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盛：从网络舆论析中国网民的民族悲情

在各种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与话语中，许多学者和观察家都经常提起“悲情”这个词。1特别是在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的关系时，民族悲情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干预变数。2008年3至4月，一些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歪曲报导和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在一些西方国家受到干扰，从而再次激起了中国民众广泛的反西方情绪，悲情影响再次体现出来。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却缺乏有份量的学术分析。很多人都在使用它，但却很少有人去界定它。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中，有一个类似的概念――怨恨（ressentiment）2。该概念也被引入到了民族主义研究之中，如格林费尔德（Liah Greenfeld）曾认为，愤慨政治，或怨恨驱动着民族主义。3许多学者也用这个词来解释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心态，实际上是将其作为“悲情”的同义词来使用。那么，“怨恨”与“悲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应该如何对待国民中间的悲情意识？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概念梳理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一．什么是民族悲情

悲情是一个仍然有待开发的概念。一方面，它被人们广泛使用于各种作品之中。根据中国知网的期刊全文数据库，笔者以“悲情”为题名对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等三类文章进行了检索，就发现共有相关文章524篇。4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已开始由日常生活进入学术领域，但其学理含义远未得到阐明。在上面的检索中，笔者发现多数文章都以社会报导与文学分析为主题，几乎都没有把“悲情”作为一个严谨学术概念来界定。通过对综合汉语词典的检索，也发现这是很少被收录的一个词，只有少数词典对它进行了解释，而且也相当简单。如《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1）作名词用，悲伤的情感；（2）作形容词用，令人产生悲伤情怀的。5《当代汉语新词词典》的解释则是：心情悲凉。6由此可见，许多人之所以广泛使用“悲情”一词，实质上也不过是把它作为“悲伤”、“悲愤”、“悲凉”的同义词或近义词来使用。7但是，当我们在民族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提到“悲情”时，其意义显然远非“悲伤”等概念所能包括，它应当包括更加广泛的内涵，需要进行专门的界定。

那么，这种悲情是不是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怨恨呢？所谓“怨恨”，是指“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它因无法或无力跨越比较产生的差异鸿沟，只能在隐忍中持续积蓄怨意，或心怀不甘、寻思报复或忍气吞声、自怨自艾。和仇恨、敌意或妒忌等情绪一样，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比较是它们的共同源头。”8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最早把怨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来研究，他在批判基督教时提出，基督教道德的根源是怨恨，而“无能”与“攀比”导致了怨恨心态。舍勒（Max Scheler）从尼采那里接过这一概念，并做了更加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的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并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9经过尼采、舍勒及其后继者的阐述与发挥，“怨恨”一词成为描述这样一种复合情绪的概念：一方面是憎恨，一方面是羡慕，两种情绪一起投射到同一个对象身上，就像一些学者对该词的翻译那样，是一种“羡憎交织”的情结。有学者进一步归纳出怨恨的三个基本特征：差异比较、隐忍和单向作用。差异比较是怨恨成型的第一步，为怨恨提供了基础性的动因；隐忍是怨恨最为显着的特征，在此过程中怨恨不断积聚或逐步弱化；单向作用即怨恨者很少自我埋怨，他大多会单向性地把对方当做唯一的对象，很少考虑资源分享或者价值宽容。10有学者则侧重于从怨恨的生成条件进行分析，认为平等是怨恨产生的前提，因为如果个体没有意识到与他者处于平等状态，他就不会将他者作为比较的对象；挫折则是怨恨心理产生的外部动因，与之相联系的是被剥夺感；归因则是怨恨心理产生的内部条件，因为如果人们将挫折归于内因，则会产生一种羞愧感，如果归于外因，并且认为是别人有意为之，就会产生怨恨。11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对怨恨进行了学理化的界定，从而使得我们对其进行运用、比较提供了可能。

