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东：从中国到英美：也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郝志东，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半年来，几波民族主义浪潮裹挟世界，引发思想界的不同反应。民族主义在英美和中国的勃兴有何不同之处？

在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无疑是社会变动最具能量的因素之一。这一点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当代社会来说，中东的战争自不待言，就是最近半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英美的民族主义大潮，一波接着一波向人们袭来，就足以让人们感到它的巨大能量。

半年来的几波民族主义浪潮

举例来说，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以后，一时间上至退役少将张召忠，下至出租车司机，一片喊打的声音。“百度”一下“张召忠谈南海”，你会发现不少“该出手就出手”、“我们学一招后，你就死定了”（指美国军舰）、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等火药味颇浓的字眼。在一篇题为“南海之后又妄想东海仲裁，日本三十六计玩得溜，中国如何一招制敌”的文章中，张召忠主张“我们在军事上要有大量的动作，要做好打仗的准备”，要“让世界知道，谁才是东海和南海真正的主人”。

网上也曾疯传这样的爱国诗：“韩货日货肯德基, 丰田本田苹果七。国难当头不能买, 买了助敌打南海。只要人民都不用, 日美韩菲就得穷！就算不能上前线,在家也能作贡献！”另外一些人则采取了实际行动，跑到肯德基或麦当劳等美式快餐店，拉起横幅、高呼口号，要人们抵制“美食”，说吃美国的肯德基就是“丢老祖宗的脸”，就是在“赞助美国人”制造炮弹打中国，就是汉奸。张召忠也号召人们不要去菲律宾旅游（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号召人们不要去美国以及日本旅游）。这个劲头颇似2012年西安打砸日系车、重伤并致残一车主事件。最近中菲关系又好了起来，张召忠是否又要号召人们去菲律宾旅游？这些人把国际关系看作是小孩子打架一样，只逞口舌之快，而不考虑前因后果。

这种针对美日的战争喧嚣，最近又蔓延到了台海两岸。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在10月24召开的由台湾研究会主办的两岸关系研讨会上指出，目前两岸和平的“机会不断流失、互疑不断加深、风险不断叠加”，“对立、对抗或许会成为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常态”。那么如何对抗呢？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中将10月21日在环球网上发表文章，称“《反分裂国家法》明确的武力统一台湾的条件之一――‘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正在显现。因此，中国军队要在台海军事地理环境下，进入武装夺取台湾的针对性战备训练阶段”，比如，要准备多少个什么样的“编组作战集团”、研究如何将炮火覆盖“台岛新竹、桃园甚至台北”。总之，“我军任务部队的每一名官兵都要认识到，解放台湾是受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是统一中国的革命英雄主义壮举，必将在中国历史上像郑成功、施琅一样留下传世英名”。其实早在2016年初，王洪光就和另一位将军罗援就提出来要让台湾人民体验一下什么叫“地动山摇”与“水深火热”。真是辛辛苦苦40年，一下回到改革开放前――“解放台湾”可是文革前与文革中的口号。

看来，除了解放军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之外，普通老百姓也要做好抵制台货、将台湾人从大陆赶出去的准备。台湾女艺人陈艾琳，两年前在社交网站写“我是台湾人，台湾是我的国家”，遭到大陆网民的抵制，最近被大陆导演陈菱思开除出自己的电影《女友贩卖机》剧组。导演并为此事向所有网民道歉，检讨说应该在拍摄前查清楚演员的政治立场。这让人想到了台湾大选时的周子瑜事件，以及台湾男艺人戴立忍因被举报有台独情绪被大陆剧组换角的事件。

那么由于香港也有人在搞独立运动，是不是也要抵制港货，将相关商人赶出大陆，或者用什么其他办法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呢？当然，颜色已经有了，也看到了。澳门已经拒绝了有台独色彩的台湾学者入境，也拒绝了香港不少有支持民主运动的相关学者入境。如此看来，两岸四地是不是要剑拔弩张，刀枪相见了呢？

民族主义的能量是很大的，创造性是很强的，只要“政治正确”，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干的。

当然，民族主义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有。英国于2016年6月举行公投决定脱欧，是为了自己更大程度上的独立与自主，是英国民族主义的表现。美国国会于2001年通过的反恐法案别名干脆就是“爱国者法案”。目前美国的总统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打民族主义的大旗。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所谓“让美国再强大起来”的口号，就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政府以及移民、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的美国民族主义诉求。这和中国的“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台湾民族主义、港独等等是异曲同工的。

