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文华：西方卡特尔政党理论研究述评

自从理查德・卡茨(Richard S.Katz)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提出卡特尔政党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对西方政党出现的这一新现象进行持久而热烈的讨论，并以各国政党为案例进行了讨论，推进了卡特尔政党理论的发展。本文从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提出、发展和批评三个方面梳理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评析。

一、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提出

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提出经过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德裔美籍学者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最早提出政党卡特尔联盟的概念。卡茨和梅尔在对政党发展新趋势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出卡特尔政党理论。

(一)基希海默尔和阿伦・利吉法特较早关注到西方政党之间的合谋

基希海默尔在分析20世纪50年代西方政党功能转换时，发现政党存在三类政治合谋。

第一类是政党之间形成卡特尔联盟。这种卡特尔联盟试图稳定它们在政府的权力地位。二战结束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分享了国内80%以上的选票。两大政党开始瓜分所有内阁职位，在议会立法上合作。①第二类是国家与政党的卡特尔联盟。政党脱离它们社会基础，与国家合并在一起。传统三权分离消失。②政党与国家的广泛合谋，以及政党与社会联系的中断，表明权力从议会向政党转移。③第三类是政党、国家和利益集团三方势力的卡特尔联盟。政党试图通过它们的相关利益集团而不是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寻求选民的忠诚。政党的普通群众遭到忽视。政党日益脱离公民社会。④

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吉法特(Arend Lijphart)也较早发现：长期以来就具有伙伴关系传统的荷兰社会就存在着卡特尔民主。社会精英在20世纪70年代努力在政党体制上“去卡特尔化”。他认为政党之间的合作也不是一种新现象。伙伴民主实际上类似政党卡特尔联盟。⑤

基希海默尔和利吉法特对政党卡特尔联盟的分析框架，为后来的学者分析政党的变化提供了新思路。

(二)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在政党研究中提出卡特尔政党理论

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卡茨对西欧政党发展新趋势进行了研究。他发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普通党员对领导人的重要性大大下降。电视已经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和党内精英与大众沟通的主要渠道。政党集会、政党的游说、政党的报刊被电视屏幕所取代。国家对政党的资助使政党从资金上与它们的党员相隔离。这些新变化改变了政党的角色，从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变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⑥

卡茨还专门讨论了普通党员对政党的成本与收益。他指出党员对政党的最大的收益是他们是本党的忠诚选民。当政党选举受挫时，党员构成本党选民的重要储备。党员对政党的另一个收益是政党资源的来源。党员为本党交党费，为党拉选票。不过，即使党员有价值，也不是没有成本。政党除需承担招募的物质成本、组织费用外，党员还会给政党施加其他成本，如向本党提出政策需求和个人需求，寻求政党的帮助，限制政党领导的行动自由等。在欧洲，党员对政党和公民同样失去了影响力，政党的党员人数大大下降，政党不再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渠道，相反成为国家的一部分。⑦

卡茨和梅尔进一步收集西欧主要政党在1960-1990年区间的党员人数和党员人数占本国选民中的比重(以下简称党员人数比重)的数据。他们发现党员人数总体增长的国家有西德、比利时、瑞典、挪威和意大利。党员人数下降的国家有芬兰、荷兰、奥地利、丹麦、英国。党员人数增长最快的两国――西德和比利时却拥有最低的党员人数比重。党员人数绝对数下降的英国，其党员人数比重也是最低的。

他们认为在过去30年，西欧各国的选民人数大幅度地增长，从而使政党可发展的党员池上涨。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选举到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次选举期间，人口结构的变化和选举年龄的降低，导致西欧各国的选民总数增加了30%。在选民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党员人数稳定不变或略有增加，实际上掩盖了党员人数相对下降的趋势。因此，党员人数比重变化更能反映一国党员人数变化的真相。从党员比重来看，在10个西欧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党员人数比重呈下降趋势，只有比利时和西德的党员人数比重例外。党员人数总体上跟不上选民规模显著增长的步伐。各国的党员人数比重平均下降了4.1%。西德的党员人数比重小幅上升了1.7%，比利时的党员人数比重也小幅上升了1.4%。丹麦更是在此期间大幅度下降了14.6%。⑧卡茨和梅尔对西欧10个国家政党的党员人数的考察，所得出的政党党员人数总体上下降的结论为提出卡特尔政党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党员人数以及党员人数比重的下降也成为卡特尔政党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在研究政党党员人数变化的同时，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政党组织内部也发生了变化：政党内的执政组织已经超越普通党员组织和官僚组织，成为政党最高权力的组织。政党内有三种重要的组成部分：普通党员的组织、执政组织、官僚机构组织。普通党员组织具有规模的特点，它依靠党代会的力量作为最终政策的决策机构。党的执政组织植根于拥有公职党员的组织，它的力量体现在官员拥有者(包括议员)主导议会内外的支持组织。官僚组织的党员主要是政党的职业官员。⑨

卡茨和梅尔认为政党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体制。党内三种力量为争取自己的相对重要地位而进行斗争，不过，不同组织之间也会建立跨越界线的联盟。不同的个人之间，尤其是高层领导人之间存在着联系。党内执政组织极力降低普通党员组织的权力，来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

梅尔进一步指出政党日益强调与国家的联系，日益靠近国家，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脱离公民社会。政党不再保持自己的党报、广播电台体系，依靠独立报纸和国家控制的广播电视网络。大多数国家为政党总部提供了国家补贴。在奥地利和丹麦，国家为政党总部提供的国家资助已经与政党从其他渠道所能获得的资金总和大致相等。在芬兰、挪威和瑞典，政党所收到的国家补贴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党从其他途经获得的资金总和。政党生活也日益受国家的管制。但是，无论是国家管制、政党法还是政党补贴其实都是政党在议会中作出的。⑩

