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曜：金融危机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

赵曜，1932年4月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曾任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现任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工作。著有《赵曜自选集》等；主编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教程》等；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复兴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等数篇论文。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这“两个必然”激励着全世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一生。新形势下，习近平同志又提出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如何把握当今世界的总趋势，从而坚定信念？为何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直接后果是资本主义陷入衰落、社会主义走向复兴？……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赵曜教授。

1.西方正经历严重的制度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至今仍未见结束。这次危机与以往的经济危机有何不同？

赵曜：这次危机与以往的经济危机相比，有这样一些显著的特点：一是规模大。这次危机不是一国性的，也不是区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由美国闯的这场祸，很快波及世界，各国都跟着遭殃。首当其冲的是欧盟各国，其次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难逃拖累。二是范围广。不只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而且还有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是一种全面性的危机。三是时间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从危机到萧条、复苏到高涨，又从高涨到危机。从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大体上每隔8至10年就要循环一次。处于危机的时间，一般也就是两三年。但这次危机至今已6个年头尚未结束，周期性已变成长期性。四是打击重。每一次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都是一次打击，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次危机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经济大衰退，对资本主义的打击十分沉重。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估算，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等国倒退了12年以上。

总的来说，这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导向下的系统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对这种系统性的制度危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调节，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由这次金融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又爆发经济危机，继而引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持续显现。为什么会导致这种连锁反应？对于这场有史以来罕见的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您能否给我们详释一下？

赵曜：先看金融危机。2008年9月，以美国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公司破产倒闭为标志，由次贷危机引发全美金融危机，一大批金融机构和银行倒闭，股市纷纷暴跌，美国陷入“财政悬崖”。接着又发生欧债危机，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负债累累，急需“输血”和救助。由虚拟经济传导到实体经济，继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实体经济的三大支柱――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建筑业均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企业大量破产，经济急剧下滑，陷于一片混乱和萧条，随即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源于社会动荡，主要表现：一是高失业率。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据欧盟委员会2012年提供的数据，欧盟28个成员国2011年平均失业率为9.8%，青年失业率高达22.2%，其中希腊为58%，西班牙为53.8%。欧盟国家共有500多万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只好去非洲打工。二是掀起罢工浪潮。沉寂已久的工人运动再次在欧洲各国兴起。示威游行、大罢工甚至全国大罢工此起彼伏，从未间断。2011年11月，英国就发生了200万群众走上街头的“世纪大罢工”。连续数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导致这些国家的民众不信任政府，出现政治危机。比利时、冰岛、葡萄牙、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政府首脑纷纷下台和换人。而在这些危机表象的背后，是更加严重的信任危机。这次危机使广大群众对新自由主义和在它导向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已不再信任，资本主义正陷入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2.西方世界重新发现马克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金融危机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哪些显著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出现了哪些变化？在困境中，人们是否看到了某些显现的光亮？

赵曜：是的，西方资本主义在危机中苦苦挣扎了6年，确实让人们在困境中看到了显现的光亮，这突出表现为三个“热”：一是出现了“马克思热”。在这次危机中，西方许多人士都在思考危机的根源和出路。他们从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中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于是就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著作。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曾把马克思“扫地出门”，但经历这次危机后，西方又“重新发现了马克思”，“马克思又回来了”，“在金融危机和接下来的经济萧条中，马克思幽灵从坟墓中复活”。

这次的“马克思热”与以往不同的是，更多的是青年热衷于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德国《新德意志报》发文指出：“有那么多的思想家，为什么要对马克思感兴趣，是因为他的著作。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热潮。其原因也许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作模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符合现实的。”在这个背景下，《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成为畅销书，《资本论》的销量是1990年的100倍。在德国，许多大学通过学习小组、讨论会的形式组织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第二个“热”呢？