与怨恨相比，对悲情的学理梳理远远不够。但是，由于大家对于使用这个概念的场景还是基本上有共识的，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对其进行初步界定并使之与怨恨进行比较。在中文语境中，悲情曾经或正在主要使用于两个场合：一是许多人经常用“悲情”一词来形容台湾本土居民的政治、社会感受与追求。台湾与中国大陆本为一体，主体民族也都是汉族。但由于一些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如过去被清廷割让给日本产生的被抛弃感、日本殖民统治导致与大陆长期分裂产生的隔离感、国民党政权入台后推行威权统治所产生的被压迫感，当然也包括两岸对峙过程中由于在国际空间竞争中失利于大陆所产生的被打压感，使得台湾民众也产生了一种悲情意识。“悲情”一词，不但见之于台湾政治人物的表述，也体现在相关的电影、文学甚至是音乐作品中，当然也是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学者笔下的研究与论述对象。概括来讲，台湾的悲情主要基于过去历史产生的孤离感以及命运未定、不可控的悲哀，是一种“无根之悲、无往之悲”。12“悲情”经常被使用的另外一个场合是在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中，民族悲情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民族悲情产生的根源是，中国曾是一个具有辉煌历史与强大国际地位的文明古国，却在近代遭受了以前难以想像的屈辱。这种历史记忆潜藏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成为影响他们看待西方世界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两种悲情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华民族悲情源于不同国家、民族甚至是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互动，而台湾人民的悲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产生的悲情。前一种民族悲情才是本文要重点考察的对象。当然，两种悲情在内涵、特征上具有诸多相似性、共通性，这也是为何都使用“悲情”一词的重要原因，也为我们把这两种悲情在内涵上综合起来以进一步与怨恨进行比较提供了基础。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主要分析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主要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的悲情，台湾悲情在这里仅是一个参考的分析因素。

毫无疑问，民族悲情与怨恨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之间最为关键的连接点是：都强调一种归因于他人的“恨”，而缺少内省意识，是一种敌意的对外投射。由于这种意识在两个概念中都至关重要，也就难怪许多学者干脆把两者等同使用了。特别是在英文语境中没有“悲情”的完全对应词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干脆就把英文中“ressentiment”翻译为“悲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还是不能在“怨恨”与“悲情”之间完全画等号，至少在悲情使用的中文语境里，悲情有不少“怨恨”概念所难以完全涵盖的内涵：

其一，悲情不但强调自我与他者的比较，还强调过去自我与现在自我的比较，从而产生不同于怨恨的“悲”意识。在怨恨中，差异比较发生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比较导致的心理落差由于缺乏内省的作用，完全投射到他者的身上从而形成一种对他者的憎恨。有学者注意到，那些从帝国统治或殖民统治中脱离出来的国家，最容易产生强烈的怨恨感，如中东欧、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的部分国家。13但在悲情之中，不但有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比较，还有过去自我与现在自我的差异比较。而正是后面一种比较，使主体产生今不如昔之感，从而使得“恨”中带“悲”，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正由于此，许多国家可能如上所述容易产生怨恨意识，但并非所有的民族或国家都会产生悲情意识。由于悲情强调过去自我与现在自我的比较，其产生前提也就免不了“历史与现实的共同作用”，即一个民族产生悲情意识需要具备以下两个交互作用条件：（1）拥有长期辉煌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2）最近受挫和屈辱的历史遭遇。正是前后遭遇的强烈反差，一个民族才有可能在思考和处理对外关系时产生独特的悲情意识。有的民族有辉煌但少屈辱，例如美利坚民族，虽然建国历史不长，但多幸运而少灾难，自诩为上帝选民，因此不可能有悲情意识。有的民族有屈辱但少辉煌，如许多非洲国家，他们虽在近代遭受西方侵略，但由于开发较晚，没有对于早期民族的辉煌记忆，因此也难产生悲情意识。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民族原来的文化愈发达、实力愈强大，或是受的挫折与屈辱愈深，以后产生悲情的可能性就愈大，悲情的程度也愈大。可以说，民族悲情的根源在于自豪与屈辱之间这种冲突与张力，只有重归强大才能消除这种张力，才能从根本上消减和治愈民族悲情。

