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家宁：新国史书写之“道”与“术” ――评姚中秋著《国史纲目》

历史学家的职责，决不是妄自菲薄地让自己隐身，也决不是怀着毫无色彩、毫无激情的不偏不倚态度简单地转录信息。……通过想象的应和，他让过去变得今人能够理解。他将过去的特定情境翻译成我们今天可以理解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说，必然总是要从今天的观点来撰写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书写历史。①

――［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姚中秋教授所著《国史纲目》，书名兼取朱子《资治通鉴纲目》与钱穆《国史大纲》。从此书名中，已能体会作者写作本书的意图与抱负。有感于现代史学史料化、碎片化的研究、写作倾向，作者期望恢复传统史学之载道功能，寻找一种能够因应当今中国之历史转型，具有价值根基与文明担当的历史叙事。这样的努力在其两年前完成的两卷本《华夏治理秩序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中已经初具规模，而《国史纲目》则是在此基础上一种更加完整的国史叙事书写尝试。

一、书情概述：华夏之“道”的再发现

正如作者本人所表明的，本书旨在探究、体认尧舜至于今日一以贯之的华夏―中国治理之道。通过叙述尧舜以降中国文明发生、成长、成熟、挫折、重生之历程，从而揭示其内在生命力，为今日中国精神之凝聚乃至创制立法寻求“道”之依托。②龚自珍云：“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国族精神与共同体意识的奠立，必然需要一套能够凝聚国族价值世界的历史记忆来加以凝定。是书写作的根本目的，即在于回应转型中国“自我理解”之追求，通过确认我们自身在历史时空中的演进位置，进而在历史的脉搏中立定未来之方向。由此着眼，方可窥见《国史纲目》之堂奥。

以华夏治道之肇造、发展、转型为线索，全书共分肇造、封建制、大转型、汉晋体制、宋明体制、现代六卷。这里，作者基本沿用了前作《华夏治理秩序史》中提炼的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五种典型治理范式作为基本理论框架，即封建制、王权制、绝对皇权制（秦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进而将其融入更加具体、完整的历史叙事之中。

第一卷和第二卷，作者依托《尚书》、《诗经》、《左传》、《史记》等经史典籍，提炼出以礼乐协和、天道信仰、天下为公、多中心治理为中心的华夏治道内核，以及以君臣人身性契约关系为纽带，以具有习惯法性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礼制为规则的经典封建制图景。得益于中西比较视野下丰富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作者对封建、宗法、礼制做出了独辟蹊径的理论解析。如将通过“策名委质”之礼法形式而确立的人身性契约关系视为封建治理的基本结构性单元，将宗法制的精神实质理解为以契约性君臣关系代替自然血缘关系，将礼治之实质性质解读为第三方强制执行机制保障下的习惯法秩序等，均体现出社会科学方法观照下的理论睿见。

第三卷，进入春秋战国之大转型时代。礼崩乐坏，封建小共同体逐渐解体，如何重新组织从封建共同体中游离出来的个体，成为转型时代重建秩序的根本问题。作者指出，作为封建制基本治理单元的强势大夫所拥有的权力，与从封建秩序中释放出来的士庶人之智力、体力的一拍即合，构成了推动大转型洪流的根本动力。新兴王权所统摄的“四民平等”代替了封建壁垒笼罩下的等级自由，而转型时代的核心问题，正在于从封建单元中破茧而出的离散个体的重新组织。因应此时代问题而出现的第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战国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王权制国家及其极致状态――秦制。通过对国王主权、刑治、常备军、官僚制等制度关键词及其背后法、兵合一之思想内核的剖析，作者娴熟勾勒出秦制的内在逻辑：以物质主义为底色，以赏罚二柄为治术，以弱民抟国为手段，以扩张兼并为目的。与此相应的，是从封建旧墟中破壳而出的世俗化、物质主义、离散个体等种种现代性特质。

春秋战国大转型时代另一值得重彩书写的历史特征，在于士阶层的兴起。孔子删述六经，创立教育，其用意在于养成“修德取位”之平民士君子，以为未来组织社会、重建秩序之张本。士阶层之觉醒不仅体现于思想，亦见诸行动。通过对《论语》、《史记・孔子世家》等相关文献记载的比照解读，作者一反传统旧说，将“阳虎召孔子”理解为新兴士阶层政治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事件。而孔子眼中的阳虎，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乱臣贼子”，而是与之惺惺相惜的士人政治家代表，立论大胆而自成一说，令人耳目一新。

在第四卷中，作者着力探讨封建秩序解体之后确立的第一种稳固秩序结构，即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体制。战国王权制的逻辑在秦国被推演到极致，而其内在病理也随着秦统一带来的规模扩张而被急剧放大，直至难以为继。高度集中而非理性的绝对皇权，纯粹基于利害计算而摈弃道德理想的制度精神，消灭社会后政府独治所面临的治理成本压力，仅在始皇帝横扫六合的十余年后便压垮了看似坚不可摧的秦王朝。在汉初六七十年黄老之治休养生息的基础上，以武帝一朝之更化为标志，儒家与皇权共同构筑了适应大一统时代的皇权与儒家士大夫共治体制。作者将这一由儒家主导、为皇权接受的政治过程称为王朝“第二次立宪”，具体内容包括儒生进入政府、皇室政府分立、礼俗刑律共治、基层社会自治等。由此不仅奠定两汉四百年之基业，亦确立其后两千年中国之基本治理结构。

所谓“共治体制”，是作者借以理解、定义汉以后垂两千年之政体的核心概念。共治体制之精义，在于通过治理主体、治理精神与治理制度之改造，为大一统皇权政治注入积极的理性因素，其枢要则在一个能够规制皇权并沟通国家与社会的儒家士人群体之养成。汉晋以降至于隋唐，上述政治文化功能主要由门第士族所承载，从而形成以经学为灵魂、察举为纽带、士族为骨干的汉晋体制。