赵曜：二是“占领热”。这次危机期间出现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占领运动。201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群众走上街头，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高呼“控制华尔街”、“起诉华尔街”、“大富翁，你们的末日到了”等口号，接着示威活动向美国各地蔓延，“占领芝加哥”、“占领旧金山”、“占领西雅图”等行动一个接着一个，并迅速蔓延到1000多个大中小城市，波及几百所大学，矛头直接对准金融寡头和高管阶层，其实质是99%对1%，反对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制度，击中美国要害。“占领”运动参与人数之多、占领城市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美国社会运动中是空前和罕见的。“占领”运动在全球产生巨大反响，蔓延到八十几个国家和900多个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三个“热”应该与中国有关吧？

赵曜：你说对了，三是“中国热”。危机到来，世界各国经济普遍低迷，唯独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枝独秀，引发了世界范围的“中国热”。热点有两个。其一是中国道路。许多国家学界、政界的有识之士都提出，应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其二是中华文化。现在世界各国普遍希望同中国建立联系和加强交往，学习中国经验，从中国发展中受益，为此就必须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从2004年开始，我国探索在海外设立以学习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为宗旨的“孔子学院”。10年来，孔子学院建设快速发展，截至2014年9月底，全球123个国家和地区已建立了465所孔子学院和713个孔子课堂。它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连接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合作的桥梁。上述三个“热”，说明西方国家广大群众已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抱希望，期盼和寻找没有危机的更好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制度反思和新觉醒。

3.国际形势深度变革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许多问题难以预测，但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大趋势还是可以判断和把握的。您如何理解当前国际格局演变的主流趋势？

赵曜：当前国际形势以大动荡、大变革、大调整为特点，这个趋势仍在继续。首先是大动荡。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有恃无恐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改造和控制世界，世界变得更不安宁。此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以及右翼军国主义势力，都在威胁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随着美国战略重点的转移，先后出现了3个地区热点。一是中东欧。1949年成立的北约军事集团，在华约解体后，已无存在必要。但是，北约不但未解散，反而有所加强，不断东扩，其成员国从16个发展为28个，扩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挤压了俄的战略空间，俄已无路可退。这是先后发生格鲁吉亚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的根本原因。目前，北约和欧盟大战略的中心内容，就是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使之融入西方。二是中东。包括西亚和北非，这里是盛产石油的地区，也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纽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美国要主宰世界，首先必须控制中东。美国通过“阿拉伯之春”，推翻了几个不听话、不顺眼的家族专制统治政权，完成了“民主改造”。但是，由于水土不服，没有一个国家“改造”得好。尤为可悲的是，由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竟是美国“喂肥养大”的，这真是“搬石砸脚”。三是亚太。自从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以后，表明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已由欧洲、中东到亚洲。其目的就是在最有潜力、最富活力的亚洲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铁心围堵、遏制中国的崛起。由于美国实力下降，人力、财力有限，就同欲重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安倍政府联手遏制中国。此外，还利用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军事盟国菲律宾在南海不断制造事端，把一个平静的亚洲搅得一团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您说的大变革表现在哪些方面？

赵曜：大变革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是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世界兴起了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技术以其巨大的渗透力和辐射力，使一些传统产业得到根本改造，并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产业群，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信息技术很快运用到军事领域，现代战争就是信息化战争，有实力的国家都在进行新军事变革，保护信息安全，甚至建立太空部队。其二是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三次变化。第一次是战后形成的美苏对峙的双极结构；第二次是苏东剧变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世界的单极结构；第三次是这次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逐步向多极结构过渡，世界秩序的中心从美欧逐渐向亚洲转移。其三是发展进程中出现新的大分化。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4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大分化即力量重组。大分化，在冷战时期，主要是东西问题，即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两大营垒的对峙。在冷战后，主要是南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前者要通过发展缩小南北差距，坚持以平等的地位，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后者要维护既得利益和保持优势，维持甚至扩大南北差距，继续主导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旧秩序。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内部都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大分化下面还有中、小分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再说说大调整。为什么会大调整？

赵曜：大分化要求大调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进行战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