其二，怨恨所强调的“羡憎交织”在民族悲情中没有得到完全验证。要指出民族悲情中的“恨”不难，但要论证其中的“羡”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有人可能会指出，一些年轻人昨天还在街上示威反对美国，今天就跑到美国使馆去申请留学签证，这可以证明民族悲情也以“羡憎交织”为特征。笔者相信会有这种情况的存在，虽然尚没有见过这方面的确切统计。但即使如此，申请到美国去并不意味着一定出于羡慕的目的。羡慕出于一种喜爱，是一种“我也要像他那样”的心理冲动。很多人去美国确实是喜欢其发展模式，出于一种羡慕的目的，但也有去美国者纯粹出于学习其先进的技术与物质发展成果，主要取决于一种功用性态度，谈不上对其整体发展模式与文化的倾慕。事实上，一些中国人在学习美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完全可能对其文化持蔑视的态度。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刊载的一篇文章甚至指出，愈西化的中国人反而愈不喜欢西方，与那些从没有到过西方的人相比，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反而更加强硬。14与此相反的是，在近些年来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强调本土性、强化传统文化的人在呈上升趋势，对本国的认同与接受程度进一步增强了。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7月22日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分别有86%和82%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经济状况感到满意，这组百分比位居皮尤调查的20多个国家之首，大幅领先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另外还有77%的受访者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总的来说喜欢中国”，显得有些盲目乐观，因为同一份调查资料表明：在23个国家中仅仅有7个国家的多数民众对中国持乐观态度。15由此观之，我们可以承认可能有部分中国人确实存在“羡憎交织”心理，但认为整个中华民族悲情中也有这种带着“羡慕”的心理则不免失之严谨，至少与近些年来中国民族主义中间涌现出来的事实是不尽相符的。

其三，悲情并不具有隐忍的特征。隐忍是怨恨的重要特征，如尼采就认为，怀有羡憎情结的人很懂得沉默、牢记和等待时机，懂得暂且自轻自贱。16舍勒也提出，怨恨所具有的敌意是隐忍未发的。17但是，作为一种集体情绪的悲情，其表达往往是公开的甚至极端的，并不隐讳地通过语言和行为表达出来。例如，在人们经常可见的中国网民的悲情话语中，不时可见对西方的不满甚至谩骂，全然没有隐忍的色彩。公开化并不意味着悲情时时都会公开表达出来，而是指它并不拒绝公开表达，如果有相关敏感事件的触发的话。当然，这种情绪平时一般处于潜伏状态，直到被触发才会形成一股看起来很突然爆发的情绪。但是，这种平时的潜伏并不等于隐忍。隐忍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它更类似于中国成语中的“卧薪尝胆”，主要基于一种理性的算计。而悲情在潜伏时并非是有意的，只不过是因为缺乏触发因素而已，而且一旦爆发就往往形成一种情绪对抗。隐忍是“隐而不发”，而悲情在表现中则是“不触不发”，两者在形态上类似，即都有一个从平静到爆发的过程，但在本质上却不同，前者是一种主体的有意识、可控制行为，而后者则受制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另外，悲情还有一个与隐忍不同的地方，即它不会像尼采所说的那样“自轻自贱”，反而会强调其反面：自豪与排他，甚至是执着地美化自己、贬化他人，不承认或不正视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这种有时过于盲目的自豪感源于悲情产生的复杂历史背景，即它往往是一种优势文化遭到挫折后产生的意识，当其再次遇到外来刺激时，出于反制或是抵消对方的心理需要，辉煌历史会从记忆中涌现出来，形成更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与此相应的对对方的排斥感（这一点也再次说明了悲情中缺少“羡慕”这一情绪）。

除了与怨恨的不同之处，民族悲情还有两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征。一是悲情导致的团结意识。由于悲情的激发往往是敏感事件，实际上是挫折事件所引起的，这种挫折很容易让人想起历史上经历过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