第五卷由两宋而步入近世。作者将唐宋之变视为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的又一重大转折。由于科举制的完善，两税法等新制度的冲击以及唐末战乱之荡涤，以门第士族为中心的汉晋体制瓦解，社会结构更趋平民化。由此，近世中国再次面临与春秋战国大转型时代相类似的问题：旧士族淡出历史舞台，一方面令皇权失去平衡机制而有独大趋势；另一方面，基层社会亦因失去领导中心而趋于平铺离散。由此，近世宋明体制之核心命意，即在一种更加扁平化的社会结构中规制更加凸显的皇权，并对世家大族消亡后再度陷入离散化的基层社会进行再组织。汉晋士族消亡后，上述社会政治功能主要由科举出身之平民士大夫填补。接续钱穆、余英时等前辈学人的运思路向，作者着力表彰宋明儒在创制立法、重建秩序方面的政治社会功能。通过对宰相―台谏两权制衡、经筵讲习、书院、祠堂等宋明新制的挖掘阐发，力图纠正传统历史叙事中宋明儒者精研心性而疏于经世的片面印象，揭示出近世中国文明再度兴盛的思想―制度根源。

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国史纲目》也终于走到末章。在第六卷中，作者着力彰显为以往革命史观所轻忽的以士大夫―绅士为主体的现代转型路径，借此平衡近现代史叙事中一浪高过一浪的激进主义迷思，建立一种中体西用而古今一脉、根植于华夏文明传统的现代转型叙事。其对现代中国激进化与保守化递相往复之思想脉络的勾勒，同样穿透历史而直指当代。

二、社会科学之“术”与国史再书写

综观全书，《国史纲目》之学术与思想创见主要体现于以下诸方面。

首先，作者从“精神―秩序”、“观念―制度”的二元互动视角理解中国历史演进之道。所谓“道成秩序”，不仅是一种叙事方式，更作为基本思想方法贯穿全书。不同于以往以西方历史演变之道裁量中国历史的主流通史体写法，以及时下流行的种种基于西方理论、概念而对中国历史的所谓“重新发现”，作者尝试从古典经籍之自身脉络出发，寻绎中国文明历史演进之内在逻辑，提炼出一套儒家义理统摄下的国史框架。无论是历史阶段的划分，还是核心概念之提炼，都清晰体现出一种依托中国文明之自身脉络来书写国史的理论自觉。在封建制下的古典自由与春秋以降不断扩展的平等趋势的彼此激荡中，勾勒出一条今古贯通、螺旋式上升的中国历史演进图景。

其次，借助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作者在历史叙事中展现出极强的理论概括功力。全书立论依据之史料皆为传世典籍，并不以文献之新颖稀见取胜，其所擅者乃在于透过为人所熟识的典章制度之表象，提炼出其背后新颖深刻的社会政治理论内涵，故而能见人之所未见，抉发华夏秩序建构之精义。如对以封建制为蓝本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提炼，对秦制内在逻辑及其病理之剖析，对黄老治道“以宽和行旧制”实质的研判等等，皆独具只眼，一针见血。又如将车战之战争形态与封建制下以大夫之家为基本单元的治理结构（包括经济形态、组织方式）乃至封建制的整体格局相勾连，尤其体现出社会学制度分析视野下见微知著的理论透视力。

再者，是书或可为通史书写树立起一种新典范意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本是传统史家所追求的至高境界，然而在现代学科体系的细密切割之下，通史写作早已被史家视为畏途。学术论文体裁规约之下的历史研究与学术写作，一方面固然趋于精致细密，然其负面效果则是使历史学日益沦为一种丧失鲜活感与价值担当的支离事业，既不复传统史学之价值担当，亦远离大众的阅读生活。近年来通俗历史读物的大行其道，正是对这一史学空白的市场弥补。然而通俗史学与生俱来的市场化、娱乐化特质，根本上难以保证其学术质量与思想品质。风行一时的历史戏说风潮，甚至于对当今中国社会业已泛滥的价值虚无主义推波助澜。相比之下，《国史纲目》怀抱对国史之温情与敬意，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而接续传统经史之学之经世精神，以深入浅出之文字与晓畅明晰之框架勾勒一种富于价值担当的国史叙事。既能在学术层面对碎片化、汉学化的史学书写形成一种有力刺激，吸引法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认真对待中国历史经验，真正扎根自身文明传统，实现理论方法之主体性构建。另一方面，就社会普及而言，亦能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历史阅读需求。此中所透露的传统史学载道精神之复苏，正与当下中国之文明复兴诉求气息相通。

三、批评与展望：重回经史传统

当然，缘于庞大的叙事规模与恢宏之理论雄心，全书大醇之下难免小疵。本文略提几点疑惑，以就教作者与方家。首先，得益于作者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储备，书中提出了诸多富于原创性的政治―历史概念，以此构成国史演进框架的骨干支撑，是为本书之一大亮点。不过，在若干关键概念内涵的刻画及其与史实的粘合上，仍有值得进一步探究之余地。这里仅举数例。

比如“第二次立宪”，乃是作者借以描述儒家驯化皇权、改造现实政治的一个关键概念，尤以董仲舒―汉武帝更化最为典型。作者指出，董仲舒指导汉武帝完成了“第二次立宪”，从而建立了相对健全而稳定的治理架构。③但若征诸史实，不难发现这一结论其实颇值得商榷。被作者归为黄老治术表现的盐铁官营、均输、告缗等制度，事实上乃皆大行于武帝更化的时间节点之后。而武帝本人之好大喜功，“内多欲而外施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