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德海：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民主的成本

内容提要：成本是经济学的概念，人类的经济活动要讲成本。但经济学的成本原则不能无原则地扩展和推广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政治活动的首要原则是正义，人类社会为了追求进步，有时不但不能讲成本，甚至还要不惜一切代价。经济学的成本是可以选择的，而民主的成本却无法选择，民主博弈的结果往往不可预见。民主的进程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减少民主进程中的阵痛和动荡，不是用民主的成本遏制人们的民主参与，而是要正视民主成本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广泛促进人民自由而平等的参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如正义、自由、法治与和谐，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产生。

关 键 词：民主/原则/成本/正义

近年来，理论界有不少学者热衷于谈民主的成本。从经济学的成本角度来思考民主似乎是个不错的视角。力求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民主，不失为推进民主的一种途径。但由于“成本”概念的模糊性，①民主成本研究的逻辑指向及其结果往往具有一定的消极性，甚至有遏制民主的倾向。有些学者认为，当代世界不少国家搞了几十年的民主，社会始终动荡不安，就是贸然推进民主的结果，为此，要反对激进的、无序的民主方式。②相信这个观点会被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同。但这样来理解民主的成本并不合理，也违背我们党坚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张。本文试就此做一些探讨。

一、民主成本论的内在矛盾

在一个民主已经成为人类不可抗拒之潮流的时代，没有人会公然反对民主。如果有一条大道能够和平地、有序地实现民主，是最好不过的事。但由于民主转型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调整，尤其是传统利益群体面临特权等的改变甚至取消，转型的过程往往是不平静的。故即使是激进的、无序的民主也是有原因的，不能一概以成本过高为由加以反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序吗?辛亥革命有序吗?法国大革命甚至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但仍不失为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革命。有学者提出，决定民主成本高低的因素有四个：专制制度的强弱、生产力的水平、公民的文化素质和民主意识、公民民主参与的人数及其频率。因此，在发展民主的时候，兼顾到成本的考量，就必须谨慎，不要贸然。但从民主政治的发展看，把这四个因素作为民主的成本，并由此判断要不要搞民主，显然是不合适的。按照这个说法，专制制度强，民主成本高，就不适宜搞民主。而专制统治为了反对民主，必然加大强力，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还有民主?其实，专制的强弱只能表明民主进程的难易，专制强会阻碍民主的实现，但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无论维护专制的一方还是争取民主的一方都不会考虑民主的成本。同样，生产力的强弱、公民的文化素质和民主意识等也与民主的成本没有关系。生产力不发达未必没有民主，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过民主，今天的非洲国家生产力大都不发达，但在52个非洲国家中，29个已经为民主国家，占非洲国家的55.8%。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早在苏区时期就搞过民主。此外，公民参与多、频率高，民主的成本就高，也是不成立的。现代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参与，总不能因为民主参与多、频率高，就减弱或剥夺公民的参与权吧。

这里的矛盾在于：常识告诉我们，民主是有成本的，但如果从成本的常识来对待民主，就会不利于民主的发展。这一倾向在涉及民主成本研究的目的时特别明显。有学者认为，研究民主成本是因为“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探讨，更不是一种轻率的情绪表达，而应该是一个如何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实践问题”③。但作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何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民主本身就是民主的实践过程，它来源于民主的共识和民主的实践。与此相似的观点认为，“政治体制转型中要特别注意民主成本的控制问题，民主成本的投入在遵循渐进的总原则前提下，还要遵循‘先易后难’、‘先低后高’的具体原则”④。但这些原则的遵循，难道不需要遵循民主的原则吗?如果出于成本的考虑，由一部分人来设计先易后难的民主，谁能保证这种设计是民主的?人类历史上的民主，难道是少数人凭空设计出来的吗?

有学者还提出，“研究民主的成本问题，就是为了研究如何通过改进和创新民主技术来有效控制民主成本，研究如何提高民主绩效的问题”；“民主价值的学术研究热闹非凡，而对以民主成本、民主技术等为基本内容的民主实践问题的学术探讨则是冷冷清清”。⑤这显然为民主建设开错了药方。事实上，对于民主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提高社会管理绩效的问题，主要不是民主成本太大的问题，而是社会管理的不民主及其带来的大量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由其造成的腐败和人民主人翁精神的缺失。同样，把中国民主法治研究中的大量问题都归结于“民主价值的实践研究”，而把民主成本理解为是民主的技术问题，也是不合理的。比如，我国学界近年讨论比较热烈的选举制度、舆论监督、民主立法问题等等，都是民主的技术问题，怎么能说中国的学界不讨论民主的技术问题?而民主的成本恰恰不是一种技术问题。虽然国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到民主的成本，但更多的恰恰是强调民主的价值，因为这些成本是民主必然付出的。

