，中国是否可以模仿美国和西方国家采用信用消费模式呢？所谓信用消费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债务消费模式，既然企业给员工增加工资空间有限，而政府又是非生产性机构，所以信用消费模式是唯一能够被接受又能够拉动内需的手段，它能够提升内需的空间，推动经济的繁荣，信用消费模式出现于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信用消费模式达到发展的顶峰，甚至泛滥的程度，伴随信用消费的发展，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的繁荣。同时，它能够迅速催生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推动社会结构向橄榄型方向发展。但是，信用消费模式的致命弱点是它建立在债务基础上，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人因为信用消费模式已经把以后几代人的钱都花完了，一旦债务危机爆发，人们突然发现所谓繁荣只是非理性繁荣，所谓中产阶级梦想只是一场梦幻。
既然企业给员工增加工资空间有限，既然信用消费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有风险的，两种方法都不足以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可持续地发展和繁荣，那么，政府是否可以有所作为呢？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的运行规律以及财富的如何增长，政治学主要研究分配的公平以及如何确保社会的正义，而在现实社会中生产与分配是不可分离的，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所以，经济学与政治学不可能完全独立，这样就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角是市场和企业，政治领域的主角是国家和政府，企业主管市场和财富的生产，政府主管财富的分配与社会的正义，这是市场与政府的分工与职能的区别，换言之，在经济领域应该是国退民进，在政治与分配或者民生领域，应该是国进民退，所以，政府在拉动内需，保障民生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而且是主角，如果政府不作为，民生问题不可能解决，而民生问题不解决，内需不可能扩大。中国改革总趋势是国退民进，但是在经济领域与分配和民生领域是不一致的，在经济领域国退民进并不彻底，相反有国进民退的反弹迹象，在民生领域国退民进表现却相当顺利，对此新加坡郑永年分析道，“在中国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也即该退的不退，该进的没有进。那么，在社会与民生领域国退民进其影响怎样呢？
首先，国退导致中国原有国家全包或保姆型的社会保障体系解体，但是新的体系却没有马上建立，民众负担加剧，居民消费下降，进而遏制了有效需求的释放。1978年改革伊始，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当年可支配收入。那时是全能政府时期，城市人的工作、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都由国家包办。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减少了一半。其影响是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195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最近的35%。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增长，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番。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的比重直线上升。2000年的时候，居民消费率是40%，而2010年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3%，这足以说明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在下降。
其次，国退导致社会民生领域建设与投入严重不足，一方面，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大规模回升。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上升到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还大。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第二次分配”，但实际情况可能跟理想相差很远。与巴西相比，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项目上的开支仅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的教育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我们不到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数据支持。
最后，民进是否推动了中国民生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呢？事实上，民进导致的结果是催生了中国房地产，医疗，教育的暴利，犹如将中国百姓推入虎狼之口，高房价，看病难，小孩上学贵已经耗尽百姓一生的积蓄，甚至几代人的积蓄，他们已经没有钱扩大内需，根据分析，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需要2.53代人的储蓄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长沙、南昌和太原等二线城市，需要1.26代人的储蓄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即使像岳阳、保定等三线城市，也需要0.81代人的储蓄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穷尽一生的储蓄，尚且不能支付一套100平方米公寓的价格。当需要我们数代人的储蓄才能够买得起一套公寓的时候，这就说明，高房价以及背后高地价的本质，是把我们几代人的储蓄，转化为政府的非税收入，进而转化为高速公路、地铁、机场、大桥等政府公共支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上一代人储蓄的耗尽，随着我们未来的储蓄通过房地产按揭贷款转化为当前的买房支出。老百姓未来还有充足的储蓄吗？高房价对数代人储蓄的掠夺，同时也意味着当前和未来老百姓消费能力的萎缩，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还能够有内需吗？
政府投资民生，无疑能够化解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忧。首先，政府投资民生，可以为投资找到新的增长点，之前中国投资集中于铁公基，那么，如果现在转向投资学校，医院，保障性租房，建设养老院等，不仅能够继续拉动投资，而且能够改善民生的硬件环境。其次，政府投资民生，可以将百姓从房地产，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释放和拉动内需，提升幸福指数。政府投资民生不仅仅指硬件的投入，更主要指保障民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或廉价住房，以及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等等，政府应该是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国发展方向应该是福利型国家。其三，内需的扩大，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没有内需，显然这一转型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中国叫得响，但是做得少，已经失去很多时间。同时从政治意义上讲，政府投资民生，可以化解社会贫富不均现象，化解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最后，投资民生，可以使中国避免和跨越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从目前的国富民穷发展为民富国强。所以，投资民生，改善民生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改革的下一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