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周旺 申剑敏：建造民主：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计划为什么面临失败？

自上世纪70年代葡萄牙“尉官运动”以来，截止苏东剧变，共有33个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转型，这场民主化浪潮被塞缪尔・亨廷顿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本文将“第三波”的时段拉长到现在，试图提供更多的相关案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倚重政治精英和寡头集团的政治力量以最短时间迅速推行民主化计划的做法，抢尽了风头，成为这一阶段民主化的显著特点。我们把这种自上而下有计划推行民主化的政治转型模式称为“建造民主”（building democracy）。十分遗憾的是，“建造民主”并未被当作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一种“类型”或“模式”来认真对待。在现有文献中，“建造民主”更多地被当作一种哗众取宠、夺人眼球的修辞，而不是一个别有深意的专门术语来使用。本文要指出的是，“建造民主”一词并非毫无意义，相反，将“建造民主”笼统地与其他民主化过程混为一谈是一个严重的理论失误。

一、“建造民主”：修辞还是理论？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仔细区分，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民主化模式。第一种民主化模式是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指称的“准民主体制”（pseudo-democracies）的转型。所谓“准民主”，是指该国存在合法的反对党，也有竞争性选举，只是由于执政党过于强大，反对党根本无力与之竞争政权，以至于一党长期垄断执政地位，从而形成实质性的威权统治。在准民主体制中，议会民主、开放政党、竞争性选举等自由民主的外壳一应俱全，因此其民主化转型较温和，反对派在大选中一举获胜，便可宣告终结一党的政治垄断。如墨西哥长期由革命制度党把持政权，1988年执政党仅以微弱优势勉强赢得总统选举，至2000年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党组成的“变革联盟”赢得总统选举，终结了革命制度党长达60年的威权统治。我们把这种民主化模式称为“开发模式”，意指通过充分开发一国长期业已存在的民主化资源而实现民主化转型的模式。

另一种民主化模式在第一、二波民主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只是没有在第三波中那么夺目。我们称之为“建造民主”。我们用这个术语专门指在那些原来不存在合法反对派的国家，政治精英（反对派领袖或威权当局）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推进国家的民主化。“建造”隐喻从无到有的工程。民主的建筑师们先有一份民主化的蓝图，然后有计划地堆砖砌瓦，修建一座民主大厦。民主化的巨大工程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在很多时候，民主大厦根本来不及好好地打地基，而是由工程师们灌注水泥来建成，因而“建造民主”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外部移植、精英主导的烙印。前苏东国家和一些军人独裁政权的民主化转型都带有浓厚的“建造民主”色彩，转型过程常常伴随国家崩溃、政权倒台和社会混乱。

作为第三波民主化理论的始作俑者，塞缪尔・亨廷顿不可避免地提出了类似于“建造民主”的模式，他所说的民主化中的“置换”（replacement）方式就十分接近“建造民主”：

在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太弱，或根本不存在。政府中占主流的是保守派，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政权上的变革。因此，反对派力量增加，而政府力量削弱，直到政府崩溃，或被推翻，这样才会实现民主化。以前的反对派掌权之后，冲突常常随着新政府内部各群体就他们应该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发生争执而进入新的阶段。[1]

马克・奥尔金（Mark Orkin）是较早使用“建造民主”一词的学者，不过是在错误的意义上使用的。奥尔金的研究对象是南非，但他所忽略的是，如果南非民主化的条件在于市民社会的成熟，那么南非的民主化与“建造民主”模式就是不相干的。?[2]无独有偶，库珀鲁斯（Tracy Kuperus）比较了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民主化，同样强调市民社会在“建造民主”中的作用，当然也陷入了同样的理论失误。?[3]使“建造民主”一词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约翰・皮勒（John Peeler）。他研究拉丁美洲民主化转型的著作《在拉丁美洲建造民主》（Building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n）冠以“建造民主”的标题，旨在强调拉丁美洲民主化过程的“艰巨性”，因为这个地区具有非民主体制的几乎所有政治弊端[4]但是，皮勒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拉丁美洲在民主化过程中长期存在合法的反对派，因而是戴蒙德所说的“准民主国家”，而非真正意义的从无到有的过程。

总之，在对“建造民主”所进行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中，这个术语的使用较为随意，迄今没有哪位政治学者将“建造民主”当作一种民主化类型来认真对待，而是把它当作一种“修辞”。塞缪尔・瓦伦苏拉（Sameul Valenzuela）在批评皮勒的著作时就认为，该书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拥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标题。[5]但是，如果“建造民主”真的只是一种修辞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哪一个术语来描述那些企图在一夜之间通过“政治休克疗法”实现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呢？还有什么比“建造民主”更适合描述这一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计划呢？

对“建造民主”理论贡献最大者首推哈瑞・艾肯斯坦（Harry Eckstein）。冷战终结之后，那些原来研究苏东国家体制的学者也纷纷“转型”，主动融入到民主化理论的主潮之中，对前苏东体制转型的研究也得以与其他比较政治学理论进行严肃对话。艾肯斯坦与前苏东体制研究者合著的《民主可以在后苏联的俄罗斯扎根吗？》（Can Democracy Take Root in Post-Soviet Russia？）就是“建造民主”的代表作。如何让民主在一个威权主义的社会体制中扎根，正是“建造民主”的核心内容。艾肯斯坦等人认为，一个好的、稳定的民主体制，一定是经过漫长的、持续的渐进变革进程建立起来的，“就恍如是自发内生的一样”。[6]成功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追求民主化的“速度”恰恰是“建造民主”的大忌。在艾肯斯坦看来，民主的大厦要建立在牢固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尽管他一再回避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必要条件在分析上的“优先性”，但是他始终坚持政治文化因素在“建造民主”的研究中确实具有一种独立于其他分析变量的独特价值。