卡茨和梅尔为此总结出西方政党逐渐脱离公民社会，融入国家之中，国家成为政党资源的源泉。通过这些资源，政党不但能确保自己的生存，而且提高了其抵制新政党挑战的能力。国家现在成为制度化的支持组织，支持体制内的政党，反对体制外的政党。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中间人不再存在，政党融入国家之中，政党现在已经成为准国家机构。由此，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卡特尔政党。政党和国家相互参透，政党之间合谋组成卡特尔联盟。(11)

随着卡特尔政党的出现，竞争再次受到约束和管理，政党之间的竞争减弱。卡特尔政党的资金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补贴。它的竞选几乎全是资本密集型的专家活动。

他们也指出，卡特尔政党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也会给自己带来挑战。首先，卡特尔政党之间的有限竞争也会使新出现的反对党受益。它们在卡特尔政党的合作协议的保护下，获得生存机会。其次，一些追求进入这个体制的新政党，尤其是追求新中间阶层的新党对体制内的政党形成挑战。最后，那些有着一定群众基础的绿党和一些极端右翼政党也会对卡特尔政党的提出挑战。

卡茨和梅尔对卡特尔政党的形成及其特征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使卡特尔政党理论成为西方政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引起众多的学者参与讨论。

二、卡特尔政党理论的发展

卡茨和梅尔提出卡特尔政党，西方各国的学者对这一理论能否适应本国，进行了检验和考察，进一步发展了卡特尔政党理论。

(一)麦克勒沃、扬等对加拿大卡特尔党的讨论

加拿大学者希瑟・麦克勒沃(Heather Maclvor)认为卡特尔政党的提出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党研究方向。在此之前，西方国家的政党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党与其社会基础的关系，很少关注政党内部结构与国家的关系。

她对加拿大政党是否形成卡特尔政党进行了考察。她发现，从表面上看卡特尔政党理论不能应用于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没有像奥地利、瑞典那样具有政党合作的历史传统。但是，加拿大仍存在有利于卡特尔政党发展的因素，如国家对政党的资助等。卡特尔政党是否存在必须考察以下情况：政党存在合谋，排挤和阻碍新党的行为；体制内政党分享国家补贴；免除领导人有效责任。

麦克勒沃发现加拿大的三个老资格党：进步保守党、自由党、新民主党存在合谋行为。它们控制了众议院，并运用自己的权力，使《加拿大选举法》和《加拿大选举开支法》有利于自己，排挤小党和新党。与此同时，它们还分享国家补贴。因此，众议院中的三个政党确实具有卡特尔政党的某些特征。但是，它们实行更加开放地选举领导人，并不免除其责任的做法，并不是卡特尔政党所具有的特点。因此，卡特尔政党并不完全适用于加拿大政党。(12)

加拿大学者莉萨・扬(Lisa Young)认为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意义在于：该理论揭示政党依赖国家补贴的趋势，对政党组织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该理论对大众对现存政党的日益不满提供了可信的解释；该理论发现政党卡特尔联盟带来政党之间竞争性下降，也使政党与国家之间更加融合；政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卡特尔政党理论揭示了国家补贴损害了政党的竞争力。(13)

扬认为需要重新评估卡特尔政党理论对加拿大政党的适应性，重新考察国家补贴的规模与形式，以及加拿大政党竞争下降的证据。她认为加拿大政党确实形成卡特尔联盟，至少在1993年以前，这种做法排斥了新党。然而，加拿大国家补贴的规模和机制并没有使政党依赖国家。在1979-1988年选举期间，加拿大政府给三个政党：自由党、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国家补贴占三个政党总开支的平均比重为37%，未能达到50%，并呈下降趋势。由此，扬认为国家补贴并未构成加拿大政党的主要资金来源。扬的分析表明卡特尔政党理论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到加拿大国家补贴的特殊性，从而不能很好地适应英裔美洲人的政治体制。(14)

2004年，加拿大正式实施修改的《加拿大选举法》，对政党的收入来源作了修改，使加拿大政党主要从依赖个人、企业、工会的捐款转变为依赖国家资助，辅之以个人捐款。2005年，莉萨・扬、安东尼・塞耶斯(Anthony Sayers)等再次对加拿大政党是否符合卡特尔政党进行研究，着重分析新形势下政党的竞争性和政党与公民社会联系的强弱，探讨国家资助对加拿大政党的影响。

扬和塞耶斯等指出加拿大政党资金的管理体制主要是通过限制大选期间的开支降低政党和候选人对资金的需求，同时通过了捐款税收扣除的制度，允许给政党和候选人捐款的个人获得补偿：捐款的75%作为税金扣除，旨在帮助政党通过个人小额捐款筹集资金。2003年，自由党政府修改加拿大选举法。自由党的立法活动没有向议会中的其他政党咨询。没有证据表明在立法之前，政党之间存在合谋行为。

因此，加拿大政党得到国家补贴的情况，跟2004年以前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4年前，政党选举年收入的1/3来自国家补贴。2004年后，魁北克集团和绿党几乎全部由国家资助。其他政党收入的4/5来自国家补贴。新民主党较少依赖公共财政，但是，其收入的3/5来自国家资助。

扬和塞耶斯等通过加拿大的经验发现，新体制当然会加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财政实力，同时，也会加强小党的财政状况。由于加拿大绿党能通过资助准入门槛，也会使它更具竞争力。这表明国家资助对一些小党具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