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14）：结语：村庄的政治与政治学中的村庄研究

在前面的十三章里，我以整个２０世纪一百年双村的权威与秩序变迁为基本视点，以影响这一变迁的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的交互作用为理论观照的三个维度，描述和分析了双村村治变迁的诸种面相，现在，应该是进行总结的时候了。在此，有三个基本问题是我所要回答和进一步讨论的：第一、２０世纪双村一百年以政治变迁为主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在这个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宏观变迁过程中，究竟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微观化态势与特征，或者说，以我在导论中所预设的决定双村村治变迁的三个基本逻辑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可以被理论化的互动结构，这种互动结构又是如何具体地形塑村治变迁形貌的。尽管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很可能会导致对历史本身的一种概化式的主观建构，但是，既然这是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避免的，而且它也仍然具有纯粹的解构所不可替代的优势，至少，人类仍然存在着对知识的普遍性、整体性与连续性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程本身的概括和预见的需要， 那么，这种工作就仍然是很有必要的。第二、我关于双村的微观叙事对于理解整体性的２０世纪中国乡村政治变迁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意义，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它能够帮助人们感悟到那些可以被称作是理论的启示吗？第三、以微观的村庄叙事作为我在自己的学术生命历程中的一次努力和尝试，我究竟对它寄予了一种什么样的期望，或者说我预期它可能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哪些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尽管这种预期可能只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想法，或者也可以称作是一种野心，但是我想，这对于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学人来说也都是很难避免的。

一、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三种逻辑的演进与互融

对于２０世纪双村政治的整体性把握而言，回溯一下第二――十三章所讨论过的基本问题和结论是十分必要的：

在第二章中，我首先探讨了双村权力与权威结构的原初形态。我注意到，双村作为一个移民村，所谓原初的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实际上是一个更为源远流长的大文化传统的置入。在这种置入和继之开始的权威与秩序的发生过程中，出现的是人们在许多研究中都能够看到的宗族与保甲的二元权力并存，前者是民间社区性权威的象征，后者是国家“编户齐民”的继续。但是，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社会转型中，两者都经历了一个嬗变与沦落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宗族权威以其传统伦理性的变异反映了宗族秩序在大变局中无所适从和无所依凭的迷茫；另一方面，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性权力下沉虽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远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成功，否则，２０世纪乡村革命的基础也就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被建构。保甲体制边缘性特征的极限化所导致的经纪体制难以为继，即使是在３０―４０年代地处国民党统治区中心地带的双村，也已经不是用赢利型和保护型经纪的二元分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取代所能够解释得了的，经纪体制处于不断的解构之中是一种更为准确的说明。正是在这两种权力整体性衰落的过程中，现代化对于双村的政治影响就不是新权威的建立，而是传统权威的瓦解，正是基于此，双村也仍然具有革命的潜在基础。

然而，具体到双村的历史，革命的形式和话语却又是外部置入的结果。在第三章中，我探讨了在５０年代初的宏观性革命剧变下双村权力秩序的重构，我发现这种重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话语改变精英评价标准的结果，边缘人物的中心化是这一时期村治精英产生的重要方式，而在一个具体的场域中潜在的精英转化为现实村治精英的过程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历史选择”，也取决于新兴公共人物是否能够很快掌握和运用新政治话语的权力技术。 但是，更为重要的变化在于，革命第一次将党政权力结构深置于村庄社会，并继之以行政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构建起前所未有的国家统摄村庄的大共同体社会。革命所导致的全能政治是理解这一时期双村秩序的基本概念，也是理解现代性和国家权力强力进入村庄，与村庄地方性知识发生遭遇的一个特别的路径。

在第四、五、六章中，我展开了对革命后国家权力对双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所实施的有计划变迁的全景式描述。我注意到，虽然这个过程不乏现代性的强力推动，而且也可以说它是现代性借助于国家实施对村庄社会改造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是，决定改造内容与形式的最为直接和表象的动力首先还是来自于新政治按照革命的理想和精神所展开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从总体上看，５０―７０年代的双村无疑深置于一种延续着革命精神与逻辑的后革命的氛围之中。在这种后革命的乡村变迁中，无论是国家对传统村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改造，还是作为现代性因素的现代教育与科技对村庄社会的进入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抑或是村庄公共生活从地方场域进入国家场域的过程，都无一不打上后革命的政治烙印，从而一方面使得双村社会的现代变迁与后革命的政治过程紧密交织，另一方面又使得整个这一过程充满着后革命状态与传统村庄地方性逻辑的巨大张力。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仍然看到，即使是在最具革命精神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变迁中，也仍然能够发现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存在。传统资源附着于各种现代的形式中影响着变迁本身，这种状况不仅实现了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换和延续，同时也为双村在结束后革命状态之后的权威与秩序重建准备了条件。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段的透视，有几个历史的悖论引人思考：一是５０年代生产关系的变革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引起小农社会历史逻辑的变化，倒是国家权力对经济与社会的重组对于重塑村庄秩序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二是现在被人们从价值上否弃的人民公社时期恰好也是各种现代性要素前所未有地大规模进入双村的时期，而这之后的“乡政村治”却又使这种现代性要素的进入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三是７０―８０年代农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科技而非土地经营方式的变化，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农村分析中所得出的这一结论在双村也得到了映证；四是最激进的革命文化恰好与传统相依相存。由此，我不禁想到，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解释模式都不免显得单薄和乏力。