那么，学界对这一波一波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反应如何？我们应该作何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和英美民族主义的勃兴有没有相同与不同之处？这些民族主义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应该奉行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这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对这一股股民族主义思潮的反应

首先，有不少人是支持这些民族主义思潮的。比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周永明。他在一篇关于“西方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三种套路”的文章中（见2016年8月5日雅理读书网），尽管没有直接为上述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观点与行为辩护，但还是假借批判西方人的观点，间接地作了辩护。他说，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分为三类，即愚氓、傀儡、病人。我说是假借，因为他口中的西方人，是所谓“西方学者和媒体”，但是这有点匪夷所思。因为第一，西方学者或者媒体是不会用这样的字眼的，就是他在文中唯一点名批判的林培瑞也没有用这些词。第二，其实西方并没有那么多人会那么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以至于要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起个什么名字。正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说，中国人关注和了解西方的事情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关注和了解中国的事情。

所以说，周教授是假借西方人，来批判中国人中批判这些民族主义的人。的确，他的口吻也是对着这些中国人来的。比如，他认为这些民族主义者不应该被称作“爱国贼”（见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在美国叫爱国主义，在中国就叫民族主义”，2016年7月27日，观察者网），而“爱国贼”是一些反对这种民族主义的中国人给这些民族主义者起的名字。相反，他认为这些民族主义者，比如军事论坛上的民族主义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是“知情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民族主义者=愚氓的时代早已过去”，“中国热血的爱国青年”并不是“一群没有独立思考，没有自主性，任凭政府操纵的木偶或傀儡”，他们“没有那么好忽悠”，反而是“美国政府伙同媒体忽悠美国乃至世界人们的能力”要远远超过任何人。同时，把“施暴者变成正常人，受害者变成变态人”是“混帐逻辑”！他认为“对历史的记忆与反省，对当下的自立与自信，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规划，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力既丰富又强劲又正常”。周教授认为“自诩心智正常的西方学者绅士......的判断实属错误又多余”。他认为把这些“爱国者”称作“爱国贼”是对“爱国者这一概念的超出想象”的“影射和亵渎”。他感到“惊诧莫名”！

周教授的这种观点，也间接地反映在哈佛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许吉如在北京卫视演讲时所表达出来的爱国叙事中（也见她7月发表于FT中文网的文章《哈佛女孩的‘爱国演讲’：你所不知的台前幕后”》）。正如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李江的文章《哈佛女孩与她的爱国叙事》中所言，许吉如将国家拟人化了，在她的口中和笔下，“国家是一位慈祥的母亲或父亲，赐予了儿女们稳定安康的生活”。

但是，李江说，在这里，人们看不到“公民直面国家、社会、社区存在的问题，并致力于改善家园”。人们看到的是“一番宏大的道德宣言，一碗精致的心灵鸡汤”，“对身边的不义”则“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而对千里之外的‘敌人’张牙舞爪义愤填膺”。

的确，这也正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所关注的问题（见《为什么精英联合、中下层分裂》，搜狐文化网，2016年8月3日）。刘认为“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把民族国家的利益视为最高价值”，而不问“民族或国家利益与个体公民的利益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独立于个体公民利益的民族利益？”如果国家利益是公民利益的总和，那么人们应该问公民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公民的福祉，比如自由、民主、公平、公正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得到保障。那些以爱国的名义、以狂热的举动来宣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爱国。这就涉及到一个到底什么是民族主义，什么是爱国主义的问题。这正是我们在下面要论述的。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重要性与盲目性

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目前的民族主义思潮，没有人会否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重要性与积极的一面。的确，在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中国革命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两个主义也都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民族主义的积极的一面，是它正面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在受到他者的威胁时，民族主义会凝聚该民族成员的向心力，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民族主义可以为弱小的文化群体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见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p. 153-60)。人们可以利用民族主义进行政治动员，维护自己群内的团结，保护自己的文化。在自然灾害面前，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也可以让大家更好地团结互助，转危为安。

不过这种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有时侯确实是盲目的，这是它负面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它在不同的民族或者国家之间竖起了一道墙，阻碍了它们之间的联系，