类似的观点甚至把不民主造成的社会问题也当成不计民主成本的后果。“在一些地方的民主实践中，不从实际需求和效益出发，不计民主成本，甚至挥霍浪费有限的民主资源。有些基层在民主实践中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暗箱操作、贿选拉票；有些地方在搞群众性评议评选政风行风活动中，挥霍公款搞虚假投票等。这些玩弄民主、亵渎民意的做法，不仅造成民主成本的巨大浪费，而且严重销蚀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资源。”⑥在这些学者看来，当代不少国家的经济落后，是贸然搞民主的结果，贸然搞民主导致缺乏效率，并引发了社会动荡。故“经营及维系民主所涉及的成本是昂贵的。虽然人们大致仍然愿意继续付出，但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到了必须严肃检讨这些成本的时刻了”⑦。比如，海地在19世纪就建立了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非洲29个民族国家，尤其是转型后的利比亚等国家，可以说实现了西方民主转型，但却并未实现最大社会效益、社会正义和稳定。这似乎在告诫人们：中国人想搞民主，能够承受民主的昂贵成本吗?其实，这些国家的问题恰恰是社会不民主造成的。比如权贵势力不愿意放弃特权，加剧了民主的难度；人们长期形成的胜王败寇的丛林习惯，面对社会冲突的化解缺乏平等、宽容的民主精神；等等。这些都会对社会的稳定和效率以及民主进程带来负面影响。而化解这些民主的缺陷，不是倒退到专制社会，容忍孤家寡人的独裁统治，而是进一步推进民主、完善民主，通过民主实现社会的法治化、文明化和有序化。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通过民主成本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强调民主成本是告诫正在追求民主的人们，要有民主成本的承受力。“成本是生产一种产品所需的费用，法律是一种‘公共产品’，当然也需成本。作为人大代表履行代表职务，提出议案、建议、意见，肯定也得付出成本。”⑧“政治的运作是需要成本的。但是在政治实践中，一些人通常认为民主政治的运作成本要高于专制政治的运作成本，其实这是一大误解。在民主体制下，根据规则，任何政治竞争都不影响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反之，在非民主政治条件下，尽管产生国家领导人不需要花费或花费不多，但是任何一次政权更替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种种确定的或不确定的变故，社会都要为此而付出非常大的代价。”⑨还有学者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要得到好东西，不付出代价可能是不行的。眼下，正在走向现代民主的中国社会也正在为此而付出代价”；“对于民主社会人民普选所付出的一点点社会成本，我们如果还要对之挑三拣四，嫌贵怕麻烦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接受那个更加高昂的专制下，民众难以负担的天文数字般的那个社会成本了”。⑩国外也有学者提到了类似的观点：“民主制不仅有其好处，而且有其成本：它的好处与它的成本是一体的，只看到前者而忽视后者会导致严重的错误。”(11)也就是说，民主越发展，成本也就越大。民主越高级，成本就越大。这个观点，联合国的相关报告也明确提出了：“民主选举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为选举投入的资金及其使用方式。尤其是在刚刚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选举是一个非常耗费资源的过程。”(12)

不难发现，民主成本论研究的两个方向是矛盾的。前一种观点因为民主有成本，主张不能贸然搞民主；而后一种观点却主张不管有多大成本，都必须坚持搞民主。这种矛盾，即使在主张民主成本论的学者中同样存在。如有的学者一方面认为，“为了推翻专制制度，无数仁人志士英勇奋斗，甚至献出了生命，这一成本是任何金钱都不能计算的”，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必须选择时机，如果不注重时机，一味地强调发展民主，这样，不但民主不能发展，而且还会丧失经济发展的机会，承担昂贵的机会成本，当今一些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就有这样的情况”。(13)也就是说，推翻专制统治可以不计成本，而发展民主要注意成本，前后逻辑矛盾。

逻辑思维的矛盾真实地反映了民主成本研究中的思想缺陷。民主确实有成本，但从成本来考虑要不要搞民主却是不恰当的，甚至是不合理的。从人类走向民主的历程看，民主成本研究中得出的“不要贸然搞民主”的结论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当有些学者写下民主要讲成本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千千万万为了民主自由不惜抛头洒血的英烈?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中，有些东西包括民主是不能讲成本的，正是一代代人这种不计成本的追求，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并创造出人类独有的政治文明。

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任何事情都有成本。但从逻辑上说，“民主有成本”这句话却推不出不计成本、贸然搞民主的结论。如当代民主国家的大选，成本惊人。美国1996年的总统选举花费近4亿8000万美元，2000年花费近6亿5000万美元，2004年则超过10亿，即使一个参议员当选也需要竞选费用450万美元。2015年4月，希拉里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大选，其单方的竞选经费已经超过10亿美元。又比如15年前号称“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为打造“梦幻律师团”就花费高达3360万美元，而维持“梦幻律师团”的正常运行的全部开销，至少在600万美元上下。(14)民主的成本如此之大，大多数民主法治国家也都有相似的特点，为什么不考虑成本?原因就在于正义是民主政治的首要价值。

诚然，不搞民主，政治和司法的某些成本可以归结为零。专制统治之下只需君王点个头，国家的重大事务就搞定了；司法也不要讲什么程序，只要把人关起来就行。但这样的社会根本没正义和人性可言。这就涉及社会运行的不同原则。成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办事要讲效益和成本，是经济理论的要求和原则。不讲成本的经济学，肯定是失败的经济学。但经济学的成本原则却不能无原则地扩展和推广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由于不同社会领域追求的社会目标不同，其原则也不相同。“正像科学家追求真理一样，法律工作者应当追求正义。”(15)这是强调科学和法律有不同的原则。“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6)这是强调思想领域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原则。为什么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因为思想如果没有真实性，它就不能客观地揭示人类和自然的规律，这样的思想就没有社会价值。而正义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因为社会生活的文明与和谐离不开公平正义。一部人类社会的进步史，就是正义的追求史，从古希腊罗马人开始追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到近代的“自然法高于人定法”，再到现代社会的民主、宪法法治和“重叠共识”，无不体现了正义的进步。

正义是民主政治的首要价值，就是强调民主要以正义为宗旨。民主的管理固然有一个成本的问题，但当民主价值和成本发生冲突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