改革在使中国社会脱离了诗化的革命政治之后，也使双村告别了革命的终极关怀，进入改革时代。通过第七、八章的描述和分析，人们看到，这一时期以世俗的经验智慧和乡土社会的常识来重建村庄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秩序是双村所面临的最主要任务，虽然这一过程负载着新时代的要求，并且为改革话语所引导，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基本趋势却是与一个远比革命时代更为久远的历史大传统的接轨，其神髓就是村庄的再造和村政的重建。但是，２０世纪末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双村村治模式，既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历史的回复，却也不是简单地用“制度创新”和“先行一步”的“无声革命”所能够完全读懂的。在２０世纪这段所余不多的时间里，变迁中的村治权威与秩序在历史和新世纪的楔合点上呈现出了一种过渡态和模糊性，此时，现代性、国家和村庄社会各自的需求仍然是决定尚未最终成形的、脱离了革命的新村治模式的三种基本力量，这也就为人们继续理解新世纪之初的双村村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视角。这段历史同样留给我这样几个问题：（１）建国后３０年大规模改造的制度性成果何以会在短短几十天的土地重新丈量中循入历史的浩淼烟波之中；（２）面对土地承包以后村庄重新回归历史的惯性，我们应该如何反思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以及同样作为一种权力结构的现代性的局限性；（３）公社以后时期的村治格局与现代性和村落传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既新又不新的村治格局中，作为一种历史遗产的经纪体制是否已经再一次凸显于国家和农民之间。这些问题也正是困扰着当前的村治研究，并引起争论的几个难点。

第九、十、十一这三章着重分析了“乡政村治”格局下双村村政的主要内容与实现形式。无疑，若按村政中的国家需求与社区需求进行定位，这一时期，仍然可以从行政与自治这两个层面条分缕析出村政中的政务与村务，但是我发现，在双村村政的运行过程中，所谓行政与自治的类分也只具有发生的而非过程的意义。一方面，村政的行政化、外力启动的村庄公益以及国家和现代性的普遍主义秩序无时不在显示国家的在场，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具有国家特征的行政性任务和现代性变迁，一旦被置诸于村庄之中，也不可能不受到村庄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并按照村庄特殊主义的逻辑运行。所以，我以为仍然只有置身于国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互通互融的具体场境之中，才能够透视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外诱型现代化以后的双村村政的基本特征。

在第十二章中，我所讨论的是在土地承包和“乡政村治”背景下，作为现代知识技术体系的教育、卫生和科技在双村呈现出的新的境况，以及民间信仰的重新活跃。人们已经看到，与家户经济这一特殊的小农经济和复兴的地方市场经济相适应，一度凭借政治管道强力输入的现代知识体系相对地剥离了政治，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变迁要素在双村寻找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教育、卫生和科技事业的民间化就是这一方式的具体形态特征。与此相伴随，在告别了高度革命化的泛政治时代以后，曾经处于极度隐伏状态的民间信仰又再度成为村庄地方性知识中十分活跃的元素，并形成了与现代知识的相融与共处。这一切都在表明，现代社会的转型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与现代性对村落传统的改造与消灭，地方性知识在以现代性和国家进入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过程中同样也会发挥自己独特的功效。

第十三章分析了宏观的中国社会告别泛政治化时代，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以后双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相对于５０―７０年代亢奋的革命化政治，这一时期双村政治文化的变化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社会分层从阶级化的一元政治分层重新回到以财富、权力和知识的惯常的三元分层标准；二是村庄社会时空氛围的去政治化趋势对村民基本生存状态的影响；三是在新村治格局和去政治化的时空场域中村民作为政治人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无政治”的意识、角色与行为。透过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我注意到在宏观的政治变迁下转型期乡土社会的地方特性对村落政治文化影响的重新抬升，“生活即政治”重新成为支配村民意识和行为的基本逻辑。而把这种变化放在整个２０世纪村落政治文化的变迁趋势中考察，我们又可以参悟到现代性与国家“大文化”和村落地方性“小文化”之间所呈现出来的互动态势，即由相对阻隔到前两者对后者的高度统合再到三者互渗的世纪变奏。

综观以上各章所展示出来的双村村治的基本形貌与变迁轨迹，我们看到，现代性、现代化中的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无疑是自始至终影响整个２０世纪双村村治历程的三个最为基本的因素，双村的村治历程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因素互动和演进的过程中形塑出具体时空场域中的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而２０世纪从革命的兴起到革命的克里斯玛再到革命的退潮这一革命的三重变奏则是决定以上三种逻辑互动形式与特征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成为我们理解２０世纪双村村治变迁的第四个楔入性要素。

国家的因素是连接和沟通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的中介。现代化中国家作用的基本特征，即由杜赞奇等人所归纳出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在基层乡村，这一过程具体化为体制性权力的下渗和国家对乡土社会的规划性变迁；现代性因素内含着现代性的物质、知识要素和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两个层面，后发外生型的中国现代化特征决定了现代性的物质、知识要素往往会以国家为搭载工具，而现代性的权利话语则会赋予现代国家行为以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合法性特征；村庄的地方性因素源远流长，它是前现代社会国家“大文化”与双村地方性知识的融合，在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上，它无疑是处于前者的一端。

三种因素，或者说影响双村村治历程的三个基本逻辑在历史进程中的交互演进，以２０世纪初现代化国家的体制性权力和话语对双村的进入与浸润为开端。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与国家实际上是互为表里，互为支持的。然而，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失范与政治无序化、精英与民众沟通机制断裂与上层精英的腐败与武化、下层社会的赤贫与边缘化这一总体性社会危机状态下，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任务实难完成，因此，无论是作为国家行政权力，还是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权力对村庄社会的进入与浸润都十分的有限，并且极不成功，以至于现代化对双村的影响既不是新政治结构及其权威的建立，也不是经济社会的转型，而只是传统权威的瓦解及相对于中心城市社会转型的边缘化过程，直到２０世纪中叶政治革命的成功，才给新国家在新的社会基础和理念上塑造现代村庄权威与秩序提供了历史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