“建造民主”倒可以借鉴民主化转型研究提出的“民主的巩固”理论。对于“民主的巩固”，亨廷顿给出了一个标准：反对党第二次合法上台。亨廷顿指出：“（政权）第二次易手可以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一个社会中两个主要的政治领袖集团充分忠于民主，而且愿意在选举失败之后交出职位和权力。其次，精英和公众都在民主的体制内运作；当出了差错以后，你可以改变统治者，而不是改变政权。”[7]这符合亨廷顿一直坚持的“文化决定论”，即民主的巩固取决于是否形成了一种认同民主规则、轮流执政的政治文化。林茨（J.Linz）与斯蒂潘（A.Stepan）所提供的标准更为人们津津乐道：

所谓巩固，就是民主在社会、制度甚至心理生活中，以及在利弊的权衡中，都成为一种惯例并且内在化。[8

林茨与斯蒂潘强调的是转型中的政体是否为民主化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一个国家根本不具有民主化的条件而在一夜之间建造了民主，民主化的后果可能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政治的危机。不过，与“民主的巩固”所讨论的“民主化的挫败”不同，“建造民主”最根本的弊端并非民主化的彻底失败，而是“建造民主”既使民主化计划严重受挫，又始终维持着其政体稳定，从而给民主化蒙上污点。它的失败不在于挫败民主，而是污损民主。

二、一蹴而就的民主化

罗马城不是一夜建成的。但是，怀抱“建造民主”之宏愿的政治家们却往往热衷于在一夜之间筑就民主大厦。原有政体中与民主体制格格不入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均被民主计划所忽略，更有甚者，企图通过政治强制的手段将之抹平。或许这正是“建造民主”诸多症候的根源。

首先，“建造民主”通常是由某些强势的政治领袖或政治集团来发动的。这些政治人物要么是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的反对派领袖，要么是长期执掌政权的权威当局的独裁领袖。反对派领袖通常都要具备克里斯玛人物的超凡魅力，以便对其追随者进行动员，他们拥有长期的斗争经验，却缺乏真正的执政经验。亨廷顿这样来形容民主化转型中魅力领袖的产生：“当威权政权垮台时，尽快做好准备，填补由此而产生的权威真空。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可以是：把一个受欢迎的、有魅力的并倾向于民主的领袖推到前台；迅速组织选举，以便为新政府提供民众的合法性；通过获得跨国势力的支持来树立国际合法性。”[9]这样的政治领袖一旦上台执政，就会使民主政治演化为由魅力领袖主导的民粹政治；他们会过度依赖自身的超凡魅力，从而在建立制度化政治方面犹豫不决，认为后者将有损自己的威权；他们过度依赖民粹的力量，将民主当作一种意识形态霸权而不是真正的理性化制度来运用。

比如，由叶利钦主导的俄罗斯民主化过程就充满了政治精英的个人化色彩，“建造民主”仿佛就是在“重建威权主义”。在前苏东国家，俄罗斯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那些脱胎于前苏东体制的新兴“民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威权依赖症”，其中有4位前独联体国家总统在宣布独立之后一直连任至今，1位总统连任15年后在任内去世，捷克和罗马尼亚颠覆原来体制后的第一任总统都经历了3个任期。

在另一种情况下，较开明的权威当局独裁领袖会主动开放党禁，从而开启民主化大门，这就容易形成当权者与反对派之间的“魅力化竞争”。执政者倾向于实施简单多数决定，以此分化反对派的力量，从而渔翁得利。但是在下一个竞选年度，政权一般都旁落到反对派手中。另一方面，威权领袖落选之后，极有可能会面对“转型正义”[10]，被上台的反对派送上审判席，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就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些因素将严重阻碍威权当局的决心

其次，“建造民主”通常发生在国家治理危机的时刻，克服危机成为民主派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但这也蕴藏了某种危险。“建造民主”的危机转型通常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国家崩溃后重建。原来的国家政权被外部力量摧毁，国外势力支持流亡反对派建立新政权。美国逮捕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出兵格林纳达，皆属这种情况。第三波民主化之后的伊拉克、阿富汗，也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将原来的统治集团赶跑之后，通过扶植流亡的反对派来“建造”所谓民主体制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定律。但是这种强加给当地人民的民主制度，由于傀儡政权的声名狼藉，很难真正承担起重建国家的任务。国家崩溃后，在“建造民主”之前首先要“建造国家”，将分散化的暴力重新集中到国家机器手中，这不仅是民主化的第一步，而且是充满艰险和不确定性的一步。被扶植的反对派通常更倾向于先“建造”民主而不是国家，这使国家机器根本无力去支撑民主化的过程。

第二种情况是经济危机导致威权政府倒台，给了民主派大好机会。当国家面临经济衰退的时候，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来解决危机便成为一种共识。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的关系，普沃斯基（A.Przeworski）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的经典论断就是：“没有理由相信经济发展一定带来民主。”[11]普沃斯基认为，民主在穷国容易倾覆；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持已经建立的民主；民主之所以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是由于民主在发达的国家更容易存活。[12]正如鲍什（C.Boix）等所指出的那样，普沃斯基的真正贡献不在于人均收入多少美元会导致转型或者倒退，而在于指出经济发展对于建立民主和维持民主的意义是不一样的。[13]普沃斯基的这一理论侧重于经济的“发展”，哈格德（A.Haggard）和考夫曼（R.Kauffman）的危机转型理论则力图解释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指出威权政体特别依赖经济发展来维持稳定，经济危机则引致威权体制的退出。然而，哈格德与考夫曼也同时指出，经济危机给民主化带来契机，也是民主化转型面临的挑战：“不达到稳定的增长，就会给民主的巩固造成灾难性后果。”[14]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非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