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反省

政治哲学通常被视作对于公共目的、信念的理性判断和估价。简单地说，也就是每一历史时期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判断。我们有理由假定，从人类有能力反思自己的社会生活那一天起，什么是优良的社会生活以及如何实现这样的生活便成了人们共同关心的主题，这也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共同思考的问题；人们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便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便会拥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

在东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发端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与源自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思想是最重要的两种思想传统，而构成这两种思想传统核心的恰恰是政治哲学。可是，每当谈起政治哲学，人们大多是从古希腊说起，而很少谈到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甚至还有相当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是否有政治哲学心存疑问。那么，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政治哲学？如果有的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征与功能是什么？在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可以视为支持我们社会进步的思想资源？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一、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政治哲学？以往，每当人们谈起政治哲学的时候，总是从古希腊哲学说起，而很少提到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时至今日，也仍然有相当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哲学。其实，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难，只不过需要我们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即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就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从来没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如果承认中国古代有哲学的话，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说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哲学。

关于哲学，人们大多认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按照这一理解，哲学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无非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本原的意义上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我们的意识决定了存在，还是存在决定了我们的意识。当然，关于哲学的这种理解渊源有自，但就东西方哲学史的实际来说，从来不曾有过仅仅为了说明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哲学，从思想家开始进行哲学问题的讨论那一刻起，优良的社会生活便是他们核心的主观追求。

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类在本质上是关注普遍的必然性的动物，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只有与普遍的必然性相符合的生活才是合理的。特别是在本体论哲学流行的历史时代，思想家大多以为，这种普遍必然性便是决定着世界所以为此世界的终极原因，于是，古代思想家对于世界本原的追问便与人们的道德诉求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全部的社会生活所以必须遵循某种原则，就是因为，这种原则在我们看来是绝对的，这也是历史上东西方思想家总是要试图理解和把握普遍的必然性的原因。

事实上，古往今来的人们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都不肯在盲目的状态中生活，都希望拥有“正当的”（right)或“对的”社会生活，而正当的社会生活又总是在终极的意义上合理的生活。在希腊，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便意识到，世界所以为这样的世界，万物所以为此万物，有它的终极原因，而作为事物的终极原因的东西，便是一切事物为之而存在的目的，它决定着事物的本质，“使事物美好的原因也是存在物的本原”。① 于是，“何为本体”便成为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所以，古代思想家对于“终极原因”的追问，始终有着深刻的政治的和伦理的意义，即使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或其他某一种物质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其主观目的也仍然是要说明什么是优良的社会生活。

就在希腊哲学家追问终极原因和普遍法则的时候，中国思想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以及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道”、“道义”的概念，他们认识到，只有符合“道”或者“道义”的社会生活才是正当的，“天下有道”才是人们应该拥有的社会生活。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两家对于“道”的认识和理解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把“道”理解为社会生活必须遵循的法则。诚如汉人司马谈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如何使现实的社会生活变得正当，是思想家的共同关注。

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伦理学，它所关注的是始终是政治的道德层面，同时，政治哲学也是关于政治的形而上学。思想家所能做的，不过是通过逻辑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从而说明，什么样的政治在道德的意义上是好的政治，什么样的政治是不好的政治。只有在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人们对于政治生活所做的任何其他层面的判断才有意义。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方式所决定，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有着自身的某些特点。

首先，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支点。

与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哲学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传统儒家始终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在天地万物之中，“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ƒ这与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几乎有着相同的意义。除去道家学派中的庄学这一特例，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天地万物所以有意义，都在于人本身的存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部理解，都是从对人的认识开始的。

每一时代的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判断，依赖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因为，只有认识到了人是什么，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在由人组成的社会里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精确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出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也就做出了各不相同的设计。思孟学派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因而，把优良的社会生活寄希望于人的道德自觉，由圣王明君“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荀子以及战国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于是，他们强调礼法规范对于人的社会行为的约束作用，他们所理解的政治是以规范与强制为基本特征的礼治和法治。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即“人”被理解为一个类的概念，试图把现实生活中的人身上所附着的各种身份符号剥离出去，进而说明本原意义的人是什么。这种思想倾向至迟在战国思想家那里巳经表达得十分清楚，“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④把人作为一个抽象的类概念，表明那个历史时代的思想家对于人的理解已经不再停留于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而是要在超越人的现实的基础上获得一个“人”的概念。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人性的判断，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假定，在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善恶是不可验证也无须验证的。毫无疑问，古代思想家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也不并不符合人的实际，但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假定，才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提供了可靠的逻辑支点，没有了这一支点，思想家便将无法说明，什么样的政治才是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政治，才是在道德的意义上好的政治。

其次，道义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

社会政治生活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运行，统治者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与希腊哲学家探求“正义”的努力相似，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提出了“道义”的概念，确实地说，这两个概念几乎有着完全相同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运作的根本法则，也是品分政治善恶的评价标准。尽管不同的思想流派对于社会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拒绝用政治本身来说明政治。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天下有道”、 “天下无道”的讨论，到两宋思想家有关道义与富强的论辩，贯穿于这一漫长的思想过程的是思想家的道德努力，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道义问题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但归根结底，思想家的核心关注则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道义原则的关注，体现了思想家追求至善的道德情怀。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至善与道义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⑤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认识中，“至善”是一种道德境界，因此，思想家总是极尽自己的想象对于完美无缺的社会做出自己的构想。只不过，由于认知意向和思想方式的差异，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也不尽相同。在先秦两汉儒家那里，至善至美的社会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尧舜时代或者三代之治，而先秦道家所认识到的理想社会则是“小国寡民”或“无何有之乡”，而两宋时期的理学家则把这种社会理解为符合天理的社会。虽然历代思想家对于道义原则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大多数思想家那里，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道义原则具有绝对的优先性。

再次，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关注。

如何约束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如何保证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不被滥用，是全部政治哲学的最终依归。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公共权力”的概念，所以，思想家对于权力的理解主要体现在有关君道、臣道等问题的讨论中。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君主是最高的社会等级，也是终极权力的所有者，所以，权力被正当使用的关键，在根本上决定于一个社会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君主。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不像西方思想家那样更多地关注制度安排，而是更多地关注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战国思想家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⑥古代思想家一方面说君主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君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⑦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君主道德品质提出极高的要求，也同样由寄予厚望的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来执掌政治权力，这是古往今来思想家的共同愿望。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不能不说，时至今日，也仍然是每一个社会面对的主题。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说，把权力交给恶棍要比交给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更加可靠。

传统儒家一方面要求君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隐约意识到，仅凭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并不可靠，于是，思想家也寻求着某种足以约束君主权力的力量。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君主的道德品质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他们一直幻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够成为一种可靠的实践模式，幻想道德约束能够成为现实生活中有效的约束力量，却从来没有认识到权力制衡才是防范权力被滥用的最有效机制。

作为权力问题的另一方面，便是思想家有关统治者应该如何对待民众的思考。由于中国古代没有经历过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制度,所以，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民众从来没有被看作是权力的主体，而是被视为政治统治的对象。不过，古代思想家也清楚地认识到，民众的安乐与否，是政治秩序能否稳固、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除去先秦法家以及两汉以后极少数的思想家，大多数思想家都十分强调民众的重要性，比如，战国思想家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⑧孟子则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⑨用现代的价值尺度衡量，上述认识都不足为道，但在那个历史时代，其理论价值却是显而易见的。

民心向背是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而改善民生则被设计为权力的目的。两汉以后，历代思想家曾经围绕许多论题展开过论辩，如王道与霸道、道义与事功、分封与郡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