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民：要改革，不要“改革教”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伴随着和“极左”的论战一步步向前推进的。由于改革开放路线与“极左”的思维截然相反、格格不入，故“极左”对改革开放的批判、攻击无日无之。而改革开放的一批护旗手为了替改革开放开路，也对“极左”进行了持续的批判。

如今回过头来看，对“极左”的批判和否定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过激之处。其中一个最大的失误是批判极左时，把“中左”和一般的“左”也一并压制下去了。由此一来就变成谁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反思，谁就是“左”，谁就要被批判。于是，“改革”渐渐变成了不允许任何反思的神圣名词，任何反思哪怕是建设性的反思、友好的提醒也被视为不怀好意的、过激的。

于是，“改革”渐渐被神化为“改革教”，成为一种只需要站队到“改革”这边，只需要肯定和捧场，不需要任何质疑声的“教派”。由于在抵制“极左”时连“中左”和一般的“左”也一锅端了，所以这个“改革教”严重缺乏平衡和牵制，像一驾失去平衡的马车，一味地向某一个方向倾斜着飞驰。飞驰过程中轻视了人文关怀，只是留下了经济理性的计算；飞驰过程中过于重视速度，而忽视了马车和马的负荷能力，也没有问问马车上的乘客累不累，需不需要喘口气。

不妨再看看“左”和“右”本来的意思。“左派”本意是激进派，“右派”本意是“保守派”。在中国，“左”和“右”的词义和国际通用的词义是不同的。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屡屡犯“左”的错误，所以防“左”成为改革开放年代的重要任务。但这里所说的“左倾”错误，实际上是指“极左”，是指太过激进的“左”，而不是涵盖所有的“左”。由于一直以来，中国并未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将“极左”、“中左”和一般的“左”明确区分出来，更由于中国人对左祸的切肤之痛，使中国人对“左”少了一份理性的分辨和思量，导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左”和一般的“左”都和“极左”一起被压制下去。时至今日，中国人仍然未能将反改革开放的“极左”和对改革开放持建设性批评意见的“左”明确区分出来，还是在笼统地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是一个严重的思想误区和理论误区。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来的国情，应该承认改革开放路线的高明正确，应该坚定不移地严防“极左”，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与此同时，对“改革”一词被一些人异化成“改革教”也不能视而不见。当“改革”被异化成一个不接受任何哪怕建设性批评意见的词汇时，改革的另一个危险又出现了。这种危险并不是传统上的“极左”，而是源于部分人对“改革”不假思索的崇拜和捧杀。这种做法正在将改革的活力和创意一步步消耗掉。

“改革”不能成为一个被掏空内核的空洞词汇，而是应当立足国情，正视问题，回到“改革开放”发端的根源上来。正是1978年前的“极左”弊端引发了反思，引发了改革开放，这也是改革之初社会和经济能够迅速展现活力的原因。而不是说“改革”一词能够脱离国情，远离问题地独自“崇高”着。所以一些学者将“改革”异化为容不得任何批评反思的“改革教”，不是在力挺改革开放，而是在一步步掏空改革的精气神；不是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而是在将改革开放引入歧途。这种“改革教“思路和”极左“一样，都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需要大力防备和抵制的思潮。

简单地说，中国需要市场经济，但不要那种不接受任何对市场化的批评的市场经济；中国要对外开放，但不要那种不接受任何对开放政策的反思的对外开放；中国要改革，但不要“改革教”。如此才能找回改革开放当年的精神内涵，才能让改革开放在三十年光荣历程之后继续书写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